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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儿子接棒继续袁梦计划】距离袁隆平院士逝世将近一个月，袁隆平儿子、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袁定阳已继承衣钵，北上内蒙古，继续“袁梦计划”。袁定阳表示，力争3年内实现兴安盟水稻每亩增产100公斤；培育兴安盟自主知识产权的水稻新品种；实现兴安盟耐盐碱水稻种植面积3年达到20万亩。2020年1月13日，袁隆平在三亚发布“袁梦计划”，在盐碱地上种水稻。（光明日报）

【学习进行时】“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正在开展。大学生这个重要的青年群体，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新华社《学习进行时》原创品牌栏目“讲习所”今天推出文章，与您一起感受这份牵挂。

　　“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时代的光荣属于青年。”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关心青年特别是大学生的成长。

　　总书记对大学生的重视和关怀细致入微，始终落在实处。

　　谈理想，语重心长

　　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在2014年北京大学考察时，习近平以“穿衣服扣扣子”为喻，形象地指出，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

2.向下负责

大家通常关注的信任关系建立，其实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存在于自己和下属之间。

运用以下这个鲜活的实例，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什么是“向下负责”。

2016年4月18日，有一段“快递小哥被扇耳光”的视频，视频中顺丰快递小哥不小心与一辆车发生剐蹭，车主下车后对他又打又骂，据网友粗略统计共被扇了六个耳光，快递小哥整个过程没有还手……

当快递小哥被打的视频曝光后，顺丰集团总裁王卫在朋友圈发文称，“如果这事不追究到底，我不再配做顺丰总裁！”这话掷地有声。

顺丰的官方也很快对快递员被打一事做出回应，并且向网友表示已找到受委屈的小哥，并承诺照顾好他，让人心暖，让人心生感动，也让人觉得充满希望。

顺丰总裁同时做出承诺：未来也会像保护这位小哥一样，保护所有员工！这就是“向下负责”。

被员工信任是实现“向下负责”的基础，“一线快递员是支撑顺丰的基础，是顺丰集团真正的核心资产！”“向下负责”是顺丰的核心价值理念，而且在行动中不断验证他们的行为选择。

因此我们才可以感受到顺丰快递专业和敬业的工作态度，可以感受到其提供的便捷的服务，可以明白为什么顺丰员工会细心帮助把货物包好并用心将其固定，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总能认真取件并送达。

只有当公司真正尊重员工，给予员工安全感，帮助员工解决困难，坚定地站在员工的立场处理问题的时候，才能营造一个信任的环境，获得彼此信任的长久合作关系。

1.向上管理

关于向上管理，德鲁克先生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中启发我们，“工作想要卓有成效，下属发现并发挥上司的长处是关键。”

首先，需要我们主动和上司交流，这样就可以带来双方信息对称，信息对称后才有机会建立信任。

其次，要把自己的期待告诉自己的上司，期待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状态，以及请求上司回馈和帮助你的事情；同时也要了解上司的期待，上司期待自己做什么，如何做，以及他对于什么行为是认可的。

最后一点是最重要的，要发挥彼此的长处。当上下级共同贡献于组织绩效新来源时，信任关系也会有效建立，并形成良性循环。

当然需要我们关注的一点是，向上管理就是要合理利用上司的时间和资源，其本质不是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而是配合、协作以及彼此成就的关系。

此外，作为下属永远不要让上司觉得难堪，永远保护自己的上司，事前汇报或警告，以免其在公众面前受到屈辱；永远要高估自己的上司，而不要低估他，因为高估没有什么风险，低估却会带来反感或是报复；对上司永远不要隐瞒。虽然信任建立不易，但信任的失去却相当简单。

一旦产生某种伤害信任的行为或态度倾向，那信任将会遭到破坏，也难以被修复，所谓“覆水难收”也是表达这层意思。

所以，彼得·德鲁克先生还告诫我们，要想成为一个有效的管理者，需要理解上司也是普通人，也存在长处和短处。如果我们可以在其长处上下功夫，既能帮助上司完成其工作，又能在帮助上司的同时带动自己发展。

走进江苏盐城市滨海县正红镇陈圩村，一条条平坦整洁的农村公路周围绿意盎然，连绵的农田延伸向远方，高效的农业设施和独具特色的草柳编产业更是为这幅美丽的乡村画卷增光添彩。

“村子里的交通四通八达，不仅我们的生活更便利了，也为杞柳种植、水产养殖、高效农业提供了很好的保障。”陈圩村村民刘先生表示。

民族要复兴，乡村须振兴。乡村要振兴，交通须先行。打赢脱贫攻坚战后，“三农”工作重心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畅达的农村公路不仅成为一条条带动村民致富的产业路，高质量发展“四好农村路”也为乡村旅游业发展提供了新动能。

高质量发展“四好农村路” 当好乡村振兴“助推器”

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关于巩固拓展交通运输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推动交通提档升级，推动串联乡村主要旅游景区景点、主要产业和资源节点、中小城镇和特色村庄等公路，有效支撑乡村产业兴旺，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为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安远县位于江西省的南部，地处闽、粤、赣三省交汇处，自然资源丰富，旅游资源丰富。伴随交通条件改善，当地农村电商和特色旅游发展迅速，带动了当地百姓脱贫增收。

“我们加快推动‘交通＋特色产业’‘交通＋旅游’等发展，当好脱贫攻坚、农村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助推器’，为地方旅游、特色加工、矿物开发、商贸物流等产业落地发展创造条件。” 江西省交通运输厅厅长王爱和表示，江西省近年来强化农村公路对乡村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贫困地区累计完成旅游路、资源路、产业开发路建设1620公里。

农村地区的公路便利程度决定了农村地区资源能否走出去，也决定着探索乡村旅游等资源的人们能否走进来。“往往生态环境比较好的地方都比较偏，急需发展。”广东省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黄细花说，先修路，路通财通，可通达性对于旅游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由农村公路建设本身衍生出对经济社会产业发展的正向作用，也将反作用于公路建设本身，促使其高质量发展，从而实现助力乡村振兴的目的。正如西南交通大学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教授罗霞所说：“推动农村公路与产业融合发展，是由过去单纯建设和服务产业发展的模式，向引领带动产业发展并以流通循环收益反哺农村公路建设的模式转变。”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王先进表示，与脱贫攻坚期的“出门硬化路，抬脚上客车”不同，乡村振兴背景下，“四好农村路”建设要促进交通建设与农村地区资源开发、产业发展有机融合，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新模式，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坚强的交通运输支撑。

高质量发展“四好农村路”为乡村振兴增添新动能

曾几何时，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这三个人口较少民族居住在兴安岭山林中，过着离群索居的游猎生活，从偏远的腾克镇巴卡哈里村到旗政府，要用上火车、汽车、轮渡、驴车等各种交通工具，往返要一周时间。

而今，凭借便捷的交通，古老的大兴安岭日新月异。多布库尔猎民村党支部书记孟亚静说：“我们先后建成了农业生态园、特色养殖区和民俗特色旅游景区。如今猎民村变景区，农民变旅游从业者，农产品变旅游商品，带动近200名鄂伦春村民找到新出路，人均年收入提高到2万多元。”

今年2月，交通运输部编制印发了《农村公路中长期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提出，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将全面建成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安全、便捷、绿色、美丽的农村公路交通运输体系，满足人们对农村出行的美好期望，有力支撑乡村全面振兴。

在内蒙古，条条大道串点成线、连线成网，串联起了“山水林田、城镇村景”，激活了一个个“有颜值又有产值”的美丽乡村，实现了修好一条路，发展一片产业，带动一方群众。2020年，更有不少“网红产品”从大兴安岭的林区销往全国各地。

在扎赉特旗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条总投资3800万元，全长约30公里的产业园区公路穿过稻海，通向远方。借助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稻田养鸭、养蟹、养鱼等“一稻多吃”“稻场农旅休闲体验”已然成为撬动当地乡村振兴的有力杠杆。

内蒙古本着公路围着产业转的发展思路，支持每个贫困旗县建设约30公里资源路、旅游路和产业路，每公里安排投资补助140万元，打通经济带、工业园、开发区、示范园等园区的“最后一公里”，持续提升农村“造血功能”。

“原来小米要挑到村外的博爱路边卖，那里路宽、人多，5元一斤，现在村里路好，游客多，小米就在家门口卖，扫码收款，7元一斤。”61岁的张春芝是河南焦作市博爱县探花庄村村民，也是护路员，2019年顺利脱贫。“护路员工资一个月450元，家里种了2亩樱桃、1亩冬枣、些许小米，加上每个月700元的低保，一家人的生活有了保障。”

3年来，博爱县投资1.3亿元，完成359公里农村公路建设，重点打造了涉及林果、乡村旅游、高效农业的3条精品环线，将致富路修至田间巷陌，修到百姓的家门口。一条条民生路、产业路、致富路为乡村振兴增添了新动能。

高质量发展“四好农村路” 助推乡村振兴融合发展

今年4月，交通运输部印发《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2021年工作要点》（以下简称《工作要点》），《工作要点》明确了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的几大体系，其中有一条就是打造创新多元的融合发展体系，推进“四好农村路”与现代农业、乡村旅游等产业融合发展。

行走在穿村而过的小岭路上，两旁商铺林立，“徽记宣纸”“红星宣纸”“曹氏宣纸”等招牌令人目不暇接。“我们相继恢复古晒滩、古碓臼、古土焙、古制料等一系列传统宣纸制作技艺，宣纸故里旅游越来越红火。” 安徽省宣城市泾县丁家桥镇党委书记洪维告诉记者，全镇拥有300多家宣纸书画纸企业，宣纸和书画纸产业成为当地主导产业，年销售额高达上亿元。

作为泾县全域旅游的标杆之一，小岭村宣纸文化游线、九华古道驴友游线、古檀山庄映山红游线特色鲜明，源源不断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光、写生、休闲度假。

海南省琼海市博鳌镇是海南著名的十大文化名镇之一，自然风光优美，人文沉淀深厚，融江、河、湖、海、山麓、岛屿于一体，集椰林、沙滩、奇石、温泉、田园等资源于一身。“现在旅游大巴开进村里不费劲，游客越来越多。”博鳌镇留客村村民蔡海滨介绍，去年进村的公路拓宽后，越来越多车辆涌入留客村，自家的小卖部生意也好多了。

过去，留客村窄窄的公路只能容得下一辆小轿车通行，不光是游客进村难，村民发展农业生产也多有不便。“一定要把路面拓宽，给乡村旅游添把火。”琼海市交通运输局有关负责人表示，2019年该市启动留客村进村公路窄路面拓宽工程，结合乡村旅游的实际需要，将进村路的路面拓宽了一倍以上，这才有了游客络绎不绝的喜人局面。

“十四五”期，海南将继续改善农村交通条件，力争实现双向两车道的公路通到80％的建制村，改造一批农村公路危桥、涵洞，彻底消除安全隐患，进一步扩大农村公交覆盖范围，在建制村100％通公交的基础上，让老百姓对公交服务更加满意。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杭锦旗，一条新修的双向四车道穿沙公路，纵贯南北，像一条黑色的长龙伸向远方，促进库布齐沙漠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穿沙公路两侧密布着沙障，绿色的沙蒿与黄沙交织，曾经的不毛之地变成了一张沙漠治理的“绿色名片”。

一条条穿沙公路仿佛是沙漠中的黑色缎带，既带动了沙漠增绿、经济发展，又让老百姓认识到了生态价值，真正体会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今，库布齐沙漠地区已构筑起初具规模的生态产业体系，在穿沙公路发展带动下，独贵塔拉能源化工基地、巴拉贡中小企业创业园区、呼和木独汉森葡萄种植基地、宏昌现代农牧业开发基地、夜鸣沙旅游景区等相继建成，成为内蒙古西部经济向高质量转型的重要增长点。

(责编：崔元苑、吕骞)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广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后举行了数十次武装起义，沉重打击了国民党桂系军阀的反动统治，特别是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韦拔群等领导的百色、龙州起义，在广西西部左江、右江和红水河流域创建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推动了广西革命斗争走向高潮，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人民英雄韦拔群

　　邓小平说过：“广西右江地区，是一个比较有群众基础的地区，这里有韦拔群同志那样优秀的、很有威信的农民群众的领袖。东兰、凤山地区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工作的地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

　　1894年2月，韦拔群出生于东兰县一个壮族家庭。1914年，他前往武汉、上海、广州等地游历。1916年，带领100余人远赴贵州，参加护国战争。1919年，他开始接受马列主义，次年离开黔军投奔孙中山，参加“改造广西同志会”。1921年9月，回到东兰的韦拔群成立“改造东兰同志会”。此后，着手组建公民会和农民自卫军。他写道：“今日处恶境，但相信，雾散天会晴。想起好前景，浑身劲，吞菜也甜心。”

　　1925年初，韦拔群参加第三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深入学习了马列主义和农民运动策略，回家乡后不久，他在东兰县武篆区北帝岩创办了广西最早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成为培育农运骨干的摇篮。他先后举办三届农讲所，为右江地区各县培养500余名骨干，这些“种子”回到一线后，迅速成为燎原之火。1930年秋，红7军主力远征后，韦拔群在右江地区坚持游击斗争。革命陷入低潮时，韦拔群先后把3个儿子取名为“韦革命”“韦坚持”“韦到底”，表示了坚定不移的革命决心。1932年10月，韦拔群遭叛徒杀害。国民党将他的头颅在东兰、百色、南宁、柳州、桂林等地示众，恐吓支持革命的群众。韦拔群一家24人，17人惨遭杀害。

　　毛泽东曾多次深切谈起：“韦拔群是广州农讲所最好的学生！”“韦拔群是个好同志，我过去搞农运，有些东西还是从韦拔群那里学来的。”

　　百色龙州起义震南疆

　　1929年7月，邓小平受命赴广西，对主政广西的俞作柏、李明瑞等开展统战工作，并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领导广西党的工作。8月底，他化装成商人从上海出发。9月初，在香港听取了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聂荣臻的汇报，随后取道越南抵达南宁。他化名邓斌，公开身份广西省政府秘书。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共产党员俞作豫向李明瑞建议组建教导总队。此后，100多名共产党员进入教导总队工作、学习，两个月发展了300多名共产党员。随后，为推动对广西警备大队的改造，李明瑞同意张云逸为警备第4大队大队长，从教导总队调来100多名共产党员作连排干部，使部队面貌焕然一新。

　　9月27日，俞作柏、李明瑞通电反蒋，邓小平等借口没有训练好，将警备第4、5大队和教导总队留下。俞作柏、李明瑞不战而败后，邓小平当机立断，决定即刻准备兵变，把我党掌握的三支部队拉出南宁，转移至左右江。当时，邓小平正确分析左右江地区有党组织和近十年农民运动基础，指出：这给红7军的建立与活动以极大的便利，革命军队与左右江农军相结合，是后来起义胜利的关键。邓小平、张云逸率部队进入右江后，豪绅与反动的警备第3大队图谋不轨。第4大队第1营和农民自卫军围歼第3大队，俘敌千余人，缴枪700余支，为起义扫清了障碍。

　　1929年11月，根据中共广东省委指示，中共广东省委广西前敌委员会成立，书记邓小平，统一领导左右江地区的斗争。月底，部队改造工作和建立苏区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广西前委决定在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于百色举行起义，建立红7军，并将广西前委改为红7军前委。

　　据李天佑回忆，起义前一天晚上，“大家兴奋地一夜没睡，静坐着等待那庄严时刻的到来。”据莫文骅回忆，12月初，参谋长安排他秘密到街上做一面绣着黄色镰刀、锤头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部字样的红旗。12月11日早上，这面旗升了起来，红7军正式成立，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小平，下辖3个纵队。同时在平马成立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雷经天。红军指战员领到了新的灰色军服，军帽上缀着醒目的红五星。12日，平马镇举行了上万人的庆祝大会，各族军民扬眉吐气，尽情欢庆胜利。群众唱道：“右江成立苏维埃，平马成了红海洋。十月里来桂花香，小平云逸上右江。”

　　红7军在右江地区实行分兵游击，左江地区很快有15个县相继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1930年2月1日，根据邓小平传达中央关于龙州起义的指示和前委建立红8军的部署，广西警备第5大队宣布起义，成立红8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这天上午，龙州县城广场举行了万人大会，会后举行了群众游行。左江地区各县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有力地策应了右江的革命斗争，并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邓小平与韦拔群等利用粤桂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在根据地进行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经济、军事和党政建设。以右江苏维埃政府通令颁布《土地法暂行条例》和《共耕条例》，提出右江土地革命运动一套完整的方针政策和具体原则，特别注意保护瑶族和高山汉族的利益，苏区各族劳苦民众扬眉吐气，革命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为表达对邓小平和红7军的敬意，各族群众唱道：“找龙脉葬祖坟，葬了百年还是穷。自从来了红七军，再不信鬼不信神。如今邓斌办共耕，他是穷人大金龙。”

　　壮族人民传说“灯花开，贵人来”。当时流传的壮族山歌《昨夜灯开花》这样唱道：“昨夜灯开花，红军到我家，妈端墨米酒，爹敬古丁茶。”人民群众端上自酿的墨米酒、自制的苦丁茶欢迎红军，生动形象再现了壮族人民对红军的敬意和爱戴。

　　左右江根据地影响深远

　　1930年3月，红8军大部到左江各县开展工作，余部遭桂系军阀重兵突袭后伤亡惨重，被迫撤出。军长俞作豫就义前写下“十载英名宜自慰，一腔热血岂徒流”的豪迈诗句。红8军第1纵队历经半年时间，转战7000里，与红7军会师并编入红7军。

　　1930年9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派代表邓拔奇到右江，传达李立三以中共中央名义写给红7军前委的信，要求红7军去攻打柳州、桂林等中心城市，配合全国武装总暴动。11月，红7军从河池县北上，历时9个多月，行程7000余里，战斗百余次，于1931年7月与中央红军会师，实现了与“朱毛红军”会合的愿望。从此，红7军成为中央红军的一部分，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转战南北。韦拔群奉命留下组建第21师，在东兰坚持斗争。桂系军阀先后3次对右江革命根据地疯狂“围剿”。韦拔群遭叛徒杀害后，右江革命根据地暂时丧失。

　　革命根据地虽然丧失了，但它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苏维埃政权的种子播到了少数民族聚居的祖国南疆，有力地策应和配合了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从理论和实践上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提供了新鲜经验。正如1930年3月2日中央给红7军前委的信中所指出的：“虽然出现在偏僻的广西……但他在全国政治上同样有极伟大的意义，他同样是发展游击战争摧毁统治阶级促进革命高潮的主要动力之一，特别在他的发展前途上有严重的作用与意义，他的发展很快可以影响到全国。” 当时的中共中央高度评价百色起义，认为是“全国范围内最有组织最有意识的一次兵变”，对于“扩大全国兵变”具有重要意义。

　　百色起义、龙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武装起义，其革命风暴遍及20余县，形成了广西革命的高潮，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在广西的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侵华势力，震撼了“西南半壁的反动统治”，并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形成提供了经验。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树起了反帝斗争的光辉旗帜。1930年2月1日，《中国红军第八军目前实施政纲》提出，“扩大反帝运动：用群众革命力量，驱除帝国主义出华；没收帝国主义在华一切资本企业；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2月12日，龙州《工农兵报》发表《中国红军第八军政治部为法帝国主义驻龙州领事馆无理照会告全国民众书》，郑重提出“中国人民在中国境内解放运动不受任何帝国主义干涉”等4项严正声明。2月19日，红8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在龙州县城体育场召开万人大会，声讨帝国主义的罪行。大会发出通电，反对帝国主义无理干涉中国内政。会后举行示威游行，还没收了洋人的不法财产和窝藏在领事馆、天主教堂内的地主豪绅财产，驱逐了一些破坏左江革命的法国领事、武官、传教士等出境。当时的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在题为《赤色的龙州》社论中指出，“在数天内的政权，他已经做了国民党军阀政府数十年所不能做所不敢做——不是，实在是所不愿做的事”，“实现中国共产党之反帝国主义政纲，在中国革命的发展将有非常伟大的历史意义”。

　　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实践。5万平方公里、150万人口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壮族占85%左右，汉族占10%，瑶族占4%，苗、仡佬、毛南、彝等族占1%左右。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创建的一块较大的根据地，也是中国西南边疆唯一的革命根据地，为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提供了经验，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邓小平曾经说：“25岁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建立了红7军。从那时开始干军事这一行。”他将党中央的指示和广西的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借鉴井冈山经验，突破“城市中心论”框框，将革命的主要力量由南宁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左右江地区，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谱写了中国革命光辉的篇章。

　　据不完全统计，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累计培养了2000余名共产党员、近万名战士，不少人成长为开国将领，如大将张云逸，上将韦国清、李天佑，中将莫文骅、覃健、韦杰等，他们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各族人民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革命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民族精神的生动体现，是我们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

　　（执笔人：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史波波）

　　《 人民日报 》（ 2021年06月16日 06 版）

湘赣革命根据地，也称湘赣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湘赣边界地区领导创建的第二个重要的革命根据地。鼎盛时期，根据地包括赣江以西、株萍铁路和袁水以南、粤汉铁路以东、大余以北的湘赣两省25个县、2.8万平方公里土地、100万基本苏区人口，与赣东北、湘鄂赣等根据地互为掎角，有力地拱卫了中央苏区，在中国革命战争历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再造井冈，红遍赣水一角

　　湘赣革命根据地是在井冈山、赣西南、湘东南地区革命斗争基础上建立发展起来的。在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指导下，依靠党的坚强领导和全体军民的奋斗，根据地由小到大、由分散到集中，逐步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根据地之一。

　　湘赣边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是湘赣革命根据地形成的重要基础。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4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不久，留守井冈山的红5军也被迫突围。留在当地的部分红军和各县赤卫队，在中共湘赣边界特委领导下，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恢复和重建了一些党组织与红色政权，逐步扭转了湘赣边界革命形势。1929年5月初，彭德怀、滕代远率红5军主力由赣南回到宁冈，进一步加强了湘赣边界的武装力量。5月10日，湘赣边界特委召开第四次执委扩大会议，决定以永新为中心，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由此开启了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历程。

　　赣西南、湘东南地区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为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创造了良好条件。1930年1月，中共湘赣边和赣西两个特委领导的地方武装，合编为红6军（后改称红3军），黄公略任军长，陈毅任政治委员，继续开辟扩大根据地。同年2月，中共湘赣边特委和赣西、赣南特委合并组成赣西南特委，成立了省级的赣西南苏维埃政府，连续组织8次攻打吉安的行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扩大了赣西根据地。到1930年秋，湘赣边、赣西、赣南3块区域基本连成一片。与此同时，湘东南地区的革命斗争也获得较大发展。1930年9月，红一方面军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在回师江西途中，连克湘东地区数县，推动了湘东根据地的形成。1930年12月至1931年4月，湘东、赣西两块根据地在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中，逐渐连成了一片。

　　为统一领导湘赣边、赣西南、湘东南地区革命斗争，1931年7月，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决定，以湘东根据地、赣西根据地为基础，合并成立湘赣省。8月，中共湘赣临时省委、湘赣省临时苏维埃政府先后成立。10月，中共湘赣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和湘赣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正式成立了中共湘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王首道、任弼时先后任省委书记，袁德生、谭余保先后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至此，以永新为中心的湘赣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在中共湘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领导下，根据地军民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统一起来，在反“围剿”斗争中不断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到1932年，建立起包括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核心区域在内的苏维埃政权，党员发展到近3万人，雇农工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发展到近50万人。湘赣红军由最初的游击队、地方武装，逐步发展壮大成为主力红军。

　　1934年夏，由于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利，湘赣红军主力红六军团奉命突围西征，根据地大部陷落成为游击区，留下的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湘赣边继续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在艰苦环境下保留了中国革命的火种。

　　发展武装，高擎战斗旗帜

　　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历史，同时也是湘赣主力红军、地方武装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

　　1930年10月，在红一、红三军团第二次攻打长沙期间，中共湘东特委合编组建了红军湘东独立师，刘沛云任师长、谭思聪任政治委员，由此奠定了后来湘赣红军的基础。1931年2月，湘东独立师改名为湘东南独立师。1931年夏秋，中共湘赣省委决定，将湘东南独立师和红20军第175团合编为湘赣红军独立第1师，将湘赣独立第7团和湘南游击队合编为湘赣红军独立第3师。1932年1月，湘赣军区成立，2月中旬，湘赣红军独立第1、第3师合编组成红军第8军，列入红三军团建制，成为中央红军的主力之一。这时，除各县游击队外，整个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工农武装发展到1个军、2个独立师、5个独立团、7个独立营，共1.3万余人。

　　1933年6月，湘赣红军与湘鄂赣红军合编组成红军第六军团。湘赣红8军改编为红六军团第17师，下设3个团，合计4500余人。湘鄂赣红16、红18军分别改编为红六军团第16、18师。红六军团组建后，在赣江以西地区频繁作战，有力地打击和牵制了“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

　　1934年7月上旬，由于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失利，国民党军已深入到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7月23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新的苏区，以调动“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并与红3军取得联系。同时，由中共中央代表任弼时与萧克、王震共同组成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任主席，作为西征行动的最高领导机关。8月7日，红六军团第17、第18师和红军学校近万人开始西征，连续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12日，红六军团正式组建领导机关，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此后，红六军团继续西进，10月24日在贵州印江县木黄与湘鄂西红3军胜利会师。在西征中，红六军团指战员以顽强的斗志连续行军作战，行程2500余公里，突破了湘粤桂黔4省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胜利完成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赋予的战略转移任务。

　　在湘赣苏区的艰苦斗争中，红六军团由地方武装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主力红军，对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巩固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被称为飘扬在苏区的一面光辉的战斗旗帜。

　　功载史册，传承革命精神

　　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从1929年5月湘赣边界特委决定以永新为中心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算起，到1934年8月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前后历时近6年。加上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其斗争历史长达9年。可以说，湘赣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坚持时间较长、规模较大、也较为巩固的重要根据地之一，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影响。

　　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直接传承发展了井冈山精神。从1927年秋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上井冈山，到1930年2月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并入赣西南特委，在2年多时间里，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等转战湘赣边，不仅为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重要基础，而且形成了对中国革命进程具有广泛深刻影响的井冈山精神。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有相当一部分参加过井冈山的斗争，既是井冈山精神的实践者，也是井冈山精神的传播者。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包含了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人民群众直接受过井冈山精神的熏陶。根据地的基本党组织和武装力量，大都诞生于井冈山斗争的炮火中，一脉相承并不断发展壮大。

　　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丰富发展了红色政权建设理论和红军的战略战术。在中共湘赣省委成立后，根据地进入全面建设时期。在根据地内，深入进行土地革命，普遍彻底地分配土地，较好地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在农业生产上，出台了兴修水利、奖励开荒等一系列政策；在工业生产上，建立了造纸、木材、樟脑等20余个小型工矿企业；在商业上，创办了消费合作社，改善军民生活；在财政金融领域，设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赣省分行，成立造币厂；此外，还兴办了文化、教育、体育、卫生、邮电等事业。在军事上，湘赣红军根据敌强我弱的特点，在战略上强调实行积极防御的游击战和带有游击战性质的运动战，以灵活手段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在战术上，坚持“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出没无常，虚张声势，声东击西，出敌不意，阳此阴彼，利用时机”等一系列原则，为红军战略战术的形成与完善作出了重要贡献。

　　湘赣革命根据地在军事上直接配合了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湘赣革命根据地从诞生伊始，就是拱卫中央苏区的战略左翼和西部屏障，湘赣红军除保卫本根据地外，其重要的战略任务就是辅助和配合中央红军作战。中央苏区的前四次反“围剿”，主战场都在苏区的西部，与湘赣革命根据地仅一江之隔。第一次反“围剿”期间，湘赣红军广泛开展游击战斗，使参加“围剿”的国民党军第19路军等部未能如期到达战场。第二次反“围剿”期间，湘赣红军以主力北出破袭国民党军交通要道，并接应由广西转战而来的红7军，为红军主力集结和迟滞国民党军行动，争取了宝贵时间。第三次反“围剿”期间，湘赣革命根据地牵制了国民党军7个师6万人的兵力，保证了中央苏区反“围剿”的胜利。第四次反“围剿”期间，湘赣革命根据地又牵制了国民党军12个师10万人兵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六军团奉命先行突围西征，调动了湘桂两省的国民党军，打乱了其围追堵截红军的战略部署，减轻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压力。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湘赣边界的坚持斗争，成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支点之一。1936年8月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后，湘赣革命根据地留下了5个独立团和各县游击队共5000人枪，在谭余保、彭辉明、刘培善等人领导下坚持斗争，吸引了敌人大量兵力，掩护和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并保存和锻炼了大批骨干，起到了支援全国革命的作用。1937年11月，历经三年游击战争淬炼的湘赣边红军游击队，被改编为新四军第1支队第2团第1营，由此开启新的革命历程。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论形势如何险峻、斗争如何复杂，在湘赣边这片土地上燃起的革命火焰始终不曾熄灭，在这片土地上所培塑的精神、锻造的队伍，在后来的中国革命战争中书写了新的辉煌。

　　（执笔人：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徐飞）

　　《 人民日报 》（ 2021年06月16日 06 版）

14日晚上，湖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十堰市张湾区燃气爆炸事故救援处置进展。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党委书记、厅长施政介绍，在昨天搜救的12名遇难者基础上，13日18:30至14日凌晨1点半左右又搜救出6人，14日上午9点左右搜救出2人，中午12:30左右搜救出5人，均无生命体征。

截至目前，本次事故已经造成25人死亡。目前现场搜救仍在继续。

湖北十堰爆炸事故已搜救出35名被困群众

6月13日6时42分，十堰市张湾区车城街办艳湖社区集贸市场发生燃气爆炸事故，造成多人受伤、被困。事故发生后，湖北消防救援总队迅速调集十堰、武汉、襄阳、随州四个支队共45台消防车、210名指战员、6只搜救犬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迅速利用搜救犬、生命探测仪等多种手段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截至6月14日14时，共搜救出被困群众35人。目前搜救工作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