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年间，藏书家陆深将所闻所见之野史杂记汇编成书，名曰《金台记闻》，其中记录了元代遗民文人袁凯的故事。

袁凯因晚年得罪朱元璋，为保身而装疯得以出京回乡，但朱元璋仍怀疑心，派人监察，袁凯“使家人以炒面搅砂糖, 从竹筒出之, 状类猪犬下, 潜布於篱根水”，而自己则“匍匐往取食之”，方躲过一劫。河北梆子《袁凯装疯》、历史剧《疯子与朱元璋》皆以此为蓝本，不过又添加了疯谏、妻子因不堪其辱而自杀的情节，其人其行似更符合晚明之放诞风气，几成带有一丝悲凉意味的传奇。

然而，传奇的传奇性毕竟来自看客的赋予，历史加诸他人生命的重量，从来不存在感同身受。

作为由衰败之世走向动乱之世、又在动乱中消亡的旁观者，袁凯，不过是一介屡屡被命运打磨的平凡人。

他曾因见兵乱而怀悲，其中却不乏对战乱之中自身的忧虑；

他官为府吏时曾带乌巾、倒骑黑驴游山，被人写入画图，但诗文中亦未见多少文人气；

他或有些许聪慧与胆识，最终又借此逃离强权，悠悠而遑遑，了此余生。

身是江南儒家子，十五学经二十史。
低回欲得圣贤心，浩荡更觅先儒旨。
当时自谓才可重，岂料中年人不用。
白头总得溪上田，手脚生疏不能种。

——袁凯《大醉后率尔三首  其一》

袁凯因袁白燕出名，与杨维桢干系不小。

元末文士杨维桢，喜与诸雅士交好，好坐船头吹笛，弄琵琶奏《白寻》，载华阳巾，披羽衣，与客人起舞啸歌，人呼之“神仙中人”。

他与袁凯的相识，起于华亭县修葺大成殿讲堂。

至正九年春，杨维桢抵华亭为讲堂作序，与袁凯初遇。

在他的笔下，袁景文清癯昂然，少有才气。

是年，黄河北溃，淹没大片村庄，袁凯四十岁，尚为元廷一府吏，于文坛岌岌无名，亦未有倾颓之感。

日后二人未断交集。一次宴席上常熟诗人时大本向杨维桢展示所作的白燕诗，“珠帘十二中间卷，玉剪一双高下飞”，袁凯以为此虽是好诗，但“未尽体物之妙”，另作一首《白燕》以比之：

故国飘零事已非，旧时王谢见应稀。

月明汉水初无影，雪满梁园尚未归。

柳絮池塘香入梦，梨花庭院冷侵衣。

赵家姊妹多相忌，莫向昭阳殿里飞。

——袁凯《白燕》

杨维桢读罢“击节叹赏，连书数纸”。其实，袁诗虽写出了白燕的形神，但仅止于此，毕竟算不得一流的好诗，而白燕诗“最下最传”、甚至袁凯以“袁白燕”闻名文坛，自有杨维桢文坛影响力的加持。但不论如何，白燕诗是袁凯在文坛的第一次精彩的亮相，但他才走过人生的一小半，生命中的动荡刚刚开始。

同是这年，红巾军的势力席卷了元廷的大片疆土，建立天元政权，全国各地兵乱此起彼伏。此时袁凯的生活已被动荡所扰，但仍怀着功名之心，在此年前后所作的《醉后口号二首》中，他写道“新书欲献帝王家，奈此家贫道路赊。醉卧江村风雪里，时时自比贾长沙“。

张士诚起兵之时，天下已有大乱之态，袁凯为避乱保身而隐居。

老夫避兵东海头，海风吹衣夜飕飕。
黄蒿断岸少人迹，饥鸢无食声啾啾。
狐狸向人呼姓名，两脚直立当前行。
自信从来胆力壮，此日对之魂欲丧。

——袁凯《老夫五首》

靡靡菰蒲已满陂，菱花菱叶更参差。

即从景物看身世，却怪飘零枉岁时。

得食野鸥争去远，避风江鹳独归迟。

干戈此日连秋色，头白犹多宋玉悲。

——袁凯《江上早秋》

此时诗人已年近半百。

然而“何处江湖为乐土，谁家门户有闲人”？乱世之中纵隐也无地容身。

不断有朋友在兵燹中离去，次年袁凯又举家搬迁，“旧屋非吾有，新居亦借人。往来皆是客，到处即为邻”，漂泊日久，竟已能作诗自宽。

避乱、流离的生活，袁凯过了十余年。

待到朱元璋即位，他已五十九岁，仍不能逃过命运为他带来的变数。明廷征召元代遗民入朝为官，名噪一时的袁白燕自然在列，屡辞不成，只得赴任。于是，六十一岁的袁凯入朝做了监察御史，他在《闲题》中写道“负却薄田三十亩，文君何用自当垆”，已然意冷心灰。但袁凯性格中自有一种主动溶于外界的特性，这导致他有着强烈的角色转换意识。入明之后，袁凯的诗歌一度转为台阁体，亦不乏对新王朝的称颂，曾经的傲骨似已彻底消逝，只有在少数诗中，我们依稀可以瞥见他内心的悲鸣。

野老园篱江水东，溥溥夕露满幽丛。
已教短发从天白，未厌秋花特地红。
身世只今惟仗酒，安危从此不关侬。
神交赖有陶征士，避地休官意颇同。

——袁凯《壬寅九日》

袁凯的悲自始至终透着清醒，安危命运从此不再由己掌控，事已至此，亦只得履冰前行。

袁凯其实有一般文人所不能具备的圆融，他的官甚至做得还算出色。

但他仍逃不过伴君如伴虎的命运。

一次正值朱元璋亲自审批处理罪责，便让袁凯将审批结果送与太子，太子为不少犯人减了刑，朱元璋便问袁凯孰是孰非，袁凯则答曰：“陛下法之正，东宫心之善”，似是天衣无缝的答案，朱元璋却“以老滑持两端恶之”。

袁凯自知已陷危局，为求生而自导自演的悲喜剧自此开幕。

史书记载袁凯在得罪朱元璋后“凯惧，佯狂告免归,久之以寿终”，如此而已，笔记野史却衍生出了无数细节，梳理可勾勒出大致始末：事发后袁凯在朝堂之上装作风疾发作，朱元璋心生怀疑，便说患风疾者不能感知疼痛，命人用木钻钻入袁凯体内，袁凯强撑着不做反应，得以放归。是年他已七十三岁，回乡做了本郡的儒学教授，又有人说他在乡人宴请重要宾客的宴会上忽然唱起《月儿高》，人皆知其症，他遂辞县学之职还家。

在放归后作的《新治圃成》中，袁凯半真半假地说“且遂丘园乐，永谢承明宠”，乐或有几分，谢却未必，只是袁凯心中忧惧，以诗写心已然不敢。《金台记闻》所写袁凯在家中继续装疯瞒过监察之人，可知其担忧也确有必要。此时，袁凯陷入了仕而不彰其志、隐而不遂其乐的双重失落，所逢之厄足以致使诗情的退化。

罢职非能吏，归田即老农。
有诗聊度日，无字可书空。
白发将谁念，黄粱且自舂。
故人能问讯，家在五湖东。

——袁凯《村居怀京下一二友生》

袁凯摆脱了一代政治高压下的文人惯常的悲剧，却为自己制造了另一个惶惶终老的悲剧。

隐居之后，袁凯写过五首《闲步》，其中一首说“半雨半晴天气，半开半落山花。半醉半醒游客，半村半郭人家”。

他一生读书、壮游、仕元、避乱、流离、仕明、罢官、执教、隐居，“故国飘零事已非”，一屋一圃一妹一妻一儿一女，九十五岁高龄谢世。

半晴半雨、半开半落、半醉半醒，皆是改朝换代之际平凡人生被迫拥有的底色，“国家不幸诗家幸”，总是旁观者茶余饭后的闲谈。

袁凯身后三百年，诸生薛正平上书当地知府许维新，为其立墓碣。

崇祯年间，顾懿德于墓边筑白燕庵，董其昌题额。

明末，李待问为白燕庵题写楹联，“春风燕子依然入，大海鳗鱼不可寻”。

后世文人路过白燕庵时，唤起的是身世之悲还是兴亡之慨，抑或其他，今人已无法揣度。而后人评袁凯多称其战乱时的诗作，“学杜而得其法脉”，我却觉得他辞官前作的一首小诗尤好。

江水三千里，家书十五行。

行行无别语，只道早还乡。

——袁凯《京师得家书》

大悲大喜早已隐遁，“乌衣王谢俱零落，九字风流白燕庵”，白燕庵伫立久矣，抗战前夕被毁，在传奇故事的结局里，他最终，得以还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