03
“阅读是一种克服。”
开头提到的曼古埃尔的《阅读史》，说到因为印刷术的出现产生了一些错觉。比如说，一部书稿可以成批，可以成千上万即出来，它们的装帧设计都一模一样，所以会在读者那里引起错觉，以为他们读的是同一本书。但事实上，曼古埃尔说，他们读的不是同一本书。假如我们同时拿起同一个版本的《杜甫诗选》，能说你读的《杜甫诗选》，跟我读的是同一本书吗？道理其实很浅显，因为“一千个人眼中有千个哈姆雷特”。
萨特说过，书要是不被人阅读，它就只是涂在白纸上的黑色污迹，而一旦被阅读就一定和特定读者建立与他人不同的关系。所以，诗人西川在他的《深浅》这本书里有这样两句话：
一个熟读《论语》的人把另一个熟读《论语》的人驳得体无完肤；杜甫得到太多的赞誉，所以另一个杜甫肯定一无所获。
就是在《论语》里看到的东西，或者引申出来的道理，不同的时候不同的人可能差别很大，甚至南辕北辙。
我们经常讲，写作是一种“克服”，其实阅读也是一种对自我的挑战，克服趣味跟阅读习惯的局限。有一些不好的或有缺陷的习惯，是当事人不太能够意识到的。
前几年我跟北大中文系的一些老师去埃及旅行，在尼罗河坐游船看风景的时候，我觉得没有多大意思，就拿出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来读。一个过去的学生、现在是中文系的老师看到我在看这样的书。她大声喊起来：“老师,你也太夸张了吧？！”因为别尔嘉耶夫是俄国学者、思想家，他这本书是很严肃的学术著作。我猜，这个学生认为旅游就是放松身心，我却读这样的书，而且还是在公众活动的轮船甲板上，真是故作高深、装模作样，装作无时无刻都在思考高深问题、很有学问的样子。
这件事提醒我来检讨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读书、兴趣的偏狭。以前我没有意识到这是个不好的习惯，自以为时时刻刻都要读“有用”的书、“有价值”的书。对比起谢冕老师来，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他的兴趣、读书范围比我广阔得多。
当然，他也读学术书、史料、诗集、评论，但也读历史掌故、各地风物志。他会拿着圆明园的平面图去遗址实地勘察，也收集各大菜系的菜谱，既品尝精美食物，也对路边摊的羊杂碎汤津津有味。这就是健康的、“正常人”的生活和兴致，而这是我所欠缺的境界一一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阅读。
所以，在大部分机场的书，你们不会有看到深奥学术书，也不会有小说。大部分是帝王系列、康熙王朝什么的，或者是如何炒股、做生意发大财、怎样经营管理等，而不会出现《俄罗斯思想》或马克思的《资本论》。
04
“对不同的观点保持一种平和的态度；专业和非专业的书籍，有时不用分得那么清楚。”
然后，我要谈的是有关专业阅读的问题。
我这一辈子都是在学校教书、做“学问”，从1961年大学毕业后这几十年都做着这件事，经历非常单调、贫乏。高中、大学阶段，读书的选择还比较随意，后来大部分都是从“功利”出发，从教学、研究课题出发来选择书籍，目的性非常强。要研究哪个作家，就读他的作品，有关他的资料；研究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潮，也尽可能收集相关资料，灰尘扑鼻地翻阅旧书刊杂志。当代的有些作品，读起来真是没有味道，五六十年代许多文章、资料，相当枯燥，绕来绕去的文风。可是不管你是否喜欢，为了教学，不读不行，硬着头皮也要读。其实写那些文章的学者、批评家，不是才情不够，他们是没有办法。即如，现在我们读它们也是没有办法，做学问就意味着有许多时候要硬着头皮。
这是一种“职业式”的读书，你从事这个职业，吃这碗饭，就必须这样做。北大中文系的李零老师在他的《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前言中说，“学者的命就是替人读书，因而常常无法享受阅读的愉快。如果他受毕生之苦，甘之若饴，非要别人和他一起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而不是替人分劳省力，那是不仁之至也”。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属于这种“不仁之至”系列，这个问题想起来太苦，不想了。不过，退休之后确实有一种“解放”的感觉，能够选择自己比较喜欢的书和文章来读。
专业，或者职业阅读的问题，我有两点建议。
一个是会在不同的书里看到不同的观点，会有很大不同，甚至相反对的主张。如果他的观点不是那么令人气愤，比如说反人类，为法西斯什么的张目，那么，在通常情况下对不同的观点可以保持一种比较平和的态度。
我们不一定总要在书里寻找成功者和失败者；更值得寻找的可能是成功者和失败者之间的一种状态，也就是不要把事情想得太极端。
即使有些观点看起来不是很能站得住脚，也可以想想这样的观点是在怎样的情境下出现的，可能给我们什么参照，在观察问题的方式上是否能提供某种启示。
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是最近中国文学界的大喜事，几十年来，这个奖对中国文学界是个“心病”。好了，现在终于有中国作家得奖了，按理这个“心病”应该治愈了。可实际不是样,还是有许多人不高兴，或者说他不够格，或者说至少有十位中国作家可以得这个奖。对于中国社会政治、世态人心，莫言有许多表达，多是存在于他的作品之中，我们还是要把重点放在他的作品上。
莫言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时讲了许多故事。最后一个故事是许多年前他爷爷讲给他的。说是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有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他就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抛草帽，其中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意，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莫言说，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这让我想起日本学者近藤直子、加藤三由纪她们的一些活。她们谈到韩少功《爸爸爸》的丙崽，说“人类是组织群体而生存，这种生存方式里潜在着残酷性”；像丙崽、阿Q这些人物，都是“集体”中的异类，当“一个集体面临危机，就把异类奉献给外面世界或排除到集体之外”。那个被扔出庙外的泥瓦匠，不就是因为面临危机所“造出”并加以“歧视”，被排除到集体之外的“异类”吗？这个解读，相信和同学们在课堂上听到的很不相同。这个当然不能取代传统上对《阿Q正传》的诠释，但至少可以成为一种参照。面临危机而不断制造“异类”，抛出“异类”，是我们这一辈子经常面对的事实。产生的后果之一，就是如赵园老师所说的“戾气”。赵园老师80年代研究现当代文学，后来转到明清思想史，考察那个时期的社会状况和文人心态。她说，明清易代之际，社会氛围和士人心态普遍弥漫着一种“戾气”一极端、苛刻、暴力、怨恨，一种病态的激情。有兴趣可以读读她的《明清之际土大夫研究》这本书。
另一个建议是，专业跟非专业书籍，有时候不要分得那么清楚。现在经常说的跨界视野和跨界研究，就是要打破在“专业”上的狭隘设限。
去年我在台北的时候，很偶然的机会，有人送我一本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刚出版的书，蔡振家教授的《另类阅听:表演艺术中的大脑疾病与音声异常》。从他的学木肯景，就大略可以知道他的“跨界”。他本科毕业于台大物理系，接着在台北艺术大学研究所读硕士获得硕土学位，之后在柏林海德堡大学音乐博土班毕业，回到台湾以后，又成为了台大工学院应用力学研究所和台大医学院耳鼻喉科的博士后，研究领域涉及戏曲、音乐、生物音乐学、心理声学、音乐声学，一个人可以涉足看来完全不同的领域，着实让人惊奇。给他这本书写序言的，主要也是台湾医学界的名流。
在论述艺木创作，特别是表演跟大脑疾病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分析了这样两个“案例”。一个是舞台上孙悟空的表演，他说孙悟空的那些动作，是种疾病的表现。孙悟空的表演，表现了医学里的“妥瑞症”病征。“妥瑞”是法国19世纪的一个医学家发现这个病而用他的名字命名。患上这种症状的人就会有不由自主的动作，包括脸部的抽搐，不断地眨眼睛、噘嘴巴、装鬼脸，脸部扭曲而且耸肩膀、摇头晃脑还有怪叫。他说孙悟空的表演完全就是“妥瑞症”的症状。
然后他又分析了《牡丹亭》里的杜丽娘跟柳梦梅的爱情故事。我上大学的时候,通常会说《牡丹亭》表现了“个性解放”，感情上对理学禁锢的挑战。蔡振家从医学、疾病的角度，认为杜丽娘是患上一种叫“躁郁症”的病。“躁郁症”应该是心理、精神病症，由心理的障碍跟情感的障碍引起，忧郁和躁狂两种特征反复地出现，狂躁的时候就幸福到极点，看见开花，就有非常快乐的感觉，而且容易有一种性的幻想，活力十足、口若悬河、思路敏捷。对现代人来说，狂躁症发作的另一个征象是盲目购物，但是杜丽娘的时代购物消费还不达、忧郁的时候，觉得自己就要死掉，觉得生命没有什么意义。蔡振家说，“《牡丹亭》里杜丽娘的表现就很符合这个症状。作品里不是写她‘游园赏花，触动心情，继而寻梦不得，因而死亡’吗？这就是躁郁症的典型的病史。躁，起来促水朝妆，由她自言自语……”蔡振家还引用台湾一个躁郁症患者在她痊愈以后的自述来加以证明。
我读了这部书，感觉有点丧气，原来我们书里的那些美好人物，是精神不正常、大脑疾病患者。不过回过头想想，他的研究对我们也有许多启发。我们常把“艺术源于生活”挂在嘴边，这些例子不就是“源于生活”吗？有什么好抱怨呢？但是“艺术”又的确不是“生活”。我们需要文学艺术的理由就是因为它具有一种超越性，苦难也好，实际的生活状况也好。
读了《另类阅听》，虽然感觉文学艺术的创造性被贬低了，但是认识到文艺创造的重要性。人们需要的，是它们的那种超越具体生活情境的意义。
我们都知道有很多人研究性病跟音乐家创作的关系。这个说起来有点不好，因为这些音乐家，包括贝多芬，海顿，舒伯特、帕格尼尼等等，都是我，也可能是你们喜爱的。音乐，特别是器乐作品，与我们具体生活情境的关联很间接，更具有种精神上的“纯粹性”。
可是听到这些作曲家是性病患者，他们头上的“光环”就黯淡下来。不过，蔡振家还有其他研究者认为，从医学研究的角度，性病在它发作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幻觉，对艺术创作会有某种作用、意义。
这个问题其实没有必要回避，当然也没有必要夸大。杰出艺术家当然是才情过人，但是艺术创造也是很复杂的事情，不需要过分浪漫化。我们从这里也能认识到，不是像俄国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的，任何艺术都比不上生活的美；相反，生活有所不足，才需要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