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与海》很早以前就被介绍到国内来了,读者对它是熟悉的。这次推出的新译本,译文更加精确,更接近于《老人与海》的本来面目。
《老人与海》的原胚也是事实,是海明威生活经验中的“火”。但经过他的想象,这个火发出光来,“光照所及,远远超过火点儿的大小”。
一九三六年,海明威在一篇报导中写道:“有一个老人独自在加巴尼斯港口外的海面上打鱼,他钓到一条马林鱼,那条鱼拽着沉重的钓丝把小船拖到很远的海上。两天以后,渔民们在朝东方向六十英里的地方找到了这个老人,马林鱼的头和上半身绑在船边上,剩下的鱼肉还不到一半,有八百磅重。”原来那老人遇到了鲨鱼。“鲨鱼游到船边袭击那条鱼,老人一个人在湾流的小船上对付鲨鱼,用桨打、戳、刺,累得他筋疲力尽,鲨鱼却把能吃到的地方都吃掉了。”
这个事实就是《老人与海》最基本的故事。海明威酝酿了十几年,对它进行加工创造。他不仅以海上打鱼的丰富知识充实了这个故事,进行细致具体的形象描写,而且赋予它一种寓意,形象地说明了——人在同外界势力的斗争中虽然免不了失败,但仍应该要勇敢地面对失败。
海明威的短篇经常表现这个主题。不管这种外界势力是战争、自然灾害、战场上的敌人还是运动场上的对手,他的主人公从不退却。他们顶着厄运,勇敢向前,甚至视死如归。他们是失败了,但是这些失败者却具有优胜者的风度。这种有名的“硬汉子”精神,在《老人与海》中得到最充分的表现。
用桑提亚哥的话说:“人可不是造出来是要给打垮的。可以消灭一个人,就是打不垮他。”这是对“硬汉子”精神的概括。根据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海明威说:“这是我这一辈子所能写的最好的一部作品了。”(一九五二年三月四日与七日致华莱士·梅耶的信)
《老人与海》的艺术描写公认是精湛的。像一切杰作一样,这篇小说去尽枝蔓,发掘深入。海明威说:“《老人与海》本来可以长达一千多页,把村里每个人都写进去,包括他们如何谋生、怎么出生、受教育、生孩子等等,但我试图把一切不必要向读者传达的东西删去。”(《海明威访问记》)这是说,一切无关主题的人和事被作者砍得一干二净;从另一方面说,一切关系到主题开掘之处。作者绝不吝惜笔墨,而驰骋想象,大力描写。
那么,《老人与海》中的各种形象有没有象征意味呢?批评家们多有猜测。海明威是反对的,尤其是反对鲨鱼象征批评家之类的说法。他嘲笑说:“象征主义是知识分子的新花样。”他声称:“没有什么象征主义的东西。大海就是大海。老人就是老人。孩子就是孩子。鱼就是鱼。鲨鱼全是鲨鱼,不比别的鲨鱼好,也不比别的鲨鱼坏。人们说什么象征主义,全是胡说。”他这段话是致美国艺术史家伯纳德·贝瑞孙的信(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三日)中说的。
贝瑞孙回答说:“《老人与海》是一首田园乐曲,大海就是大海,不是拜伦式的。不是梅尔维尔式的;好比荷马的手笔,行文沉着又动人,犹如荷马的诗。真正的艺术家既不象征化,也不寓言化——海明威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但是任何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都散发出象征和寓言的意味。这一部短小但并不渺小的杰作也是如此。”海明威看了这段话十分满意,认为“关于象征主义的问题说得很好,透进了一股新鲜空气”。他马上把这段话推荐给出版社,作为宣传《老人与海》的简介。
可见,海明威所反对的是牵强附会,而并不反对读者从《老人与海》中去体会“象征和寓言的意味”。正如他在《访问记》中所说:“读我写的书是为了读时的愉快,至于你从中发现了什么,那是你读时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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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与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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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推荐}《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前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著的一部长篇小说,于1933年写成。 小说通过记叙保尔·柯察金的成长道路告诉人们,一个人只有在革命的艰难困苦中战胜敌人也战胜自己,只有在把自己的追求和祖国、人民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创造出奇迹,才会成长为钢铁战士。
保尔·柯察金(Павел Корчагин, 英文:Pavel Korchagin)出生于贫困的铁路工人家庭,早年丧父,凭母亲替人洗衣做封面饭维持生计。他因痛恨神父平时瞧不起他,往神父家的复活节蛋糕上撒烟灰而被学校开除。12岁时,母亲把他送到车站食堂当杂役,在那儿他受尽了凌辱,所以他憎恨那些欺压穷人的店老板,厌恶那些花天酒地的有钱人。 “十月革命“爆发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妄图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保尔的家乡乌克兰谢佩托夫卡镇也经历了外国武装干涉和内战的岁月。红军解放了谢佩托夫卡镇,但很快就撤走了。只留下老布什维克朱赫来在镇上做地下工作。 朱赫来很友好,教保尔学会了英式拳击,还培养了保尔朴素的革命热情。一次,因为解救朱赫来,保尔自己被关进了监狱。而后敌人因疏忽把他错放了,保尔怕重新落入魔掌,不敢回家,遂不由自主地来到了冬妮娅的花园门前,纵身跳进了花园。由于上次钓鱼时,保尔解救过冬妮娅,加上她又喜欢他“热情和倔强“的性格,他的到来让她很高兴。保尔也觉得冬妮娅跟别的富家女孩不一样,他们都感受到了朦胧的爱情。为了避难,他答应了冬妮娅的请求,住了下来。几天后,冬妮娅找到了保尔的哥哥阿尔焦姆,他把弟弟柯察金送到喀查丁参加了红军。 保尔参军后当过侦察兵,后来又当了骑兵。他在战场上是个敢于冲锋陷阵的战士而且还是一名优秀的政治宣传员。他特别喜欢读《牛虻》、《斯巴达克斯》等作品,经常给战友们朗读或讲故事。在一次激战中,他的头部受了重伤,但他用顽强的毅力战胜了死神。他的身体状况使他不能再回前线,于是他立即投入了恢复和建设国家的工作。他做团的工作、肃反工作,并忘我地投入到艰苦的体力劳动中去。特别是修建铁路的工作尤为艰苦;秋雨、泥泞、大雪、冻土,大家缺吃少穿,露天住宿,而且还有武装匪徒的袭扰和疾病的威胁。 一次参加工友同志的聚会,保尔因带着穿着漂亮整洁的冬妮娅同去,遭到了工友们的讥讽和嘲笑。保尔意识到冬妮娅和自己不是—个阶级,希望她能和自己站在同一战线上,但却被她回绝了,两个人的感情不得不产生分裂,从此保尔便离开了冬妮娅。等到在修筑铁路时又见到她的时候,她已和一个有钱的工程师结了婚。 保尔在铁路工厂任团委书记时,与团委委员丽达在工作上经常接触,可是保尔以“牛虻“精神抵制自己对丽达产生的感情,后来他又错把丽达的哥哥当成了她的恋人,最后下定决心断绝了他们的感情,因而失去了与她相爱的机会。 在筑路工作要结束时,保尔得了伤寒并引发了肺炎,组织上不得不把保尔送回家乡去休养。半路上误传出保尔已经死去的消息,但保尔第四次战胜死亡回到了人间。病愈后,他又回到了工作岗位,并且入了党。由于种种伤病及忘我的工作和劳动,保尔的体质越来越坏,丧失了工作能力,党组织不得不解除他的工作,让他长期住院治疗。 在海滨疗养时,他偶然认识了女民工达雅并相爱。保尔一边不断地帮助达雅进步,一边开始顽强地学习,增强写作的本领。 1927年,保尔已全身瘫痪,接着又双目失明,肆虐的病魔终于把这个充满战斗激情的战士束缚在床榻上了。保尔也曾一度产生过自杀的念头,但他很快从低谷中走了出来。这个全身瘫痪、双目失明并且没有丝毫写作经验的人,开始了他充满英雄主义的事业——文学创作。保尔忍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先是用硬纸板做成框子写。6个月后,写成的手稿在朋友寄回来时丢失了,保尔一度灰心丧气。后来,他振作了起来,自己口述,请人代录。在母亲和妻子的帮助下,他用生命写成的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终于出版了。生活的铁环已被彻底粉碎,保尔拿起新的武器,开始了新的生活。 |
朝花夕拾篇此文集作为“回忆的记事”,多侧面地反映了作者鲁迅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形象地反映了他的性格和志趣的形成经过。前七篇反映他童年时代在绍兴的家庭和私塾中的生活情景,后三篇叙述他从家乡到南京,又到日本留学,然后回国教书的经历;揭露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种种丑恶的不合理现象,同时反映了有抱负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旧中国茫茫黑夜中,不畏艰险,寻找光明的困难历程,以及抒发了作者对往日亲友、师长的怀念之情 [2] 。
文集以记事为主,饱含着浓烈的抒情气息,往往又夹以议论,做到了抒情、叙事和议论融为一体,优美和谐,朴实感人。作品富有诗情画意,又不时穿插着幽默和讽喻;形象生动,格调明朗,有强烈的感染力
《朝花夕拾》十篇散文勾勒了从清末到辛亥革命时期的若干社会生活风貌,是一幅幅世态图和风俗画。虽然是回忆性散文,但是有现实的斗争性和深邃的思想性,蕴含着作者对历史的深刻思考和对现实的执着态度。它的思想内容集中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⑴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思想,具有对封建教育、封建道德、封建顽固派的批判意识。《二十四孝图》中揭露了封建孝道的虚伪、丑恶和残忍;《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五猖会》中鞭挞了封建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对儿童活泼可爱的天性的束缚、压制和摧残;《无常》一文中采用《聊斋志异》的讽刺笔法,揭露了人间没有公正的裁判,嘲讽了那些打着“公理”、“正义”旗号的“正人君子”;《父亲的病》中有力地痛斥了那些勒索钱财、草菅人命的庸医;《琐记》中刻画了洋务学业内的“乌烟瘴气”;《藤野先生》则入木三分地勾勒出昏庸无耻、不学无术的清国留学生的丑态。 [6]
⑵表现对亲友和师长的崇敬、怀念之情。作者通过对青少年时期生活片断的回忆,记叙他所接触到的一些人物的感人事迹,塑造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如长妈妈、藤野先生、范爱农等,赞颂他们身上表现出的优秀品质,表现出对他们的深切怀念之情。《阿长与山海经》里的长妈妈,是个热情、纯朴、善良、给幼年的鲁迅以极大关爱的劳动妇女。作者真实地描述了长妈妈由于长期受封建思想的毒害,所以“我实在不大佩服她”。全文以“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的怀里永安她的魂灵。”表达作者对长妈妈的深切怀念。《藤野先生》中的藤野严九郎是个生活随便、不拘小节的人,但是治学严谨,对留学日本的作者没有民族偏见,给予真诚的帮助和指导,使作者终身难以忘怀。作品介绍了藤野先生为作者修改讲义的详细过程。正是这位人格高尚的日本老师鼓励着鲁迅与资产阶级文人进行着顽强的战斗,使他成为思想文化战线上一位伟大的旗手。《范爱农》中的范爱农是个性格倔强、落落寡欢、富有正义感的爱国知识分子。鲁迅与范爱农是在日本留学期间相识的,并且有过激烈争吵。原因是革命党人徐锡麟、秋瑾被反动政府杀害,浙江籍留日学生召开同乡会,就是否给北京政府发电,痛斥满清政府的无人道发生了分歧。鲁迅主张发电声讨,范爱农则主张不必发电,理由是“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正是这争吵,说明范爱农生性倔强,对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完全丧失了信任。辛亥革命使范爱农变的兴奋和勤快,说明他是个具有强烈反清思想的爱国知识分子,最后这样倔强的知识分子被逼上绝路,作品深刻地揭示了辛亥革命失败所造成的这一悲剧。文章最后以“现在不知他惟一的女儿景况如何?倘在上学,中学已该毕业了罢”,表现作者对亡友的深深怀念。 [7]
⑶批判封建思想、封建制度对青少年的毒害思想。这些散文以“我”为线索,通过作者的亲身经历,看到封建社会、封建教育制度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摧残,使他们受到极大的伤害,表现作者强烈的反封建的战斗精神。作者无情地批判封建孝道的愚昧和残忍,揭露其虚伪性和欺骗性。在《二十四孝图》中,作者说:“其中最使我不解,甚至于发生反感的,是《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件事,通过这两件事来说明愚昧的封建孝道只是骗人的把戏而已,绅士、将军者们不去实行,人们又何必要认真地去实行呢。在这里,作者把封建的孝道揭露批判得体无完肤。作者对束缚青少年成长的封建教育制度极度厌恶,控诉这种教育对儿童心灵的摧残。《五猖会》首先介绍了五猖会的盛况,接着描写作者要去看会时的兴奋和喜悦,正在作者兴高采烈地将要启程去看会时,父亲突然出现了,并严肃地让鲁迅“去拿你的书来”。接着写作者如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最后父亲命令道:“给我读熟。背不出来,就不准去看会。”接着写作者背书时的痛苦和无奈,写母亲、阿长等人无法营救及等待他背熟时的焦虑。最后作者终于背将出来,大家脸上露出笑容,向河埠走去。但作者这时已是索然无味,没了兴致。这实际是对摧残少年儿童的封建教育制度的强烈控诉。全文以反问作结,实际上是作者对父亲这种行为的否定,也就是对束缚儿童成长的封建教育的否定。《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作者对封建教育的又一次批判。全文对百草园的欢乐和三味书屋的乏味进行了强烈的对比。在百草园中作者的天性得到充分的显露,享受了生活的无限乐趣。作者把百草园看成是自己的乐园,回味无穷。接下来介绍三味书屋,“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在这里只能是习字和对课,读那些枯燥无味和似懂非懂的文章。如果违犯了规矩,还要领教罚跪和戒尺的滋味。学生不能向老师提问课堂以外的问题。由于课堂的无聊,学生们毫无学习兴趣,所以乘老师读书兴致正浓之时,便开始各自的游戏。这实际上是对于封建教育的一种自发的抵制和反抗。通过这些描写,说明童年的鲁迅对这种束缚人的封建教育是非常厌烦的。《琐记》对自己南京求学一段生活作了总结,在这里批判了当时的教育是学非所用,爬上二十丈的桅杆不可以当个好水兵,钻进二十丈的地道也不能做个好矿工。这说明当时的教育和实践相脱节,作者对这样的教育非常不满,所以决定出国学习,继续深造。 [7]
⑷揭露思想文化战线上资产阶级文人的本质。鲁迅一生都用手中的笔做武器,和资产阶级文人进行毫不妥协的战斗,揭露他们的丑恶形象,也反映了他的韧性的战斗精神。《狗·猫·鼠》开篇便揭开斗争的序幕,资产阶级文人以“正人君子”的姿态攻击鲁迅的仇猫。鲁迅立即给予有力地回击,不但不否认自己的仇猫,而且说明了仇猫的理由是十分充足的。首先是猫的一副媚态就令人可憎,又以和狮虎同族而自居。其次是它的乱嚷嚷,这说明作者攻击猫,实在是因为要自卫。第三条理由就更加充分了,“它的性情就和别的猛兽不同,凡捕食雀、鼠,总不肯一口咬死,定要尽情玩弄…”作者在这里无情地揭露了猫在弱者面前阴毒凶残的本性。特别是当作者听说是猫吃了他的可爱的小隐鼠,于是开始对猫进行报仇。作者将猫当作思想文化战线上的资产阶级文人,作者与猫的战斗,也就是与资产阶级文人的论争。但作者后来又改变斗争的策略,“我已经改变态度…就长保着御侮保家的资格。”这不是作者的妥协,是找到对付这些资产阶级文人的好办法,不使他们的作恶得到善良人们的怜悯与同情。最后讥讽这些所谓的以“指导青年”而自居的“前辈”,如果不从革命青年身上找出些毛病,他们又有什么存在的价值。这对那些口口声声标榜自己是“前辈”的资产阶级文人是极大的嘲讽。《琐记》中的衍太太是位专爱拨弄是非,教唆小孩子作恶,然后散步流言蜚语的两面派人物。衍太太经常这样教唆孩子们做坏事,并且把自己的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作者对衍太太这样的小人是十分憎恶的。随着岁月的流逝,对于衍太太之流的流言家,作者已经找到斗争的办法,那就是揭穿流言,抓住流言家的证据,给予无情的反击。《无常》中的“活无常”是作者在乡间迎神赛会和戏剧舞台上所看到的鬼而人的形象。他虽是勾人魂魄的鬼,但他因活泼、诙谐、办事公允而且富有人情昧,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作者在这是将受到“下等人”喜爱的“活无常”与所谓高人一等的“正人君子”,即现代评论派的资产阶级文人进行了对比,认为“活的‘正人君子’们只能骗鸟,若问愚民,他就可以不假思索地回答你:公正的裁判是在阴间!”。作者警告这些“正人君子”仇“自己做了一世人,又能怎样。作者爱憎分明,对与“下等人”关系密切的活无常,说了他的种种好处,虽说他勾人魂魄,“但想到生的苦趣,无常也不一定是恶客”。最后干脆告诫大家“要寻真实的朋友,倒还是他妥当”。 [7]
⑸作者以炽烈的感情和浓重的笔墨,揭示了一个时代的各个侧面。作者揭示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历史情景。《父亲的病》描写当时医学的落后,庸医横行乡里,不学无术,误人性命。这就把当时社会的迷信呈现的非常清楚。《狗·猫·鼠》介绍旧的婚俗,要问名、纳采、磕头作揖,繁琐至极。《范爱农》描写辛亥革命以后的一些情形,把辛亥革命换汤不换药的本质揭示了出来。《五猖会》《无常》描写了江南的迎神赛会和演旧戏的一些情形。既描写了江南水乡的自然风光又描写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民风民俗,生活气息很浓。《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琐记》《藤野先生》描写作者从儿童时期接受启蒙教育,到南京求学,去日本留学三个阶段的学习生活,使对旧中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有了感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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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惜尾有一只雄孔雀的长尾巴真是漂亮极了,金黄和翠绿的颜色互相交错,在阳光下闪烁着艳丽的光泽,令人惊叹大自然的造化竟有如此神奇美妙的杰作,这绝不是一般的画家用七彩笔所能描绘得出来的。
岂止是人类羡慕雄孔雀美丽的尾羽,就连这雄孔雀自身也因这美丽而陶醉,以至进一步养成了嫉妒的恶习。它虽然已经被人类驯养很久了,但只要是见到了有少男少女们穿着颜色鲜艳的服装在大街上行走,仍然禁不住妒火中烧,总要撵上去啄咬几口,才肯罢休。
早先,这只雄孔雀每逢在山里栖息的时候,总是要首先选择好一个能掩藏尾羽的地方,然后再来安置身体的其他部位。可是有一天,天上突然下起了大雨,雄孔雀因躲避不及,而淋湿了漂亮的尾羽,这使它好痛心呀。恰在此时,手持罗网捕鸟的人又来到了面前,而这只孔雀还在珍惜顾盼自己漂亮的尾羽,不肯展翅高飞逃离现场,于是只好落入了捕鸟人撒下的罗网。
雄孔雀有着美丽的长尾羽,这本来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但它却对自己的这一优长之处珍爱得太过分了,其结果是反而招致了祸患。雄孔雀的下场警示人们:如果有谁对自己缺乏自知之明,将某个长处当包袱背起来,为其所累,这时好事就有可能变成坏事,引出本来不该发生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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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仲永有个小孩叫方仲永,出生在一个农人家庭。他家里祖祖辈辈都是种田人,没有一个文化人。他长到5岁了,还从未见过纸墨笔砚是个什么模样。
可是有一天,方仲永突然哭着向家里人要纸墨笔砚,说想写诗。他父亲感到十分惊讶,马上从邻居那里借来笔墨纸砚,方仲永拿起笔便写了4句诗,而且还给诗写了个题目。同乡的几个读书人知道了这件事,都跑到方仲永家来看,一致认为他写得不错。于是这件事很快传开了,知道的人不免个个称奇。
从此,方仲永家热闹起来,经常有人来家玩,有的当场出题要小仲永作诗。小仲永不论什么题目,他都能立刻成诗,而且内容深刻雅致,文采绚丽多姿,得到众人赞赏。
不久,方仲永的天生奇才传到了县里,引起了很大震动,人们都认为他是个神童。县里那些名流、富人,十分欣赏方仲永,连他父亲的地位也随着提高了不少。那些人对方仲永的父亲另眼相看,还经常拿钱帮助他。这样一来,方仲永的父亲便认为这是件有利可图的好事情,于是放弃了让方仲永上学读书的念头,而是每天带着方仲永轮流拜访县里的那些名流、富人,找机会表现方仲永的作诗天才,以博得那些人的夸赞和奖励。
这样一来,神童渐渐才思不济,久而久之,由于只一味凭着一点“天才”而没有后天的再学习,方仲永终至每况愈下。到十二三岁时,作的诗比以前大为逊色,前来与他谈诗的人感到很是失望。到了二十岁时,他的才华已全部消失,跟一般人并无什么不同,人们都遗憾地摇着头,可惜一个天资聪颖的少年终于变成了一个平庸的人。
可见,一个人光有先天的智慧而不注重后天的学习是不行的,不注意接受新知识,到头来只会落在别人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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