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头人

王阳明被称为有明一代气节、文章、功业第一人，被认为是真“三不朽”。但是，和许多成功人物一样，王阳明也一直毁誉参半。时人斥其“事不师古、言不称师，专以立异为高”，但不能不承认其事功的卓著；后人言其承朱学之式微鼓吹心学，为统治者另谋思想出路，却不能不承认王学的积极因素。万历十二年王阳明获准入祀孔庙，在同时入祀的三人中（另外二人为胡居仁、陈献章），王阳明虽然影响最大、功绩卓著，却争议最大。而在整个清朝，王阳明及其学说更是受到全面的压制。从上个世纪开始，我们也曾经给王阳明及其学说贴上一个标签：“主观唯心”。

有一个人们十分熟悉的用以说明王阳明“主观唯心”的例证。王阳明在浙江绍兴期间，与学生游南镇，有学生指着破岩而出的满树鲜花问道：“（先生）说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王阳明道：“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如果只是以此为例，又不明其“机锋”所指，自然可以视为不顾客观事实的“唯心”。

但还有一个人们并不熟悉的说花故事，事情发生在江西赣州或南昌。王阳明和弟子薛侃等在花圃除草，薛侃感慨：“天地间何善难培、恶难去？”王阳明不假思索地回答：“未培未去耳。”他随即借物说事：“此等看善恶，皆从躯壳起念，便会错。”见薛侃不理解，王阳明继续解释：“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子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矣。此等善恶，皆由汝心好恶所生，故知是错。”王阳明的意思十分清楚：天生万物，本无善恶之分。若以自己心中的“好恶”作为判断事物“善恶”的标准，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如果以此为例，我们或许就不会把“主观”的帽子戴在王阳明头上了。

王阳明的上述言论，都发生在“龙场悟道”并提出“知行合一”之后，可以看出他在“主观”与“客观”之间已经有了新的认识，“知”与“行”、“心”与“物”，越来越融为一体，这才是“知行合一”的境界。

学生徐爱等人曾经就“知行合一”向王阳明提问：既然是“知行合一”，先生为何有时只说“知”、有时又只说“行”？为何有时只说“心”、有时又只说“物”？王阳明回答：“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维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

这种方法，恰恰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共同特点，所有的言论和文字，都是针对具体的事情展开。这种方法的好处是直截了当、简洁易懂，问题是容易被断章取义、被各取所需。虽然王阳明有时因“物”说“心”、因“行”说“知”，有时又因“心”说“物”、因“知”说“行”，但在他那里，心和物、知和行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所以，我们学习研究他们的思想，不能用“举例子”的方法，而需要对他们的思想脉络、表述特征特别是“语境”有真正的认识。

王阳明对“知行合一”的体悟和阐释，有一个认识上的演进过程，这个过程与他自己所说的“学为圣贤”或“求圣”的过程是同步的。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序》中说自己的学术经过“三变”：“早岁业举，溺志词章”，后来感觉是在浪费青春；于是“稍知从事正学”，研读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学著作，却感到众说纷纭、“茫无可入”；不得已转而“求诸老释”，顿觉惊喜，“以为圣人之学在此”，但将其与孔孟之说、日用之道相印证，又产生抵牾。迷茫之中，贬官龙场，反复思考，体悟日深：“证诸五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也。然后叹圣人之道，坦如大路。”所谓的“龙场悟道”，就此发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

这段回顾，使人们认为经过“三变”之后的“龙场悟道”，王阳明已经悟出了“圣人之道”。但是，令王阳明惊喜的并不是悟出了“圣人之道”的结果，而是悟出了通向“圣人之道”的“大路”、找到了打开通向“圣人之道”大门的钥匙。所以黄宗羲认为，“龙场悟道”对于王阳明的“求圣”来说，是“始得其门”。

黄宗羲可谓真知阳明者，他认为王阳明的学术经历，并非王阳明自己所说的一个“三变”，而是有两个“三变”，“龙场悟道”则是两个“三变”之间的关节点。只有把这两个“三变”一并考察，才能理清其“求圣”的全过程。

黄宗羲说的第一个“三变”，如王阳明之所述，这是一个“悟得其门”的过程。王阳明从朦朦胧胧地向往着“学为圣贤”，到“得其门”“入其道”，其间经历了整整二十年。

黄宗羲认为，在“龙场悟道”而“得其门”后，王阳明的学术开始了第二个“三变”：一是“尽去枝叶、一意本原”，开始专注从“吾性”“吾心”中追求“圣人之道”，而不是向“心外”去追求，于是有了“知行合一”的感悟，认为知即是行、行即是知。二是到“江右以后”，悟出“圣人之道”原本就是早为先贤揭示却被后人泯灭的“良知”二字，这样，就为“知行合一”注入了灵魂。三是提出“良知”之后，宣称人人心中有良知，人们只要把各自的良知发掘出来并且落实在行为上，即“致良知”，这才是真正的“知行合一”。从“龙场悟道”，到病逝于江西大庾，这第二个“三变”，也经历了二十年。

前后两个“三变”，构成了王阳明“求圣”之道的三部曲：第一，从立志“学为圣贤”，到体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寻求到“入圣”的门径。但何为圣人之“道”，却只是有所悟，而无法用文字、语言概括出来。第二，从“龙场悟道”，到在江西揭“良知”，揭示出“圣人之道”的精义，这也是王阳明学术即“心学”的核心和真谛。第三，从揭“良知”开始，到在江西南昌、赣州、吉安等地，在绍兴等处，倡导“致良知”，倡导“与民不亲而亲”，倡导与“愚夫愚妇”同好恶，心中有良知、满街皆圣人。这个“三部曲”，既是王阳明通向“道”、揭示“道”、传播“道”，即入道、揭道、传道的过程，也是“知行合一”从提出到注入“良知”、到“致良知”的过程。

伟大的思想只有灌输到大众之中，成为大众的自觉行为，才是它真正价值所在。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思想家，从孔子到孟子，从二程到朱熹、从陆九渊到王阳明，首先都是社会活动家，他们的学术，他们的言论和主张，都是为着解决问题，为医治弊病而开具的药方。

尽管王阳明被认为是气节、文章、功业即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但黄宗羲和后来的“王学”研究者往往有意无意忽略王阳明学术过程中功业和气节的作用。或许在他们看来，王阳明的功业谁也否认不了，王阳明的气节有目共睹，但王阳明的学术却曾经被视为“异端”“邪说”。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多为“文人”。所以，尽管中国古代“圣贤”的标准，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位一体，但在王阳明的“文人”研究者那里，主要关注的只是学术、是“立言”，看重的是他从祀孔庙的荣耀。在研究中并未将其气节、功业与学术融为一体，对于王阳明的定位，也就仅仅成了“思想家”。

这种导向的结果，是后人更多地关注王阳明的“心”而忽略“物”、关注王阳明的“知”而忽略“行”，并进而视其为“唯心”且“主观”。但是，王阳明的学术从来就是和功业相互激发的，而学术和功业的终极动力，是气节，是对国家、对社会的担当，三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在王阳明的身上，他的学术即“心学”，是为立言；他的功业即实践，是为立功；他的气节即担当，恰恰是立德。这才是王阳明的真“三不朽”。

当王阳明“懵懵懂懂”向往“学为圣贤”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圣贤”为何物，但少年时代埋下的种子、少年时代萌发的志向，其实是一种为国家、为社会效力的担当，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气节”。所以，他在15岁时便有出居庸关考察“虏情”的行为，有向皇帝上书陈述对于边关防务意见的动机；在刑部主事任上，敢于革除监狱积弊、敢于处死背景深厚的罪犯；在兵部主事的任上，敢于直斥时弊，虽然因此得罪权贵，受廷杖、下诏狱，贬谪龙场，但初心不改。虽然此时王阳明尚未提出“知行合一”，但事事都在“知行合一”。

为南赣巡抚，一年之内平息数十年之“积寇”，王阳明的功业开始走向鼎盛；接着，在四十天内平定蓄谋已久的“叛藩”，成为明朝第三位以军功封伯爵的文臣，王阳明一生功业达到鼎盛。正是这个时候，王阳明的学术影响也开始走向巅峰。试想，如果王阳明和之前历任巡抚一样，对流民束手无策，如果无法平定宁王之乱，还能理直气壮地说“良知”，心安理得地讲“知行合一”吗？没有功业，不影响薛瑄、胡居仁、陈献章入孔庙，但没有功业，却不可能“倒逼”庙堂承认王阳明的学术。在王阳明那里，没有不落在功业上的学术，也没有离开学术的功业，他本身就是“知行合一”的。

在南赣平息流民之乱的过程中，王阳明提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良知”二字呼之欲出。平定宁王叛乱之后，应对来自方方面面的流言蜚语，应对当权者的各种刁难和猜疑，是王阳明一生所遭遇的最大难题。直到此时，“良知”二字才终于被揭示出来，所以他特别强调：“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在王阳明看来，“良知”二字乃是自己一生学术的精义和真谛，这才是真正的“圣人之道”，它既在每个人的心中，“不待学而有、不待虑而得”，更是在“百死千难”的磨砺中才得以悟出。

王阳明在“百死千难”中悟出内心深藏的“良知”，是学术和功业的相互激发，而终极动力，则来自“气节”，来自对国家、对社会的担当。当宁王起兵时，许多官员在观望，唯独王阳明公开宣称“宁王谋反”，并起兵平叛。

古人“三不朽”，首列“立德”，是有道理的。何谓“立德”？孟子说“舍生而取义”，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王阳明用自己的行为给世人做出了示范：心中有良知、行为有担当。这才是王阳明对“知行合一”的最好诠释。

在王阳明那里，“知行合一”的“知”，既是对事物的认识，更是“良知”，是非之心加担当精神，是为“良知”。以“良知”为灵魂的“知行合一”，才是真正的“知行合一”。在王阳明身上，立德、立功、立言融为一体，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