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

  文/朱海就  编辑/杨溪       

地方政府竞争是指地方政府为吸引资本、技术和人才等生产要素而在投资环境、法律制度、政府效率等方面开展的跨区域竞争。这一现象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中国的独特之处是中国的地方政府竞争在提供公共服务和参与资源配置两个方面展开。很多经济学家把“地方政府竞争”视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如张五常把激励地方政府配置资源的制度安排视为中国的经济优势，他为此专门写了一本书《中国的经济制度》，认为这是“历史上最好”的制度。还有，复旦大学的张军教授也认为“没有什么因素可以比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更能解释中国经济的奇迹”。

对“地方政府竞争”的主流解释

 

对于“地方政府竞争”，张五常教授给出的是基于“合约论”的解释。他认为地方政府的权力边界是明确的，当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以及企业确定分成比例后，就明确了地方政府的“产权”边界，这为地方政府配置资源，改善投资环境等提供了激励，激发了地区之间的竞争。相关的解释还有“分权论”，其中有代表性的是钱颖一和许成钢教授的“财政分权论”或“财政联邦主义论”，这种观点认为中央的权力下放，特别是财政权下放，为地方政府追求利益最大化提供了激励。他们认为，权力下放实现了分散决策，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类似地，还有肖耿教授提出的“条块体制论”，他认为中国这种条块体制既发挥了“块”之间的竞争，也发挥了“条”的监督作用，张军教授的“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论”是一种与之类似的观点。周黎安教授的“晋升锦标赛理论”强调晋升机制对地方官员的激励作用。相关的解释还有田国强教授的“机制设计论”，和白重恩教授最近在“五十人论坛”上提出的“普惠与特惠论”。上述这些解释最终都落脚到如何更好地设计合约上，因此可以把这些观点归为“合约论”。

 

但“合约论”存在明显的不足，比如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前，比如在同样的条块体制下没有出现地方竞争？按照合约论的观点，是通过合约明确了产权之后才出现了地方政府竞争，但这种解释无法说明在一开始，这种合约是怎么来的？难道是某个聪明人设计出来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一种“理性狂妄”的思想。还有，合约论隐含了地方政府配置资源的正当性，而这与古典经济学的原则是不符的，难道古典经济学错了吗？对此，确实也有人主张建立“中国的经济学”。现实中，人们在看到地方政府竞争产生的“积极效应”的同时，也确实看到它产生的一些问题，而“合约论”并不能自圆其说。

 

对一种现象的解释很重要，不同的解释包含不同的理论视角，也有不同的政策指向。好的解释更为自洽，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也更为相符，从而也更有说服力。而错误的解释在逻辑上不能自洽，其结果是制造观念上的混乱，从而贻误改革。我们认为“合约论”的解释不能让人满意，下面试图提供一种新的解释。

 

 

市场的形成是地方政府竞争的前提

 

不同于合约论者，我们认为合约并不外在于地方政府，相反它本身就是地方政府追求收益最大化的手段，是地方政府的一种“行为”。地方政府签订各种合约的过程就是它配置资源、追求最大利益的过程，同时也是与其他地方政府竞争的过程。那么，是什么使这种合约具有可能性的呢？比如，使地方政府能够确定和中央的分成比例，确定多大程度上减免企业的税收等等？我们认为，地方政府必须借助于“利润的核算”才能确定合约，比如分成比例是多少。而利润的核算首先要有价格，这样地方政府竞争问题就会追溯到“价格”的产生问题。

 

我们说，在“地方政府竞争”现象出现之前，就已经出现市场和市场价格。正是市场价格的出现，为地方政府竞争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有资料表明，地方政府大规模的招商引资，建设工业园区、开发区和工业园区是从1992年开始的，但在这之前已经形成了市场。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千千万万的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人们获得了自由流动和经商的权利，可以从事各种生产经营活动，可以把产品卖到全国各地，产品和要素广泛流动，各种市场大量涌现，比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小商品市场就相当发达。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的出现，为地方政府进行“利润的核算”提供了可能性，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土地价格的出现。

 

市场化改革开启后，下游消费品的需求拉动了对土地的需求，这使地方政府控制的土地有了价值。地方政府发现土地的价值之后，自然就会想到如何从中实现最大的收益。这时，他必须与各方签订合约，进行讨价还价，产生张五常说的“分成合约”，这也是与其他地区“竞争”的过程。可见，合约与竞争都是地方政府“利润核算”的结果。

 

假如地方政府没有发现市场背景下土地有利用价值，同时也没有出现产品和要素的价格，那么地方政府与其他主体签订合约的行为根本就不会出现。地方政府发现土地所包含的“获益机会”，签订各种有关土地收益和使用的合约之后，也产生了不同形式的土地使用权。尽管从法律意义上说，土地的所有权并没有改变。当张五常教授说“土地的所有权不重要，使用权重要”时，他并没有告诉我们使用权是怎么产生的，而这个来源是很重要的，它不是根据上级的某个合约或经济学家设计出来的合约创造出来的，换句话说，它不独立于地方政府的行为。

 

假如像张五常教授说的那样，是首先明确了地方政府与其他主体之间的产权，然后才有地方政府的竞争，那么这就不是地方政府在签订合约、配置资源，而是其他人在替地方政府签订合约、配置资源。这样也就不是地方政府在“竞争”了。很显然，不是先界定了地方政府的产权，才有了竞争，而是地方政府先发现了收益机会，然后才去界定产权，才有竞争发生。假如没有地方政府对土地价值的发现，土地的产权会被置于“公地”的状态中，尽管其法律意义上的产权边界是清晰的。可见，产权边界的明晰是地方政府行动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这个关系张五常教授刚好搞反了。

 

 

地方政府之间展开的其实是“竞赛”而非“竞争”

 

“竞赛”和“竞争”是两个不同概念。竞赛是对给定目标和给定获胜者数量而言的，比如体育比赛是竞赛，官员升迁也可以说是竞赛。市场竞争发生在追求不同利益的，独立决策的个体之间，是多元化的、发散性的，没有事先给定的价值标准和行动指南。企业家根据自己的判断能力迎合消费者的需求。那些更好地满足了消费者需求的企业家获得利润，在竞争中获胜。用哈耶克的话说，“竞争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假如当事先给定了评价标准，就相当于已经确定了什么是有利可图的，什么是无利可图的。这时个体的“动机”就是如何更好地满足该标准。换句话说，个体不再有激励去发现大众的需求是什么。这就相当于取消了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或者说这时“竞争”被“竞赛”所取代。

 

显然，地方政府官员的首要目的是升迁，要升迁就要满足上级的考核要求，谁完成得好，谁的升迁机会大，这是一种给定目标下的行为，所以地方政府官员之间展开的是竞赛，而不是竞争。因此，张五常教授误把“地方政府竞赛”说成“地方政府竞争”。这一概念的误用具有误导性，它使人误以为地方政府之间会出现那种只有在市场中才有可能出现的竞争。同样地，著有《登顶比赛：中国经济发展的体制》一书的张军教授等人也没有区分“竞赛”和“竞争”，并且他们都错误地认为竞赛可以取得与竞争相同的效果。

 

当地方政府努力去满足上级的考核要求时，它也就不能同时去响应市场的需求，这使地方政府的行为难以产生“积极效应”，事实上有的地方政府为完成招商引资的任务，会用当地的财政收入把企业“养”起来或吸引过来，这已经属于“造假”，也导致资源的无效配置。张五常教授说，为了吸引投资，地方政府会降低土地价格或税收，但是，张五常教授没有意识到，假如这种行为是“响应市场需求”而产生的，那么它是有可取性的，相反，假如是为了完成上级的考核任务，那么就是不可取的。虽然是同样的行为，但性质完全不同，也有完全不同的结果，而推崇实证主义的合约论者没有对此加以区分。

合约论是“模拟市场”的思维

 

在市场中，市场主体通过服务消费者来获取收益，他们的行为是迎合“消费者主权”的，他们在追求自己最大利益的同时也在无意中促进了公共利益。通过市场中的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盈亏机制，市场自动地引导市场主体去满足这种要求。但地方政府并不是这样的市场主体。张五常教授等人把地方政府视为企业，把地方官员视为企业家，但事实上地方政府不同于企业，地方官员也不同于企业家。企业的特征是企业家（投资者）要把自己的资产押下去，用自己的资产承担市场风险，而地方政府官员并没有押下自己的资产，他们经营的是国有的土地，换句话说，他们不承担经营风险。不承担经营风险的主体在市场中是不能将资源进行有效配置的。他们缺乏尽可能地发现市场机会，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激励。

 

在市场背景下，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响应市场需求，根据价格信号进行资源配置的，这也是“地方政府竞争”具有积极效应的原因。但我们不要忘了，地方政府也是拥有权力的主体。当地方政府认为通过权力配置资源比响应市场价格信号配置资源收益更高时，就会选择前者，这意味着地方政府的行为并不总是遵循市场机制的。比如，地方政府可以用行政手段获得土地和信贷等，这往往比响应市场需求（比如招商引资）更为容易。这种不遵循市场机制的行为是没有积极效应的。合约论者没有认识到，试图指导地方政府的合约制定者是无法判断地方政府究竟是用权力来配置资源，还是以响应市场需求的方式配置资源的。

 

对于地方政府竞争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合约论者也是知道的。比如，他们看到了“地方政府竞争”可能产生的腐败、污染等问题。但他们提出的解决之道是用自上而下的合约来对地方政府的行为进行规范。如张军教授提出的“萝卜加大棒”，以及周黎安教授提出的“晋升锦标合约”等。这种合约或许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那些被他们看见的危害。但他们没有意识到一种他们看不见但却是更为严重的危害：地方政府利用权力配置资源的扭曲效应是“看不见的”。由于“看不见”，所以也无法用合约去明确它，然后去解决它。

 

合约论者的思路是首先用合约去界定产权，促使“地方政府竞争”出现，然后再用合约去解决这种“竞争”产生的问题。然而，在市场中，人的行为无法在事先用合约详细地确定下来。任何人为设计的合约都隐含了合约设计者的目标，如前所述，市场竞争是不能事先给定目标的，假如让市场主体迎合合约设定的目标，那就等于取消了市场竞争。另外，合约制定者也不能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判断他人是否有效地配置了资源，比如，看到某企业家把牛奶倒掉，他能做出该企业家没有有效配置资源的结论吗？显然不能，因为在那位企业家看来，存放牛奶比倒掉牛奶成本更高。

 

市场竞争利用千千万万人的知识，也利用有关规则的知识，这些知识大部分是隐含的，不能用明晰语言表示。当事人只有在用到这些知识的时候才去把它们调出来，所以无法在事先用合约把这些知识表示出来。市场不是利用给定合约中的知识，也不是通过合约利用知识，而是通过价格机制利用知识，如哈耶克所说，市场价格是一种集约地利用知识的机制。合约论者隐含地认为，只要设计出完美的合约，就可以取得与价格机制相同的效果，但这是做不到的，因为合约不可能替代市场价格：价格是无数人以一种“看不见的”方式互动形成的，而合约是人为设计的。

地方政府退出资源配置

 

合约论者的思路是通过合约设计，让地方政府变成“更加合格”的市场主体，使“地方政府竞争”更好地满足他们的构想。如前所述，这是“模拟市场”的思路，虽然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不同于这一“模拟市场”的思路，我们的建议是推进市场化改革。把资源配置的职能从地方政府手中剥离出来，交给真正的市场主体去配置。特别是当我们认识到“地方政府竞争”所产生的积极效应本来就与权力无关时，把资源配置职能从地方政府手中剥离出去之后，不仅不会影响既有的资源配置效率，而且还会极大地改善资源配置效率。

 

如地方政府既扮演维护市场秩序的角色，又扮演资源配置者的角色，那么由于这两个角色不可避免地存在的冲突，将使地方政府难以把这两种职能都扮演好。当把资源配置的职能剥离出去之后，地方政府会更好地承担起维护市场秩序的责任。这时，由于权力介入市场而导致的扭曲将不复存在，产权会得到更为充分的保护，个体的创造性才能会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从而极大地提升经济效率。

 

结语

 

文章指出了合约论者的理论错误，指出他们是一种“模拟市场”的思维。我们对地方政府竞争这一现象重新做了解释。指出地方政府竞争具有积极效应的原因不是权力配置资源，而是地方政府在市场背景下，对获利机会的响应。地方政府响应市场机会所产生的才是真正的竞争，合约安排下产生的是竞赛。我们也发现，合约论者没有很好地区分这样三种不同的合约，即作为抽象的一般规则的合约，他们为了使地方政府更好地“竞赛”而制定的合约，以及地方政府在竞争与资源配置过程中制定的合约。

 

合约论者的思路是让地方政府继续扮演“资源配置者”的角色，剩下的只是如何通过合约设计，让地方政府更好地扮演这种角色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一进路是行不通的，因为市场无法通过合约模拟出来。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地方政府退出资源配置活动，这自然也意味着取消对地方政府的经济考核。当地方政府退出资源配置活动时，原先被权力扭曲的市场秩序将得到恢复，市场秩序将回归正常。这是更加符合市场原则的做法，它不仅是更有效率的，同时也是更为公正的。

 

我们常用“三天打渔两天晒网”来形容那些懒散不努力的人，其实这些“三天打渔两天晒网”的人并不是因为懒才不努力，而是因为不能很好的保持自己的情绪与心境。

遭受一点挫折，就自暴自弃；付出一分努力就想得到十分收获；看到别人的收获就心急火燎、手忙脚乱，要想让努力不成为瞎忙，就要保持好自己的心态。

不要被困难吓倒，不要对别人的成功眼红，守住自己的心，踏踏实实努力，早晚你也会得到你想要的。

梁启超谈起自己的人生，总说自己的人生是充满趣味的，即使那些艰辛的努力，在他看来也是甜蜜幸福的。

生活就是这样，你给生活意境，生活才能给你风景。

保持一个好心态，不骄不躁，不慌不忙。

生命很长，慢慢来，只要努力对了，好运早晚会来。

       

亚里士多德离我们很遥远，但他说了一句至今有效的真理：“幸福依赖闲暇；因为我们的奔忙是为了拥有闲暇，就像发动战争是为了得到和平生活。”

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这本书里提出一个悖论：像战争或政治这些活动，其目标就是幸福、理想的世界，所以这些活动致力于解决需求、麻烦、难题，可是幸福、理想的世界，偏偏无法在这些活动本身中找到，而如果目标实现了，那么战争和政治活动也就变得无用了。

换到我们个人的生命活动上，也是这个悖论：努力拼搏、积极向上的生活就是为了幸福、为了不用愁烦生计，可是在所有努力拼搏的这些功利性的生命活动过程中，就不可能不愁烦，而一旦真的不用再愁烦了，我们还可以拼搏什么、积极什么呢？

因此亚里士多德提出，此刻就要有“闲暇”，就要有非功利性的生命活动，而且，也只有这种非功利性生命活动的满足感不在完成的瞬间，就在过程本身中，你进行了，就得到了。

比如你喜欢散步、喜欢作诗、喜欢哲学思考，那么你随时可以散步、作诗、思考，而且你在散步、在作诗、在思考的当下，就获得了满足感，所以亚里士多德又说：“在同一时间，一个人正在观看并且看到了，正在理解并且理解了，正在思考并且已有所思。”

这才是“享受当下”的含义。

    

有见识，找准方向。

培根有句名言：做人有计划，人生有方向。

孔子曾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做事没有目标没有方向，只会一味使用蛮力的人，是不值得交往的。

人生，有很多比努力更重要的事，方向就是其中之一。方向大于努力，只有找准方向，努力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

有人曾说：决定人生的不是所站的位置，而是所朝的方向。

人生旅途上，在努力之前，要先明白，有些事能做，有些事不能做。能做的事，努力之后自然有好结果，不能做的事，却越努力越糟。

做人要找准方向，偷鸡摸狗的事不能做，努力要用在正道上。

做事要找准方向，从自己的兴趣出发，找到适合自己的路，才能越努力越快乐。

梁启超既是个努力的人，同时也是个有见识的人，在认识康有为之前，梁启超也同大多数学子一样，人生方向就是随大流光宗耀祖。

认识康有为之后，梁启超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并真正通过努力发挥出了自己的潜能。

在找准方向的前提下，越努力越幸运；越努力越有干劲。

 

 

有见识，眼光长远。

老话说：富人思来年，穷人思眼前。

人的努力就好比建房子，房子结不结实，努力有没有成效，都建立在格局、眼光的基础上。

有见识的努力，就是格局要大，眼光要远。人的努力不能只停在一时，努力是一个长久持续的过程。

格局要大，就是不要为一时的得失心灰意冷，要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眼光要远，就是不要沉迷于当前的收获，要为了更长远的未来打算，看到更长远的人生。

梁启超写过一本书，叫《拈花笑佛》。

在书中，梁启超说“人生须知道有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有尽责任的乐处。这种苦乐循环，便是这有活力的人间一种趣味。”

“尽得大的责任，就得大快乐；尽得小的责任，就得小快乐。你若是要躲，倒是自投苦海，永远不能解除了。”

努力就是在尽责任，只有努力过了，尽心尽力了才能得到满足与欢乐。

        

见识比努力重要，头脑比拼命重要。

没有见识的努力，是瞎忙；没有头脑的拼命，是愚蠢。

生活不仅需要力气，还需要巧劲。以见识为基础的努力才有价值；有头脑武装的拼命才有力量。

单纯的努力就好比蜗牛爬行，有了见识的加持才能犹如鲲鹏，展翅翱翔。

        It has been said that  something as small as  the flutter  of a butterfly's wing can ultimately cause a typhoon halfway around the world.  

                                                                                                                                                                                                               —— Chaos Theory

        一个人如果控制不了自己的火爆脾气，突然想发火。这个时候，你可以做一个小动作，那就是开始点头，轻轻地点头，这个动作，会帮你控制住自己的生气，让你停止发脾气。

从来没有想到这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真实摸不着头脑。究竟吃坏了什么东西？

        

时间：2019-09-11 20:18:05来源：金十数据快讯

【上万亿元重大项目秋季集中上马，地方投资高潮来了！】最近半个月，多地纷纷集中开工一批重大项目。据上证报记者粗略统计，贵州、四川、河北、山东、河南、福建等多地重大项目集中上马，涉及总投资规模超过万亿元。多位分析人士纷纷表示，随着稳投资政策实施，重大项目集中开工，四季度基建投资增速有望回升。（上海证券报）

    时间：2019-09-11 11:07:00来源：环球网    

自去年5月以来，美国政府几次三番对中国商品加税，说是为了“制裁中国”，实际上是美国消费者最终买单，尤其是日用消费品，其中包括食品。

美国人日常食用的姜和蒜，基本上都进口自中国，同样难逃加税的厄运。而真正受此影响的，却都是美国消费者。

美国华都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美东山东同乡会会长王立智近日告诉记者：“很多产品确实是离了中国不行，加再多的税，也要用中国的姜和蒜。反而是给美国的消费者增加了负担。”

王立智从中国山东进口姜、蒜已经多年，鼎盛时期，全美各大超市每出售的10份鲜姜和大蒜，就有7份来自他的公司。常年的磨砺，练就了他超级敏感的市场嗅觉，而对于美国政府对华加税之举，他更是有话要说。

他说：“姜和蒜的价格在一些地区最高上涨了百分之二三十。我们的进口数量没有变。姜和蒜10美元一箱卖这么多，30美元一箱也卖这么多。进口成本高了，卖价自然涨。消费者赚的钱还是那么多，但掏出的钱却多了，他们怨声载道。”

美国超市常把姜、蒜摆在一起出售。9月初，各大超市的生姜价格基本上都在1.99美元一磅（约合0.9斤），而大蒜则是按头卖，每十头售价大约在3.5美元左右。

记者走访了纽约市皇后区的几家超市，当地店员和顾客都说姜、蒜确实涨价了。每磅价格约涨了十几二十美分，虽然涨幅并未达到最高的百分之二三十，但还有其它来自中国的食品也在涨价。

记者在超市采访前来采购的顾客后得知，如果这些涨出的价格累计起来，一个家庭一年下来多出的开销就是不小的数额。有的是四五百美元，有的会达到六七百美元，还有的甚至超出一千美元，这都成了额外的负担。

中国输美大蒜自去年9月开始被加税。自9月1日起，美方已经开始对价值约125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5%的关税，其中就包括生姜。

今年12月15日，美国政府计划对大约16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征收第二轮15%的关税。这最新的两轮加税，都是直指日常消费品，这就意味着，美国消费者的腰包将继续被掏空。

张先生是纽约一家国内驻外单位的食堂主管，每周一到两次去批发市场进货。他说，一罐5磅装的剥皮大蒜的价格已经从去年的6美元多涨到了现在的12美元，一箱生姜已经从过去的12美元涨到了现在的18美元。另外，像大白菜等也都在不同程度地涨价。

他的头疼之处在于食堂的预算并没有增加，而菜钱却涨了不少。所以，他不得不想很多办法，在保证不超预算的前提下，确保大家的伙食不受影响。

王立智说，涨价非大家所愿，而涨价的原因大家稍微动动脑筋，就能想清楚。“美国消费者感觉就应该按照正常的贸易规则来做，不能以我为独尊，以我为大。”

作为在美华商，王立智经常能够感受到，美国各个领域都很需要中国产品，中美经贸发生摩擦对双方都不利，尤其是对美方不利。“从这一点来说，美方政策是不得人心的。中美双方，尤其是美方，应该主动创造共赢的机会。”

 

        

海外网9月9日电 乱港组织“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8日在香港国际机场再度被捕，9日上午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据香港“无线新闻”报道，裁判官指保释文件出错，8日涉嫌违反保释条件被捕的黄之锋获准继续保释。

据海外网此前报道，黄之锋8日早上在香港国际机场被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探员拘捕，涉嫌违反保释条件，将于9月9日9:30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

此前8月30日，黄之锋在前往海怡半岛港铁站途中被警员拘捕，警方共以3项罪名拘捕黄之锋，分别是涉嫌“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组织未经批准的集结”及“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

案件早前于东区裁判法院提堂，他获准以现金1万港元保释外出，除了特定时间能出境参加活动外，不能离港，亦须遵守宵禁令，每星期两次到所属警署报到，并且不得踏入警察总部一带，案件押后至11月8日再讯。

然而，黄之锋在被保释期间出境，于9月3日抵达台湾，与民进党及“台独”政党“时代力量”人士见面，要求蔡英文当局提供更多支持。此前，德媒曾在6日的一篇报道中称，黄之锋“即将在下星期访问德国”。香港《大公报》称，黄之锋在反华势力的“精心培养”下，今日已经蜕变成为一个“货真价实”的乱港分子，其言行之恶劣、嚣张和无耻，令人感到不齿和愤慨。（海外网 朱惠悦）

       我们熟悉的欺骗、出卖、打小报告、告密等等都是背叛，这在政治运动中很常见，在没有政治运作的日常生活里也很常见。

但丁把“背叛”放在地狱的底端，把它看作是最邪恶的罪过，有没有道理呢？

我想是有道理的，这是因为，如果往深想一层，“背叛”会败坏社会存在和人类共处的最基本的条件，就是“信任”。

我们知道，最邪恶的是在空气里放毒的罪犯，因为空气如果有毒，而人又要要呼吸，那就必死无疑。信任对于社会，就如同空气对于每时每刻必须呼吸的人类。

即使知道空气有毒，我们能不呼吸吗？即使知道社会的信任已被破坏，我们不是还得靠某种信任才能在社会里生活下去吗？

道德哲学家安尼特·拜尔（Annette Baier）在《信任与反信任》（Trust and Antitrust）一文中指出，即使在信任被破坏了的可悲的状况下，我们仍然不得不生活在某种假设的信任关系之中。

比如就算我们知道幼儿园里虐童事件频频发生，就算我们知道市场上销售各种各样的有害和有毒的食品，我们还是得购买食品，还是得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并没有别的选择。

我们生活在信任的环境里，就像我们生活在空气中一样。我们关注信任的方式与关注空气的方式是一样的，只有在信任和空气变得稀少或被污染的时候，我们才会予以关注。

信任是人的一种必须的生存条件，也正因为如此，信任让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变得容易被人利用、操控和伤害。

拜尔还指出，“对各种信任钻研最勤的专家不是道德哲学家，而是罪犯”。

罪犯们钻研信任是为了利用人们的信任——更准确地说是利用他们的轻信——从他们身上得到好处，将他们变成自己的猎物。各种各样花样翻新的经济、政治和其他骗术就是这样产生的。 

在今天的社会中，信任仍然是非常重要的道德内容。为了加强对信任的关注，我们需要对孩子从小提供关于信任的教育，因为人生最大难事就是学会信任值得信任的人。

反过来说就是，如果别人信任你，你也就应该对他担负起不背叛的道德责任。

现在，人们普遍对当今中国社会的价值观丧失、道德下滑的诚信危机充满了忧虑。很多人认为，社会乱象的根源是因为政府体制严重落后，经济发展不平衡，还有贪污腐败等。

这样看问题，道德问题就是由外力原因所造成的了。好像外在条件越不好，这些罪和恶就越有发生的理由。这种只强调外在因素，而无视人自身罪孽的道德观是非常片面的。

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里，人们不会完全把个人的罪和恶都归咎于政治或是制度原因。

这样的社会，它政治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就是从人性有弱点开始的，先承认人性中包含恶的因素，然后设计出相应的制度加以约束。

人性的恶和对制度的思考应该同时成为我们人文阅读的思考内容。如果人性不变，某些罪恶、罪孽过去和现在发生了，将来也会发生。

 

 

        

人生不过百年，转眼一切成空。我们来这人间匆匆走一遭，一切悲喜，皆由心定。

与其让欲望缠身，不如坦坦荡荡，随缘起止，随遇而安，开心生活。

爱过恨过，皆成经过，好事坏事，终成往事。人生一场，不过活一回心境，心顺了，一切都美了。

余生不长，在变老的路上，请好好善待自己，对自己好一点！

余生不长

别太累，爱惜身体

加不完的班，挣不完的钱，操不完的心……为了生活，腰杆累得挺不直；为了责任，腰酸背痛仍忍耐，这早已成为很多人的生活常态。

努力奋斗是好事，可健康的身体才是本钱。身体一旦垮了，再多的钱财又有何意义？

别一味地为了钱财累垮身体，别为了名利整日唉声叹气，钱财不过是空，名利最后不过是浮云。人这一辈子，唯有健康的身体和愉快的心情最为重要，多少钱都买不来。

余生不长，看淡财富，别让人生输给了一个累字；合理地安排时间，轻松一点，放下一些，对自己好一点。

别再委屈自己了，累了、倦了就好好休息，不要想太多。好好爱自己、善待自己，珍惜健康，珍惜眼前所拥有的一切！

余生不长

别太在乎，放过自己

活在这世间，总会有人说你好，也会有人说你不好，只要你做人、做事问心无愧，就不必执着于他人的评判，更无需看别人的眼神过日子。

不必一味讨好别人，更不必一味地迎合、强融不喜欢的圈子，那样你会活得很累。有些事，想不开就别想，得不到就不要，不要委屈自己。少在乎他人的眼光，学会放下包袱，忘却烦恼，开心度过每一天。

余生不长，你要讨好的只有你自己，你最该在乎的人是你自己。

别再为了谁让自己受委屈，别人的议论，不必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不必太在乎。看淡他人的评价，努力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余生不长

别想太多，简单是福

人的一生中，总会遇到大大小小的事情，不可能万事顺利。不管什么时候，你都应该保持良好的心态，别想太多，简单才是福。

短短一生，别总跟自己过不去。想不通的事就不想；看不懂的人就不理；走不通的路就学会拐弯；得不到的情就放手，不要总沉溺在回忆中……要学会释怀，要不断向前看，往前走。

想开点，生活中理应多一份淡定，少一份烦恼；多一份宽容，少一份狭隘；多一份坦然，少一份遗憾。

糊涂一点，不事事较真，不锱铢必较，大度一点，试着去放空自己，适当让自己放松，你会有不一样的收获。人呐，心变简单了，日子才会幸福快乐。

风雨一路，我们常常善待了别人，却忘了心疼自己。

对亲爱的自己说声，一路走来，不容易，辛苦了！

从今天起，做一个简单而幸福的人，不沉溺于幻想，不庸人自扰，不浪费时间，不沉迷过去，不畏惧将来，不委屈自己。

余生不长

在往后的日子里

记得好好爱自己

来源：CCTV4

编辑：殷明

来源：仙桃发布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人生如棋局局新，入局之人需用心。

人有得失，局有输赢。下棋，下的就是一个心态。

因为你永远不是在针对一个人的下棋，你的对手只有一个，那就是生活。

棋盘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本本分分尽自己应尽的职责，坚实地走好每一步，哪怕卑微，决不能卑贱，做精神的贵族，做一个高尚的人。

在命运步入结局的那一天，告诉自己：我度过了一个无怨无悔的人生。

01

宠辱之局

寒山问拾得：“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置乎？”

拾得说：“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

年轻时看这段话，觉得拾得大师的话太过于软弱，可是年纪越大越能感受到这段话的大智慧。

你和别人争执某个话题，你争输了，很丢面子，生气又伤身；你争赢了，看似高兴，实则是失去了一个朋友，甚至埋下了祸根，最终还是输了。

不与俗人争利，不与闲人争气。

让自己的内心清静无为，有水的包容，有山的镇定。

02

得失之局

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

沙漠里，有人提着一个袋子，边走边捡东西。

一路上捡到很多金子、宝石，可袋子越来越重，最终他累倒了。

绿洲就在不远的地方，可他已经没有力气再走过去了。

很多时候，生活就像一个袋子，装得越多，你背负的就越重。

学会放下一些不必要的东西，不要过多在乎得与失，一切随缘，顺其自然，才能保持一颗平常心。

人生本来就是不断得到和不断失去的过程，我们应该淡然处之，得失随缘，随遇而安。

 

03

利害之局

最近，华为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几乎每天都占据热搜榜。

华为的实力一直处在时代尖端，而这样强悍的实力让对手感到不安。

美国对其无理压制，不少国际巨头企业迫于压力停止了与华为的商业往来，让华为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央视新闻《面对面》播出的采访中，任正非说，华为目前是最佳状态。今年华为将至少保证20%的增长。

恰恰是在巨大的全球围攻的压力下，让全中国的华为支持者掀起了浓浓的爱国情结。华为成为了中国在世界上铿锵有力的企业代表。

古人云：“利害相生”，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好中有坏，坏中有好，能预先从利益中看到祸害，从祸患中看到利好，才是真正的大格局。

04

贫富之局

听过这么一则有趣的寓言故事：

上帝有一架天平秤，专称人品的重量。

一个穷汉过来，光着身子跳上天平，重量大大超过砝码。上帝称赞说：“好！是上品。”

一个富翁走了过来，他害怕自己不够重量会被列为下品，便在腰上绕了一条很厚的黄金腰带，信心满满地走上天平去称。

但是上帝却摇摇头，说：“是下品”。

富翁很愤怒，对着上帝说：“这天平不准！”

上帝说：“我这天平不称贫富，专称人品。不说别的，单说那穷汉的骨头就比你重得多。除去黄金，你的骨头轻得几乎没有分量了！”

人这辈子，什么最值钱？

财富会散，相貌会变，权力会失，唯有良好的人品，才永远不会衰败。

守住人品，你就守住了自己最大的财富，守住了自己人生的最大高度。

05

苦乐之局

仓央嘉措说：“你要成为怎样的人，你期待怎样的世界，这一切都由你的心决定；人生是场修行，苦乐全在心境，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生活中我们是苦是乐，主要取决于我们的心境。

在欢乐的氛围中得到的快乐，并非是真正的快乐；在艰苦的困境中仍能保持快乐的心情，才算是人的本性中快乐的真正境界。

能够苦中作乐者，才算懂得了快乐的真谛。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山穷水尽时还能找到快乐的人，才是真正洒脱智慧的人。

06

生死之局

张小娴说：死亡和爱情一样，都是很霸道的。

失眠、疾病、衰老，这些死亡的先驱们常常列队前进，来势汹汹。面对如此阵势，最高明的做法，就是痛痛快快地活着。

书画大师启功有一段时间经常失眠，他灵机一动，拿出一支铅笔，举起纸稿，干脆躺在床上写起诗来。

诗思随春草，宵来涨绿波。

为他眠不着，问我意如何。

枕上匆匆写，灯前字字哦。

剑南盈万首，想亦睡无多。

一失眠就能写这么多诗，老天爷啊，你就是想让我多睡，我还舍不得呢！

到了晚年，难免有些病痛。不过，启功不仅不怕病，也不怕死，66岁时就自己写好了墓志铭：

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

冷酷的死神，看到这么幽默的人，哈哈一笑，然后不忍心下手了。

这一松手，就是近30年的阳寿。

与其担心死亡什么时候会来，不如豁达幽默，活得痛痛快快。如此一来，疾病逃之夭夭，死神望而却步。

人生如局，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人生旅程，只要心中达观，从不轻易放弃，属于你的芳华终会绽开。

春去了夏会来，秋走了冬也精彩。

最后奉上启功先生的一首诗送给大家：

何必牢骚满腹？

自遣有方唯笑乐，人生难得是糊涂。

多目金刚怒，双眉弥勒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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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迅雷  编辑/杨溪

从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到8月26日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研究推动区域经济布局问题、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从央行LPR利率改革，到8月3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会议要求，下大力气疏通货币政策传导；从上海自贸区扩围，到新增6个自贸区……随着上半年经济数据出炉，最近几周以来，中央政府政策频出。这一系列政策，究竟有何信号意义？本期“原子智库”分享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先生的文章，为读者诸君解读政策背后的深意。

 

本文一共3600字，阅读需要7分钟。

 

以下是正文：

 

今年以来，经济政策的逆周期调控迹象依然十分明显，如减税降费、定向降准等。但与往年相比，总需求政策的力度有所减弱，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基建投资增速大幅下滑，今年前7个月只有3.8%；相反，供给端政策的力度大大增强。

 

那么，近期频发的政策，究竟有没有一条主线呢？政策主要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本文试作分析。

 

重整利益格局，促进投资与消费

 

7月份的财政收支数据公布后，我发现有两个数据颇有意思：第一个数据是全国非税收入增长24.8%；第二个数据是个税收入减少约30%。这两个数据的增速都十分惊人，体现出非常鲜明的政策意图。

 

第一个数据看似存在矛盾——既然减税降费，目前看，税收收入的增速已经大幅下降，但为何非税收入超高速增长呢？对此，我在前不久参加总理座谈会上，获得了权威解释：主要是要求国企多上缴利润，来增加非税收入。如上半年全国非税收入达1.5万亿元，其中，国有资本经营收入2203亿元，增长3.4倍；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4416亿元，增长18.3%。上述2项合计增收2388亿元，占全国非税收入增收额的88%。

 

当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到2020年国企的分红率应该达到30%。但事实上，大部分国企都没有达到这一比例，如去年国企的总体分红率大约只有16%左右，其中非金融国企的分红率不到6%。如今，国家要减税降费，但财政赤字率又不能突破2.8%的预算限制，那只有让那些利润丰厚的金融国企或借助垄断获得超额收益的大型国企多上缴利润给公共财政。

 

我估计，今年非税收入大约可以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左右，大约可以抵冲减税降费目标总额的一半。可见我国财政政策回旋余地很大。

 

至于个税减少40%的状况，应该与我国去年推进的个税改革政策有关，实质上就是要减轻中等收入阶层的税负，从而间接增加他们的可支配收入，以扩大消费和促进消费升级。

 

近日，央行发布公告称，从8月20日起，央行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报价方式，按照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加点形成，且主要参考1年期MLF利率，加点幅度主要取决于各行资金成本、市场供求、风险溢价等因素。之前我国的LPR市场化程度不高，几乎和贷款基准利率相差无几；如今，LPR盯着MLF，但MLF的市场化程度也不高，主要由央行来定。

 

由于当前MLF利率为3.3%，远低于4.3%的LPR水平，这是否意味着商业银行的存贷差将要收窄？实际操作上看，存贷差缩小恐怕不是那么容易，但从央行近期发布的这些眼花缭乱的方案看，其调控的总目标是希望把贷款利率水平降下来，或被市场解读为“非对称性降息”。

 

从国际比较看，国内上市银行的ROE水平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商业银行水平；从国内比较看，上市银行的净利润总额约占到所有上市公司净利润总额的近一半，这显然太高了。因此，社会形成的共识是，银行应该让利给实体企业，但事实上却很难做到。如今，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名义让银行存贷差缩小，也算得上是一种温和的改革。

 

房地产业暴利时代的终结

 

7月末政治局会议出乎意料地强调，不能把房地产作为短期经济刺激的手段，更不能让房地产绑架中国经济。由此可见，在房地产税中短期不太可能出台的情况下，政策导向上依然会对房地产采取从严的举措。

 

分析一下我国税收结构，不难发现存在两大不同于发达经济体的地方：一是对实业的流转环节征税较高，二是对资本所得的征税较轻，对工薪所得的征税较重。如今，税收体制上已经开始改革，即流转环节的增值税减税、个人所得税减税。但迄今为止，资本利得税、遗产税和房产税仍遥遥无期，可见，我国对于资本还是非常宽容的。

 

对资本的宽容，有利于资本规模的迅速扩大，也有利于经济实现高增长，我国的长期高储蓄，也促成了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但是，对资本所得的税负偏低，容易导致社会收入差距的扩大，正如《21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蒂所说，资本的回报率一定高于薪酬的增长率。

 

从逻辑上讲，如果征不了房产税，并不意味着面对房价不断上涨就无计可施。虽然房价上涨对于地方政府维持土地财政是有利的，同时对于带动相关行业（如家电、建筑、装潢、卫浴）增长都至关重要，但从本质上看，这是在透支未来，即当今的高需求导致未来的低需求。

 

因此，坚持房住不炒的理念是对的。尽管征不了房产税，至少不要让房地产业继续成为暴利行业或房地产投资继续获得高回报。今年以来决策层通过提高房贷利率的方式来抑制需求，实际上也是控制房价上涨的一种方式。

 

尽管行政调控方式一直受到市场派的诟病，但实际上没有一种制度是完美的，否则，美国和日本也不会发生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危机了。事实上，发展经济更多地要依赖市场经济模式，而应对危机，则更适合行政干预模式。

 

我国房地产市场已经经历了长达20年的大牛市，未来还能经历多长时间呢？如果最终以硬着陆的方式来终结牛市，那还不如采取釜底抽薪的方式，让它缓慢降温，防止“大起大落”。我相信，当前政策对房地产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坚决，也正是出于对未来房地产市场前景不再抱有侥幸心理。

 

限制高回报行业，有利于降低实际利率

 

2014-15年这轮降息过程，已经把基准利率降了很低，因此，下调基准利率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空间了。而且，部分超大型企业或国企的融资成本也已经很低了，但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依然居高不下。要降低市场实际利率水平，无非有两种方法：一是降低银行对中小微企业的风险容忍度，即提高信用评定等级；二是减少银行资金流向高信用等级部门的规模。

 

第一种方法实际上很难实施，因为银行都有自身的风控要求，提高对不良资产的容忍度，则会增加银行自身的风险，也就是增加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第二种方法，就是要让银行不要把太多的钱贷给国企、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也不要让居民购房贷款余额快速增长。

 

由于国企有政府信用作为背书，获得的融资成本相对较低；地方政府融资成本依据其财政状况，也各有高低，但融资便利性较高；房地产企业由于普遍投资回报率较高，所以，对于较高融资成本也能接受。居民房贷对于银行而言，应该属于优质资产，因此，这两年居民房贷占银行新增贷款的比重较高。如此一来，银行给中小微企业的贷款占比就很难提高。

 

所以，通过提高房贷利率和采取限购政策，一方面可以让居民房贷在银行新增贷款中的占比下降；另一方面也同时让房地产市场降温，房地产业的投资回报率下降，开发贷或房地产相关金融产品的规模下降。

 

对中心城市支持力度加大

 

这两年在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方面，给了长三角和珠三角更大的支持力度，如出台了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和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方案。过去，我们的区域经济政策比较注重均衡发展，如东北振兴、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等。但经过了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大量投资和转移支付之后，这些地方虽然有所发展，但投入产出比显然过低了。

 

而且，不少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债务负担沉重，一些贫困县以不摘帽为目标，希望长期躺着赚钱。为此，中央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防范这类“套利”行为。但是，纵观全球各国经济发展的趋向，都会出现区域发展和人口流动的分化现象：即大城市或城市群可以承载更多的产业和更多的人口。

 

既然如此，与其继续对落后地区进行“无底洞”般的投入，不如鼓励落后地区的人口流动，从而缩小人均GDP之间的区域差距，而非GDP总量之间的区域差距。正如8月26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报告中所指出的：“当前我国区域发展形势是好的，同时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

 

例如，这些年来，广东的GDP与山东的GDP差距在扩大，但广东是人口净流入最多的省，山东几乎是人口净流出最多的省，因此，人均GDP的差距却不如GDP总量之间的差距拉得那么大。通过人口流动的方式来优化资源配置结构，是发达经济体的共同发展特征，即山不转水转。

 

又如，上海经济对于周边城市的辐射作用非常明显，使得苏州的GDP总量早就超过省会城市南京，嘉兴、杭州、南通、无锡等上海周边城市经济发展也非常快，从而形成了以上海为龙头的城市集群。未来，长三角的经济体量一定会占到全国的三分之一以上。

 

过去我们的政策强调城镇化，如今，城镇化已经到了后期，大城市化则方兴未艾。增量的农业转移人口数量越来越少了，存量的流动人口则继续在城市之间流动，但总体方向是流向大城市，而且国家也鼓励人口流向大城市。

 

总之，目前的政策的着力点就是通过对存量的结构进行优化，来改善或解决当前经济中存在的各类问题。而过去的做法往往是通过增量投入来刺激需求，但结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了，因此，总需求刺激的政策是很难长期维持下去的。

 

与过去相比，我国当前的政策精准度和可操作性都在增强，这实际上也反映了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判断。这也是建立在经验教训不断累积的基础上。因此，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走向成熟，今后所谓政策套利或监管套利的机会将越来越少。就投资而言，风险与收益之间匹配度也会越来越高，期望获得低风险、高收益的投资机会也越来越少。

 

因此，在全社会预期回报率下降的大趋势下，结合全球经济增速下行的总趋势，投资可能要更加关注全社会风险偏好的下降，更注重未来收益的稳定性和机会的确定性。

 

（本文转自“李迅雷金融与投资”，ID：lixunlei0722。标题为编者所加。）

半水半山半竹林，半俗半雅半红尘。

半师半友半知己，半慕半尊半倾心。

半醒半迷半率直，半痴半醉半天真。

半虹半露半晴雨，半皎半弯半月轮。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人生本就是一道未解的选择题，从不圆满，也不全是遗憾。

有苦，自我释放;有乐，欣然品尝，人生的路，悲喜都要走，不骄不躁，不气不馁只有经历了，才是完整的人生。

03

“阅读是一种克服。”

开头提到的曼古埃尔的《阅读史》，说到因为印刷术的出现产生了一些错觉。比如说，一部书稿可以成批，可以成千上万即出来，它们的装帧设计都一模一样，所以会在读者那里引起错觉，以为他们读的是同一本书。但事实上，曼古埃尔说，他们读的不是同一本书。假如我们同时拿起同一个版本的《杜甫诗选》，能说你读的《杜甫诗选》，跟我读的是同一本书吗？道理其实很浅显，因为“一千个人眼中有千个哈姆雷特”。

萨特说过，书要是不被人阅读，它就只是涂在白纸上的黑色污迹，而一旦被阅读就一定和特定读者建立与他人不同的关系。所以，诗人西川在他的《深浅》这本书里有这样两句话：

一个熟读《论语》的人把另一个熟读《论语》的人驳得体无完肤；杜甫得到太多的赞誉，所以另一个杜甫肯定一无所获。

就是在《论语》里看到的东西，或者引申出来的道理，不同的时候不同的人可能差别很大，甚至南辕北辙。

我们经常讲，写作是一种“克服”，其实阅读也是一种对自我的挑战，克服趣味跟阅读习惯的局限。有一些不好的或有缺陷的习惯，是当事人不太能够意识到的。

前几年我跟北大中文系的一些老师去埃及旅行，在尼罗河坐游船看风景的时候，我觉得没有多大意思，就拿出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来读。一个过去的学生、现在是中文系的老师看到我在看这样的书。她大声喊起来：“老师,你也太夸张了吧？！”因为别尔嘉耶夫是俄国学者、思想家，他这本书是很严肃的学术著作。我猜，这个学生认为旅游就是放松身心，我却读这样的书，而且还是在公众活动的轮船甲板上，真是故作高深、装模作样，装作无时无刻都在思考高深问题、很有学问的样子。

这件事提醒我来检讨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读书、兴趣的偏狭。以前我没有意识到这是个不好的习惯，自以为时时刻刻都要读“有用”的书、“有价值”的书。对比起谢冕老师来，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他的兴趣、读书范围比我广阔得多。

当然，他也读学术书、史料、诗集、评论，但也读历史掌故、各地风物志。他会拿着圆明园的平面图去遗址实地勘察，也收集各大菜系的菜谱，既品尝精美食物，也对路边摊的羊杂碎汤津津有味。这就是健康的、“正常人”的生活和兴致，而这是我所欠缺的境界一一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阅读。

所以，在大部分机场的书，你们不会有看到深奥学术书，也不会有小说。大部分是帝王系列、康熙王朝什么的，或者是如何炒股、做生意发大财、怎样经营管理等，而不会出现《俄罗斯思想》或马克思的《资本论》。

04

“对不同的观点保持一种平和的态度；专业和非专业的书籍，有时不用分得那么清楚。”

然后，我要谈的是有关专业阅读的问题。

我这一辈子都是在学校教书、做“学问”，从1961年大学毕业后这几十年都做着这件事，经历非常单调、贫乏。高中、大学阶段，读书的选择还比较随意，后来大部分都是从“功利”出发，从教学、研究课题出发来选择书籍，目的性非常强。要研究哪个作家，就读他的作品，有关他的资料；研究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潮，也尽可能收集相关资料，灰尘扑鼻地翻阅旧书刊杂志。当代的有些作品，读起来真是没有味道，五六十年代许多文章、资料，相当枯燥，绕来绕去的文风。可是不管你是否喜欢，为了教学，不读不行，硬着头皮也要读。其实写那些文章的学者、批评家，不是才情不够，他们是没有办法。即如，现在我们读它们也是没有办法，做学问就意味着有许多时候要硬着头皮。

这是一种“职业式”的读书，你从事这个职业，吃这碗饭，就必须这样做。北大中文系的李零老师在他的《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前言中说，“学者的命就是替人读书，因而常常无法享受阅读的愉快。如果他受毕生之苦，甘之若饴，非要别人和他一起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而不是替人分劳省力，那是不仁之至也”。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属于这种“不仁之至”系列，这个问题想起来太苦，不想了。不过，退休之后确实有一种“解放”的感觉，能够选择自己比较喜欢的书和文章来读。

专业，或者职业阅读的问题，我有两点建议。

一个是会在不同的书里看到不同的观点，会有很大不同，甚至相反对的主张。如果他的观点不是那么令人气愤，比如说反人类，为法西斯什么的张目，那么，在通常情况下对不同的观点可以保持一种比较平和的态度。

我们不一定总要在书里寻找成功者和失败者；更值得寻找的可能是成功者和失败者之间的一种状态，也就是不要把事情想得太极端。

即使有些观点看起来不是很能站得住脚，也可以想想这样的观点是在怎样的情境下出现的，可能给我们什么参照，在观察问题的方式上是否能提供某种启示。

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是最近中国文学界的大喜事，几十年来，这个奖对中国文学界是个“心病”。好了，现在终于有中国作家得奖了，按理这个“心病”应该治愈了。可实际不是样,还是有许多人不高兴，或者说他不够格，或者说至少有十位中国作家可以得这个奖。对于中国社会政治、世态人心，莫言有许多表达，多是存在于他的作品之中，我们还是要把重点放在他的作品上。

莫言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时讲了许多故事。最后一个故事是许多年前他爷爷讲给他的。说是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有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他就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抛草帽，其中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意，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莫言说，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这让我想起日本学者近藤直子、加藤三由纪她们的一些活。她们谈到韩少功《爸爸爸》的丙崽，说“人类是组织群体而生存，这种生存方式里潜在着残酷性”；像丙崽、阿Q这些人物，都是“集体”中的异类，当“一个集体面临危机，就把异类奉献给外面世界或排除到集体之外”。那个被扔出庙外的泥瓦匠，不就是因为面临危机所“造出”并加以“歧视”，被排除到集体之外的“异类”吗？这个解读，相信和同学们在课堂上听到的很不相同。这个当然不能取代传统上对《阿Q正传》的诠释，但至少可以成为一种参照。面临危机而不断制造“异类”，抛出“异类”，是我们这一辈子经常面对的事实。产生的后果之一，就是如赵园老师所说的“戾气”。赵园老师80年代研究现当代文学，后来转到明清思想史，考察那个时期的社会状况和文人心态。她说，明清易代之际，社会氛围和士人心态普遍弥漫着一种“戾气”一极端、苛刻、暴力、怨恨，一种病态的激情。有兴趣可以读读她的《明清之际土大夫研究》这本书。

另一个建议是，专业跟非专业书籍，有时候不要分得那么清楚。现在经常说的跨界视野和跨界研究，就是要打破在“专业”上的狭隘设限。

去年我在台北的时候，很偶然的机会，有人送我一本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刚出版的书，蔡振家教授的《另类阅听:表演艺术中的大脑疾病与音声异常》。从他的学木肯景，就大略可以知道他的“跨界”。他本科毕业于台大物理系，接着在台北艺术大学研究所读硕士获得硕土学位，之后在柏林海德堡大学音乐博土班毕业，回到台湾以后，又成为了台大工学院应用力学研究所和台大医学院耳鼻喉科的博士后，研究领域涉及戏曲、音乐、生物音乐学、心理声学、音乐声学，一个人可以涉足看来完全不同的领域，着实让人惊奇。给他这本书写序言的，主要也是台湾医学界的名流。

在论述艺木创作，特别是表演跟大脑疾病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分析了这样两个“案例”。一个是舞台上孙悟空的表演，他说孙悟空的那些动作，是种疾病的表现。孙悟空的表演，表现了医学里的“妥瑞症”病征。“妥瑞”是法国19世纪的一个医学家发现这个病而用他的名字命名。患上这种症状的人就会有不由自主的动作，包括脸部的抽搐，不断地眨眼睛、噘嘴巴、装鬼脸，脸部扭曲而且耸肩膀、摇头晃脑还有怪叫。他说孙悟空的表演完全就是“妥瑞症”的症状。

然后他又分析了《牡丹亭》里的杜丽娘跟柳梦梅的爱情故事。我上大学的时候,通常会说《牡丹亭》表现了“个性解放”，感情上对理学禁锢的挑战。蔡振家从医学、疾病的角度，认为杜丽娘是患上一种叫“躁郁症”的病。“躁郁症”应该是心理、精神病症，由心理的障碍跟情感的障碍引起，忧郁和躁狂两种特征反复地出现，狂躁的时候就幸福到极点，看见开花，就有非常快乐的感觉，而且容易有一种性的幻想，活力十足、口若悬河、思路敏捷。对现代人来说，狂躁症发作的另一个征象是盲目购物，但是杜丽娘的时代购物消费还不达、忧郁的时候，觉得自己就要死掉，觉得生命没有什么意义。蔡振家说，“《牡丹亭》里杜丽娘的表现就很符合这个症状。作品里不是写她‘游园赏花，触动心情，继而寻梦不得，因而死亡’吗？这就是躁郁症的典型的病史。躁，起来促水朝妆，由她自言自语……”蔡振家还引用台湾一个躁郁症患者在她痊愈以后的自述来加以证明。

我读了这部书，感觉有点丧气，原来我们书里的那些美好人物，是精神不正常、大脑疾病患者。不过回过头想想，他的研究对我们也有许多启发。我们常把“艺术源于生活”挂在嘴边，这些例子不就是“源于生活”吗？有什么好抱怨呢？但是“艺术”又的确不是“生活”。我们需要文学艺术的理由就是因为它具有一种超越性，苦难也好，实际的生活状况也好。

读了《另类阅听》，虽然感觉文学艺术的创造性被贬低了，但是认识到文艺创造的重要性。人们需要的，是它们的那种超越具体生活情境的意义。

我们都知道有很多人研究性病跟音乐家创作的关系。这个说起来有点不好，因为这些音乐家，包括贝多芬，海顿，舒伯特、帕格尼尼等等，都是我，也可能是你们喜爱的。音乐，特别是器乐作品，与我们具体生活情境的关联很间接，更具有种精神上的“纯粹性”。

可是听到这些作曲家是性病患者，他们头上的“光环”就黯淡下来。不过，蔡振家还有其他研究者认为，从医学研究的角度，性病在它发作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幻觉，对艺术创作会有某种作用、意义。

这个问题其实没有必要回避，当然也没有必要夸大。杰出艺术家当然是才情过人，但是艺术创造也是很复杂的事情，不需要过分浪漫化。我们从这里也能认识到，不是像俄国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的，任何艺术都比不上生活的美；相反，生活有所不足，才需要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