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简单的事情千万遍做好就是不简单

奴才总不过是寻人诉苦，只有这样，也只能这样。求解？

清明时返乡扫墓。下了高速入省道，十几公里后转入县道，一路畅通。
从小镇出来，再有三四公里就到我老家的村庄了。这是一条乡道，小时候，我无数次从这条路上走过，去镇上的学校上学或赶集。
那时候，它还是一条简单硬化的碎石子路，走在上面，鞋底薄的话会硌脚；骑自行车的话则一路歪歪扭扭、蹦蹦跳跳，快不起来还特别费轮胎。如果不小心将路上的石子磕飞，会把在荒地里埋头吃草的老牛吓一跳。
现在的路况已经好多了，只是铺成的水泥路有点窄，仅能容一辆车通过，若是对面忽然来了车，会车就成了问题。
开车的妹夫说，不怕，有办法。他经常开车下乡，常走这样的乡道。
正说着呢，前面就来了一辆车，是农村常见的那种三轮车。妹夫放慢了车速，往右侧打方向，贴着路牙子。那辆三轮车也往它的右侧靠了靠，两辆车交汇，几乎是车身贴着车身，惊险而过。
转个弯，对面来了一辆农用货车，我们坐在车里，都能听见它“突突突”沉重的喘气声。可怎么跟这大家伙在狭窄的乡道上错车呢？
妹夫再次放慢了车速，缓缓前行。农用货车司机也显然看见了我们，同时放慢了车速。两辆车慢慢接近，我看见妹夫的目光飞快地扫向两侧——在我们左前方不远处有一条小岔路，妹夫说我们在那儿会车。
我有点疑惑，那条岔路比我们这条乡道还要窄，我们的车根本开不进去啊。妹夫说，不用开进去，那条小路与我们这条路的交叉口有个小平台，农用货车只要贴着平台往边靠，让出一点空我就能过去。我还是有点担心，农用车要是不往那边靠，两辆车可就顶住了。
如妹夫所料，农用货车司机果然也看到了那个岔路口，它加了点速度，“突突突”开过去，车头插进去一点，停了下来。我们的车头慢慢驶过它身边时，农用车一把方向别回车头，车尾甩了个弧线，又让出了一点空间，我们的车就贴着它开了过去。
这真是一次惊险而又完美的会车。我对妹夫的车技大为赞赏。妹夫笑说，不是我车技好，而是对方为我们让了道。在乡道上开车就是这样，对面来车了，双方都会提前看一看，谁的一侧有空地，都会主动并尽量地往那一侧靠，以便对方能通过。不然，车头抵车头，谁也过不去。
说着话，远远地又见对面来了辆跟我们一样的小车。我们右前侧有块稍宽一点的空地，妹夫开过去，贴着路牙子停下来。那辆小车驶到我们身边，忽然停了下来，开车的女司机探出头，看了看两辆车的位置，然后伸出手，将自己车左侧的后视镜收了起来。妹夫也伸出手，将自己车的后视镜折叠起来，并向对方招招手，示意她可以开过去。
她缓慢地前行，与我们擦身而过，车里飘来一声“谢谢”，妹夫摁了一声喇叭表示回应。我们起步继续前行时，妹夫告诉我，其实刚才她不用收后视镜也能通过，估计还是个新手，害怕擦着。所以，他也收起了后视镜，让她放心。
在与下一辆车会车时，那司机告诉我们，前方堵车了。因为有两辆车互不相让，结果越来越多的车被彻底堵死，他倒了好长一段路的车，才找到了一个可以调头的地方。
好在前面已经能看见我老家的村庄了，只要左转弯进入另一条乡道就能进村了，所以前方的堵车已经不影响我们。妹夫却忽然在丁字路口停了下来。我往村庄的方向看去，原来是从村里驶出了一辆小白车。
妹夫打开了左转灯，小白车也打开了转向灯，它是右转的，也就是说它要驶入我们这个方向。妹夫又往前开出一段，让出了路口。待那辆小白车驶过，才倒车，左转，进入通往村子的路。妹夫说，它已经驶出村庄了，所以我先等它经过。换做是我驶进这条路，它也会停下来，等我驶过去它再开进来。
在这条三四公里的乡道上，我们先后与七八辆车会车，有我们主动让道的，也有主动为我们让道的。正因为互相让道，在本来只能通行一辆车的狭窄乡道上，我们才能每一次都顺利地会车。
妹夫说得对，别人能通过，你才能通过，别人有路了，你也有了路。有时候，予别人方便，也正是为了我们自己。这是会车的学问，又何尝不是人生的智慧呢？

张謇是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主张“实业救国”，一生创办了30多家企业、上百所学校，他把救国济民放在首位，坚持以德兴商，奉行正确的义利观，是中国民族企业家的代表和典范。

“张謇精神”是什么，与现代西方商业精神有何异同？在当今社会，“张謇精神”有何现实意义？中新社“东西问”近日就此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

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张謇精神”是如何形成的？有着怎样的历史背景？

温铁军：张謇既是中国近代工业史上第一个“社会企业家”，也是清末最后一个状元，这二者相辅相成就是“儒商”——他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和传统文化底蕴，作为企业家的行为与他的学识和思想有着必然联系。

1882年朝鲜壬午事变之前，张謇曾以“理画前敌军事”随北洋水师前往援护，这一年他29岁。因此，张謇比一般人更深刻地了解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瓜分所形成的半殖民地的状况。1894年甲午战败，这一国耻对张謇造成了巨大影响，此后张謇愤而辞官，回乡办厂。

回乡后，张謇兴办大生集团，意在发展社会事业，而不以资本来追求个人利益，实现了当时南通“县域经济”的全面发展。

中新社记者：“张謇精神”与现代西方商业精神有哪些异同？

温铁军：从洋务运动起，中国地方当局开始以富国强兵为动机创办企业，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开始转为官商合办，张謇是官商合办这一批企业家中的代表。官商合办从财产关系上决定了这批企业家不可能是纯粹的私人企业家，张謇创办企业的机器设备是洋务运动时期留下来的，并成为大生集团的官股。因此，大生集团是官商合办的典型，若用后来的概念则是“公私合营”的典型。

观众在位于北京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上观看南通大生纱厂使用的亨利织机。

近代企业家属于新生资产阶级，在那个年代是革命阶级，具有阶级革命的政治性。

因此，从中国近代企业的诞生背景来看，中国的民营经济或私营企业从根源上就不可能是西方教科书中所说的“企业家就是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的群体”，以张謇为代表的企业家在其行为上也不同于一般教科书所定义的私人企业家行为。某些自说自话的西方学者或许并不了解中国有这样一批如张謇一样的企业家，这部分企业家从中国近代工业形成伊始，就不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不仅有很强的思想性，而且有阶级革命的政治性。

中新社记者：“张謇精神”有哪些精神内核，当今企业家可以从张謇身上学到什么？

温铁军：张謇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强调“村落主义”，主张地方自治。他将所有的企业收益都用于“在地化”的社会事业建设。张謇“村落主义”思想指导的地方建设成绩斐然，南通成为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模范县，社会事业得到非常全面的发展，无论是教育医疗、民政救助，还是男女平等、妇女教育，以及科学技术、体育、公园、博物馆、图书馆、剧院等等所有社会文化事业都得到了超前的发展。
江苏南通博物苑由张謇于1905年创办，是中国最早的一所公共博物馆。

为提高农民和农业的组织化，张謇并不像今天有些企业那样，到农村直接占有农民的资源、把农民排除在外，而是一方面搞“公司+农会”发动农民、组织农会与垦牧公司互动，另一方面搞“公司+农户”通过“厂纱户织”将工业与农民家庭手工业有机整合，由工厂出纱、农民织布，将产业发展与农民收入提高、男耕女织的传统结构结合起来。这种工农互动、以工补农的做法对当今的“产业兴旺”也有现实意义。

2021年9月，江苏省南通市，原创话剧《张謇传》中的生产场景。中新社发 徐培钦 摄

张謇的制度创新，体现了2500年前孔夫子在《礼运大同篇》中所描述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在清末民初的南通，张謇将孔子的理想和当代的“三共（共生共享共治）”基本都实现了，当今中国所追求的共同富裕、城乡融合、包容性发展等，在张謇时期的南通都有所体现。
2021年5月，江苏省南通市观众参观专题展览《爱国企业家的典范、民族企业家的楷模、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张謇》。

张謇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是“大公无私”，从1895年创建大生集团到1926年去世，前后经历了30多年的时间，张謇不仅没有追求私人资本收益，还因为发展当地社会文化教育等公共事业而欠了很多债。因此，我们把张謇称作“没有一分钱私人资本收益的资本家”。当今企业家应该学习张謇努力做一个社会企业家。

中新社记者：“张謇精神”有怎样的时代意义？张謇创办企业的“在地化”原则在创建“双循环”新格局的背景下有何意义？

温铁军：张謇的产业“在地化”和多业态融合发展的经验，在当下的新阶段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2020年10月拍摄的江苏大生集团“数字化纺纱车间”。江苏大生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为大生纱厂，由清末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张謇先生于1895年创办。集团现拥有全资、控股、参股公司12个，职工总数约5000人。

张謇建立起多业态融合、全面系统的发展模式，提出“设厂之所，必度厂之四面生货所产”。从他的经验看，土产土销是“在地化”内循环的构建机制，不仅创办了加工业，而且发展了原材料生产，建起了码头仓库的物流业；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产业链的形成，又推进了金融业和保险业的建设。这种综合性的产业集团可以推进社会企业成本控制，形成比较优势，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也并不逊色。

当下，中国正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要贯彻中央倡导的“产业留在县域”就得学习张謇“在地化”发展理念，提升县域产业链的韧性。同时，在今天金融业、保险业日渐异化于实体的趋势之下，企业家们也应该借鉴张謇推进县域产业综合发展的有益经验。

此外，张謇的经验也提示了发展文化教育等社会事业的重要性，大生集团的劳工素质高于其他地方和其他产业，乃至于残疾人劳工都是受过教育的，社会综合发展和产业综合发展构成了良性互补关系，同时，社会综合发展也带来了一方的安定与团结。

目标考核是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抓手。随着国家治理更加系统化，各地治理从过去强调中心目标“切换”到现在统筹多重目标，高度统筹性成为基层治理模式转型的特点之一。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在此治理转型过程中，基层承担的各项任务越发繁重，治理模式转型进度远远不能适应实际需要，出现目标打架、多头重复下达、层层加码等乱象。 基层干部和专家认为，要做好目标统筹工作，不断提升目标管理能力，为基层赋权并提供能力保障。 图片 “既要、又要、还要”，基层任务繁重复杂 同一家能源企业，因全力完成保供任务受到当地能源部门多次表扬，但又因为违规增产被安全监察部门通报批评，被处以巨额罚款……不久前，北方某省一位能源领域工作人员向记者讲述了他的困惑：无论是保供应还是保安全，都不允许出一丝差错；但现实问题是，面对去年四季度新增的保供任务，不违规超能力生产，就完不成增产任务。 “从各个部门看，每项政策都有道理，但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多项政策齐头并进，各项指标全部刚性考核，有的目标之间相互冲突，基层很难执行，有时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位工作人员说。 从过去追求高速增长，到现在追求高质量发展，我国正进入目标多元、政策多元的新发展阶段。在“既要、又要、还要”的多重目标下，基层面临“一难、两难、多难”等复杂局面，又因实际能力与目标要求不匹配，出现诸多不适应表现。 据了解，来源多重、头绪繁多、压力多元的工作任务，导致基层精力分散，难以聚焦于主要业务。 西部一位街道平安办工作人员说，防疫期间，既要填报涉疫地区来返人员数据等各类表格，又要紧盯社区疫情防控工作，还要分心于日常各类名目繁多的督查、检查、考核。基层干部特别是社区工作人员应接不暇。 “上级部门下发大量任务，全压在街道和居委会身上，我们除了无法提供医疗服务外，居民买菜、看病、吃药……几乎所有大小事情都要处理解决，上面却没有派下来多少人力援助。”这位工作人员说，人员短缺问题普遍存在，部分街道、社区依靠仅有的几名全职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勉强维持秩序，身心面临巨大考验。 层层加码、动辄调度，加重基层负担 半记者发现，从强调中心目标到统筹多重目标的治理转型背景下，一些不合理的治理方式进一步加重了基层负担。 ——硬性目标，层层加码。中部某县一名担任了16年党总支书记的村干部说，他现在最发愁的是推动新冠疫苗加强针接种。文件精神要求群众自愿接种，但有的部门又要求百分百完成。有村干部背着百岁老人去接种疫苗，老人的孩子站在身后喊：“俺娘打针出一点意外，你可负责？” 又比如，受疫情影响，部分村民出门打工受阻，光靠种地和打零工收入不足，手头紧，不愿缴纳社保医保养老保险。但上级政府对相关数据提出95%的底线指标。 ——频频使用调度评比。为了应对不断增多的考核目标，定期开展调度评比成为重要的治理手段。然而，有基层干部反映，调度评比有过多过滥的倾向，除经济发展、安全生产、疫情防控等重要任务外，大量琐碎小事也被纳入其中。 南方一位村干部说，前不久镇长开会布置工作，大大小小总共13项，而且全都要调度评比。“连殡葬火化工作也要调度，县里调度镇里，镇里调度村里，村里一个月没人去世竟然还要表态发言。” ——任务下放多，权限下放少。要实现多重目标，需要赋予基层更多自主权力。中共中央、国务院2021年4月发布的《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到，依法授予乡镇（街道）综合管理权、统筹协调权和应急处置权，强化其对涉及本区域重大决策、重大规划、重大项目的参与权和建议权。 然而，不少基层干部表示，面对上级安排的各项任务，目前基层只能被动执行，面对不同部门下发的重复任务，很难快速有效地向上级部门反映，即使反映了，上级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壁垒也不是基层可以推动解决的。 ——遇难题就让“做做工作吧”。干部工资发不了？做做工作吧！项目缺钱申请经费？做做工作吧！遇到群众上访？做做工作吧！不少问题需要上级部门协调解决的时候，“做做工作”就成为重要说辞。 “领导没说不支持，总是先让你做做工作，如果事情还是没解决，那就是工作没做到位。”北方一名乡镇干部说，这两年基层防疫任务陡增，上级下放的任务增加，但发放的资金补助减少。他跟上级部门申请增加公益性岗位，以缓解基层干部的工作压力，却只得到“做做同志们的工作吧”这句话。 强化目标统筹，加大基层保障 大别山区一位副县级干部表示，发展产业是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工作，但乡村振兴由乡村振兴局统筹，产业发展由农业农村部门负责，这两个部门是平级单位，如果上面协调不一致，下面就很难推进工作。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邹东升认为，面对新旧治理模式转变，各地应提升目标管理能力，纠正目标考核中的形式主义问题，整治多头重复下达目标等乱象。 一方面，上级要先统筹好多重考核目标，科学下达，精准实施。其中，既要统筹上下级之间的命令执行关系，也要统筹部门之间的横向协作关系。各部门间建立目标统筹和研讨机制，克服“部门主义”“本位主义”，避免目标打架、多头重复、层层加码等情况。 另一方面，加大对基层的赋权和能力保障，结合实际，强化基层组织对涉及本区域重大决策、重大规划、重大项目的参与权和建议权。

有事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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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

沟通是个双向的事情，不仅是对表达者的表达能力的考察，也是对倾听者的理解能力的表达。如果不在一个维度很难产生共鸣。

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

哪里有什么天才，我只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工作上了。

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巨大的建筑，总是由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做做这一木一石呢？我时长做些零碎事，就是为此。

有一种鸟叫缘

好忙好忙

再见了，我亲爱的坚朗，你已成为我生命中重要的历史回忆。衷心祝福你越来越好。

我们兄妹三人，大哥是不讨喜的那一个。确切说，他从小到大都不太讨我爸这个一家之主的喜欢，我爸更偏心我和小哥。
大多家长的偏心可能都没什么道理，比如我爸。他偏心的原因很简单——大哥的性子天生有些闷，小时候话就少，不闹腾不顽劣不叛逆，是顺从又温和的乖小孩。然而，这却不符合我爸对男孩的认知。
两年后出生的我小哥，顽皮得不像样，爬墙上树，拉伙打架，从幼儿园到高中，隔三差五地因为闯祸被叫家长……如此顽劣，反倒是我爸的心头好。
而我，两个男孩之后的小棉袄，自然是家里的锦上花，一出生就自带讨喜功效。
于是，和我小哥在家中的地位，直接碾压了我大哥。
我爸是真不太喜欢大哥的，觉得他“没男孩样儿”也罢了，还“木”。比如大哥小时候在外面玩儿，如果内急，不管多远都一定要跑回家。有次跑得急，在门口摔了一跤，结果尿了裤子。
我爸觉得他太笨，四五岁的小男孩，这个问题都会就地解决的。大哥却不，因为幼儿园老师说过“不能随地大小便”，他便牢牢记住并坚决执行。
大哥连爱好都是“木讷”的，我记忆中，他小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是钓鱼。
当时我们住的大院外面有条河，不算宽，但河水丰沛。夏天时，男孩们都喜欢去河里游泳，也有成年人在河边钓鱼。
同样是小孩子的大哥却不爱游泳，偏偏就喜欢上了钓鱼。不知他跟哪位叔叔讨来一根旧鱼竿，又在家里找了一个小铁桶，周末便跑去钓鱼，带两个馒头，在河边一坐就是一天。
他不怕晒，也不觉得闷。
起初，我和小哥因为好奇，去河边看过大哥钓鱼。可是待好久也不见他钓上鱼来，鹅毛杆做的鱼符漂浮在水面上，除了风吹来时随着河水的波纹动一动，大多时候就那么静静地漂浮着。大哥不吭声，也不着急，坐在河边托着腮耐心地看着几近静止的鱼符。
过好半天，他把鱼竿拉起来，没有鱼，鱼钩上的蚯蚓却不见了。他说，是被狡猾的小鱼给吃了，早晚会钓上来的。而我和小哥很快便耗尽了属于孩子的好奇和耐心，丢下大哥跑开了。
大哥也不管我们，依旧守着他的鱼竿，到傍晚时回家，晃晃悠悠拎着他的小铁桶，里面竟真的有了几条小鱼，是那种最常见的脑袋大大、胡须长长的小硌鱼。
再后来，大哥迷上了各种课外书，不多的零花钱都用来租了书，没日没夜地看，很快便戴上了厚底眼镜，原本就不太活泼的五官，更显得有些木讷。
这样的大哥越发不讨我爸的喜欢，他每次看到大哥都会微微蹙起眉头，不像看到我和小哥，总是微笑着，眼神温和。我爸对大哥的不好，其实不在生活上，而在情感上。作为父子，他们有些疏远。
我和小哥自然知晓大哥的不讨喜，小时候，也经常“势利”地欺负他。每次爸妈让大哥去外面唤我回家吃饭，我都要他背着，否则便不回去。大哥便蹲下来，让我攀住他的脖颈，背着我慢悠悠地回家。小哥则总是把自己的零花钱飞快花光后，哄来大哥的那份用来买乱七八糟的小玩意儿。
我们在这种关系中慢慢长大了。几年后大哥高考落榜，便参加了工作。因为是运输部门，经常要出差，他便搬去了单位宿舍。
但我和小哥照样可以“欺负”他。小哥高中三年，直接吃住在了大哥那里。我也经常去找大哥讨零花钱，或者让他给我买衣服、买零食。其实当年大哥工资挺低的，可他从来没有抱怨过，只是尽所能地满足我和小哥。
大哥成年以后，我爸对他的态度慢慢温和起来，偶尔在一起，也会有几句成年人那种平等的对话。他不再挑剔大哥，却开始充满忧虑：那么笨的孩子，不懂变通，也不太懂得经营人际关系，不知工作是否能胜任，会不会被同事欺负……
但，我爸的担心显然多余。大哥不仅胜任工作，还年年被评上先进，慢悠悠地稳步升职。他的人缘也特别好，从不欺负别人，也从没被什么人欺负。
那年，我爸住院做手术，需要家属签字。我和小哥先到了，在商量由谁签字时，我爸突然说：“等你大哥来了，让他签吧。”我俩同时愣住，好半天，才一起点头应道：“好，让大哥签。”
眼泪突然流了下来。

家有喜事，乡下人都会热闹一番，办个喜宴，邀请亲朋好友们来欢庆一下。受邀的亲友当然不可以空手而去，得包个红包，随份子。而对并不富裕的家庭来说，这样的人情却是种躲不开的沉重负担。我家尤是。
因为我家亲戚实在太多了。我母亲有5个亲哥外加两个堂哥，我父亲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这样一来，我的7个舅舅又生了我那些表哥表姐；我的大伯、二伯、两个姑姑家，也同样是人丁兴旺。我的堂哥堂姐、表哥表姐们，都是要成家的。
他们建新房、娶妻、出嫁、生子，都是喜事，我们家都是要去吃喜宴的。于是，就要不断送出份子钱。这些亲戚的关系太近，每次还不能少，少了拿不出手。因此，亲戚家有喜事时，我父母都是既高兴又发愁。高兴的是能沾沾喜气，发愁的是又要拿份子钱了。
我的父母都是他们各自家族里年纪最小的，所以他们的子女，也就是我和弟弟、妹妹，也成了所有同辈亲戚中年龄最小的。我的那些亲戚，今天你家办喜宴，明天我家办喜宴，份子钱有出有进，礼尚往来，互相流通。而我家只有出，没有进！
但愁归愁，也只能放在心里。每次参加喜宴时，父母都是乐呵呵地带着份子钱去。我跟在他们身后，一起去赴宴。那几天，总是鞭炮声不断，欢笑声不断，且每天都有好吃好喝，还能找哥哥姐姐们玩，我欢喜又开心。
喜宴参加多了，我就在心里期待，什么时候自家也能办一次，好好热闹一番。父母也说过，若是家遇喜事，也要办下，相当于先把钱存在银行里，到时把亲戚们的人情和份子钱都拿回来。
但事与愿违。我和弟弟、妹妹一直都在读书，不像亲戚家那些哥哥姐姐们都早早地离开校园，成家的成家，嫁人的嫁人，然后又生子，喜事不断。
我18岁时，家里终于有了一次办喜宴的机会——我考上了大学。亲戚们得知后纷纷来道喜，他们还直接送来份子钱，就等着吃喜糖。

但我父母最终没有办。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办喜宴太麻烦了，忙饭忙酒地折腾死人。份子钱被他们一一退了回去，还附赠了一些喜糖。再后来，我的弟弟、妹妹也考上了大学，家里同样没办喜宴。
受父母的影响，我在城里买房、结婚、生子，同样也没邀请亲戚来庆贺，更没有回乡下去办喜宴。
从未办过喜宴，算不算是我家的一大遗憾呢？那一笔笔送出的份子钱，一去不返，一分都没有回来过。多年后问过父母，他们说出了不办喜宴的真实原因：还是不给亲戚们增加经济上的负担吧，帮他们省一点，是一点。
那应该是我父母与生俱来的隐忍和善良吧——你想热闹地庆祝一番，我们一定会去捧场；但我们不会以同样的方式要求别人，尽可以不再带去麻烦和负担。
礼可以去，但不必来。

听到小女儿大哭，我赶过去，看到稍大些的二女儿正在安慰妹妹。她挽起裤腿，指着腿上的伤痕，说：“你看，我也摔过的，这里，还有这里……”
小女儿5岁，大她一些的二女儿9岁。每天下午，她俩都会和邻家孩子在户外草地上的运动器材上一展身手：蹦蹦床、秋千、云梯这些健身设施，其实是左邻家的，但早已被孩子们“共享”。
看见我，小女儿眼泪汪汪，哭诉：“爸爸，我受伤了。”她指着膝盖说，“出血了，我不能走路了。”

左邻的女儿艾玛丽和我家二女儿争先恐后说原委：是她自己从云梯上掉下来，膝盖撞到云梯的腿，然后趴在了草地上……刚过完8岁生日的艾玛丽，还亲自演示了我家小女儿的受伤过程——双手抓着云梯，右手松开去够下一格时，左手没有抓牢，然后掉落……
云梯是儿童运动器材，不高，而且下面是草坪。前些日子雨水足，草也长得厚实。我查看小女儿的膝盖，有擦破表皮的血印，并没渗出血来，骨头应该不碍事。
艾玛丽还痛说“家史”：她和姐姐、哥哥，都在云梯、滑梯还有单杠上摔下过很多次。她还当即展示自己的胳膊和小腿——果然伤痕累累。
孩子们安慰小伙伴的方法，基本上就两个：一是陪哭。你哭，我也跟着一起哭。哭是力气活。有小伙伴在边上陪着哭上半晌，心里的委屈和忧伤也只剩下一半。哭完，都轻松了。
二是比惨。邻伴遭受苦难，在一起的其他孩子也会内心震动。我也栽过跟斗的，跟眼下正遭受的你一样样的，现在不照样在欢蹦乱跳了么？这是心理疗法，疗效还是很显著的。
这不，我家小女儿很快就忘记了哭泣。不过这一次，功劳最大的，不是姐姐，也不是艾玛丽，而是一只猫。
艾玛丽家的猫辛巴适时出现在路上，一下子把孩子们的目光全都牵引过去了——辛巴在追击一条小蜥蜴。蜥蜴逃，辛巴追上去，用它的猫爪撩拨蜥蜴，蜥蜴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再逃。辛巴穷追不舍，再挥舞爪子戏弄蜥蜴……
孩子们不明白辛巴为何会欺负一条比小指头还细的蜥蜴，想阻止眼前的这场战火，喊：“辛巴，停下来！” 艾玛丽跑过去，弯腰去抱辛巴。没想到这只猫却不想玩了，它一口叼住蜥蜴，“吧唧”，生吞了。
辛巴虐杀蜥蜴的游戏，把孩子们惊呆了，没想到它会把蜥蜴当零食。我家小女儿完整地看毕辛巴吃掉蜥蜴，抬头看到我仍在她身边，嘴一咧，重新抽泣起来。但没等我安慰她，就开始掰住我的胳膊找伤疤，问：“爸爸，你小时候摔过没？”
我立刻曝光自己的胳膊和腿，并辅以解说：“爸爸小时候，常常和小伙伴们比赛着数身上的伤疤，谁的伤疤最多，谁就是赢家。”
二女儿立马挽起自己的裤腿数起来，把蚊子咬个包、总用手去抠出的一个小疤痕也纳入账单。
我回忆：“小时候，你们的奶奶几乎每天都会说，摔了就摔了，自己爬起来就是。任谁家的孩子，还不都是摔着长大的。”
“每一个孩子都是摔大的。”现在想想，这虽不是千古名言，但哪个爹妈没对儿女说过类似的话？
爬行时会摔个嘴啃泥，蹒跚学步时会来个仰面摔，飞跑时会来个侧滚翻，就算是躺平在床上，也说不定会一个翻身掉到地上……摔着摔着，忽然间就发现，自己已经成年了。
“你们奶奶说的每一个孩子都是摔大的，其实还有一个意思呢。”听我这么一说，9岁的二女儿来了兴趣，追问是什么意思?
我捏了捏她头上的漂亮发夹，说：“等你长大，哪天明明栽了个大跟斗，却找不到伤疤在哪儿，就明白了。”

2015年我去加利福尼亚州旅行，第一次看到了一家免费图书馆——它坐落在一个公园外的马路边。我是个爱书之人，免费读书对我来说可谓是人生幸事。
那时候我已经结婚，我们的家在安大略省惠特比镇，家里已经有了几堆书。那次旅行回到家后我和丈夫说，我也想办个自己的免费图书馆。他一点儿也没有感到意外。
我是个作家，平时少言寡语，一想到偶尔能和别的爱书人说一句“你好”，我就很开心。
第二年冬天，丈夫将我家花园里的松木棚屋改装了一下，在里面摆了几个书架，安了个玻璃门，春天到来时，我们的简易图书馆就建成了。我们有不少存书，热心的朋友们又赠了一些，它们全被摆在了图书馆的几个书架上。
又过了两个月，我们的免费图书馆有了口碑，有些陌生人晚上出门散步也会专门找过来了。来访的客人还向我们捐了小说、诗歌、生活类和百科书等等，让图书馆的书架更充实了。有人开玩笑说，我们图书馆就如同一个喂鸟器，招来了众多“觅食者”。
我对书的痴爱要追溯到1970年，那时我在安大略省，刚上小学一年级。我喜欢看图画书，可是学校里的地下室图书馆受潮，书都损坏了。
一天，镇子里来了一个用卡车车厢改装成的流动小图书馆，我马上登记，领了几张借阅卡，除自己留一张外，还送了几张给附近学校的几个朋友。从那时起，我就体会到了读书之乐。
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发生，开始封城时，出于对安全的担忧，我们考虑过是否暂时关闭图书馆。
但想到了建立免费图书馆的初衷，就是为了方便大家互相借阅，找到同道中人。而很多人因为疫情无法出门，心中难免有压抑和焦虑情绪，读书正好可以帮他们聊解心中之忧，便决定继续开放。
不过，我们在图书馆里准备了手部消毒剂，并写了安全提示，要求大家保持距离、注意卫生。
我们在免费图书馆里增加了一些儿童故事书。我想象着，附近的爷爷奶奶带着孙辈们出来遛弯，可以来看看童书；也或者会有成年人过来，翻翻他们小时候最爱看的书。
摆好那些书后，我看到有年轻的妈妈带孩子来到窗前，对小小的孩子讲：“你拿走一本书，也应该再送来一本书，学会分享快乐会更多。”
在我的少女时期，读书带我畅游了各个时代、天上地下。书籍展现给我不同的文化，教会我如何运用各种视角看待生活和世界，让我知道了怎样克服逆境，以及在纠结一些事情时少了孤独无助。
到了二三十岁，我开始忙碌工作和生活，很少有时间看书了。但是遇到艰苦时刻，之前所读书中的故事便跳出来提醒我：生活中会有无数个可能。当日子过得稳定了一些，我又捧起了久违的书，还遇到了美好的爱情。
现在，偶有访客在免费图书馆停下脚步，我们都会隔着几步远的安全距离，聊聊彼此的读书心得。其中有和我们住同一条街上的常客，他们近水楼台，经常过来看看有何新书上架；还有住得远些的人，会开车过来看书。有的人借走书后一去再不复还，我们也只是对此一笑。
记得一位书友曾经送给英国女作家维吉妮亚·伍尔芙的一句箴言：“旧书会让陌生人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因为彼此都是爱书人。”
小小的免费图书馆至今仍保持开放，我和丈夫都很欣慰。疫情的残酷让我们知道了健康的重要，也让我们懂得了读书的重要。
书籍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会给我们战胜磨难的力量。我们彼此保持着身体的距离，心却聚在了一起。

下雨了。雨点直接砸到地面的时候，竟然没有声音，地面都是泥灰，雨点砸进去，“倏”就没了，像泥鳅钻进了烂泥里，又像土拨鼠钻进了干土洞里，快得都让你来不及看见，也来不及听见。
但是，雨点落在树叶上，再从树叶上滑下来，你就能听得见了，“滴答”“滴答”，一滴滴很重地砸下来，跟奶奶用锄头砸碎了一块块土疙瘩一样。
3岁或者是5岁时，每一次听到“滴答”的雨声我都很兴奋。我家屋檐下摆着两只破缸，雨水落在屋顶上，然后沿着瓦楞汇聚下来，落进缸里，它们是“滴答滴答”的声音。如果雨大一点，那就是“哗哗”的声音了，跟村后山坡上的小瀑布差不多。
这些被缸接住的水，将成为我们家的生活用水，被我们喝下去，或者舀来煮饭。不过，我可不喜欢大雨，雨太大时，会从某个瓦片的缝隙钻进我家，很可能就钻进了脖子或者床上的被窝。奶奶将家里的盆盆罐罐都找出来，摆在地上、桌上、床上，像接天神一样接住那些从天而降的雨滴。
它们就在你的身边，因而，比任何“滴答”声都更清晰入耳——它们直接钻进了我的3岁或者5岁，也毫不客气地钻进了我一贫如洗的家。
我18岁那年，雨水似乎特别多。雨滴从树叶上滑下来，从屋檐上滑下来，从雨伞上滑下来……就像是我从窗前支起来的那块油布毡上滑下来的声音一样，“滴答，滴答”。
但我没时间和心情听它们——高考越来越近，决定我命运的时刻也越来越近；一个急于靠一场考试来改变命运的山里孩子，听见的不是雨声，而是时钟的声音，或者说是时间的声音。
几乎有半年多时间，我的家人都是踮着脚尖小心翼翼地在家里走来走去，他们担心一不小心就踩到了我的某根紧张的神经。就连我那得了气管炎的爷爷，也是用被子捂住嘴剧烈地咳嗽，他希望该死的咳嗽声能掩在被子里。
有时候，我羞愧的内心宁愿雨更多一点，大一点，急一点，好让“滴答”声埋藏这一切。
有一年父亲病重，晚上我都在卫生院陪护他。病房的斜对面是个公共卫生间，墙壁上的水箱有点漏水，“滴答，滴答”地砸到地面。到了后半夜，这个声音愈加清晰，它从卫生间溜出来，到了病房的通道，又从门缝里钻进病房，它找到了我的耳朵，就停住不再离开了，一直顽强地“滴答，滴答”着。
我请求护士找人修理一下，可她们说修了，修不好。我只好把水箱上的水阀关了，但那个“滴答”声还是没有消失，水箱里残留的那点水仍够它继续“滴答”大半夜。那段时间，医院里到处听到的都是“滴答，滴答”的声音。
每一个像我父亲一样躺在病床上苦苦挣扎的人，手上都扎着针在输血或者输液，所以更多的“滴答”均无声地从那里传出，一瓶药水成千上万个“滴答”声，可能就是千千万万个希望。
但那“滴答”声终是没能拯救我的父亲，我最后看到的，是一滴药水凝在了输液管中，它没能“滴答”下来，流进我父亲的血管里。多年以后回想那一幕，我痛心地发现，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光，其实就是那么“滴答，滴答”地流走的。
当然不是所有的“滴答”声都那么愁苦。在我过往五十多年的生命旅程中，也有很多温暖和幸福的“滴答”声——它们穿越时光，从繁杂的声音中跳荡出来，被我听见。
我不喜欢雨，但1988年4月11日的细雨中，我遇见了她，那一天的雨水啊，就充满了无限的柔情。
那天，我打着一把伞，她打着一把伞，在走往图书馆的路上，我们相遇，相知，相爱，最后走到了一把伞下。细雨落在伞上，沿着伞骨“滴答，滴答”地滑下来，一半落在了她的左肩，另一半的雨滴则打湿了我的右肩。
那一天最幸福的雨水，就这样落在了我们的伞上，又兵分两路落在了我们的身上。那是我这辈子听到的最好听的“滴答”声，它是心跳的声音，青春的声音，爱情的声音，也是春天的声音。
你一定也无数次听到过“滴答，滴答”的声音，它是雨滴，也是时光；它是时钟，也是心跳；它既是独立的，又是某种汇聚；它落在我们身上，钻入我们的耳朵，在我们的血管里流淌，在人生的长河里凝聚、奔涌。
它是自然的声音，也是岁月的声音

人民教育出版社官方微信发布消息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小学语文教材虽然经历了多次调整，但鲁迅一直是教材选入作品最多的作家。

人教社表示，统编小学语文教材在六年级上册中，编排了专门的“初识鲁迅”单元。统编初中语文教科书中选入鲁迅作品7篇；统编高中语文教科书中选入5篇，总共12篇鲁迅作品。

人教社称，鲁迅先生的作品从未大规模“撤离教材”，鲁迅先生一直与所有使用中小学语文教材的孩子们同行。

一切始于保安老周3年前捡的那只沙发。
那是9栋一位业主重装自家房子时扔掉的，丝绒布艺，用久了的浅蓝色有点发白，但弹簧还是好的。
老周看到总有老人家喜欢在自己执勤的保安室门口，坐小马扎和小板凳上聊天，就想，留着这沙发，也许他们晒太阳时会更舒服些。
于是，他喊了两位保洁阿姨帮忙，一起将沙发拖到了对过儿的宣传栏下——那里安了防雨篷，可以遮风挡雨。
他还捡了个人家扔掉的铁艺花架，搁在了沙发的旁边。花架上方是老周自己养的花，下面空着，聊天的老人家可以搁放保温茶杯。
老周自己也没有想到，这里很快成了小区一个自发性的“邻里中心”，他一个人整日枯守保安室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以前，除来来往往的快递小哥和那些找快递、接外卖的业主们，很少有人会与老周搭话。
唯一与他主动聊天的熟人，是一位个子矮小、拄着拐杖的老太太，她是退休教师，发过脑溢血。每周二~周五的下午，只要不下雨，她都会拄着拐杖慢慢地踱出来，坐在保安室门口，向着外面的马路张望。
有时，这张望有了结果——老太太的女儿骑着电动车风风火火地降临了——她像一个跑腿大姐，提着两大兜东西，应该是给老妈买的吃食以及日用品吧。
女儿见面就埋怨:“你怎么又出来了？跟你说过很多遍，别出来，万一跌跤了怎么办？”老太太陪着小心，卑微地笑着:“我来等你呀，囡囡。”就像孩童盼来了家长似的，牵着女儿想跟她唠叨几句。
可老周看到，女儿总是轻轻挣脱了她，跑着将东西送进楼里，又飞快跑着出来，解释说:“不说了不说了，孩子还等着我回去烧饭呢，我都晓得了。”望着女儿呼啸而去的背影，老太太的腮帮像面口袋一样耷拉了下来，脸上皱纹更深了。

老周心里不是滋味，他记得老太太家的保姆阿姨说过，那次脑溢血手术后，老太太记性变差很多，时常忘记午饭有没有吃过，自己的药有没有吃过，连自己哪年退休的都忘了，却记得她女儿小时候哪一年学会跳绳的，什么时候学弹钢琴的，甚至会骑自行车的日子，以及她成长中的所有细节，都一清二楚。
沙发拖来保安室门口之后，老太太来得更勤了。为了安慰这位时常守而不得的老人家，老周有时会没话找话地表扬一下她头上的帽子真好看，老太太便说，手术后医生交代她最好一年四季都戴着帽子，还由此回忆起从前的岁月：那会儿别说这种薄布帽子，全家的衣服都是她自己缝制的。女儿的衣裙，外孙子、外孙女从婴儿时到小学毕业的衣服，都是她做的。
“而今，老头子已经去了天堂，小辈们越来越忙。我难得能找到一个说话的人了。”老周就说:“我老婆在苏州的羊毛衫厂当熨烫工，儿子在广州，父母在安徽老家，一家人也是天各一方，你以后来找我说好了。”
从此，天气好的时候，老太太就每天来这里“报到”，上班打卡一样。见她在这里聊得热络，住在这个院子里的老爷子和老太太们，也慢慢地加入了闲聊。还有人带着茶杯、点心和爬上爬下的小孙子一起过来，沙发不够坐，老周又捡了业主不要的老藤椅。
他发现，退了休的人们生活日渐趋同，阶层的桎梏被打破了，闲暇的老年人在这里交到了之前几十年完全不可能有交集的新朋友，人生新的拼图徐徐展开。
那位黯然神伤的老太太，安详地坐着，与另一位老太太商讨如何钩织毛线帽。在几乎全是同龄人的聊天队伍里，她不再打望外面的马路，直到女儿在她面前按响喇叭，才回过神来。
春天到了，老太太的毛线帽织完，又开始了另一个“浩大”的工程。夏天时，她送给老周一只手工钩织的茶杯套子，然后像打量自家儿子一般笑道:“套在茶杯外面，你就不会烫到手了。”
保安室门口这个邻里中心，是老周创造的，又似乎是居住在这里的长辈们创造的。经常来谈天说地的老人家会惦记着老周，包了粽子和汤圆都给他送一份。
哪位经常露面的老人家有一段时间不出现了，其他老伙伴们就会互相打听他：是住到儿女家去了？还是去了老年福利院？或者，忽然进了医院？猜测中大家不无忐忑，直到那人再次出现，他们会不约而同放下扑克牌和报纸，赶上前去嘘寒问暖。他们多皱的脸上表情欣喜，像一朵开到荼靡的花，被夕阳照亮。
一天，常来闲坐的退休工程师老江，提议老伙计们在这里开个黄昏音乐会。他将搁置多年的手风琴取出来练了练，发现早先的琴艺还在。他说，大家总是在等待儿女，等待孙辈，等待快递，等待日落西山，不如自找乐子，吹拉弹唱。
一些老人响应了他——经过个把月的排练，他们打上发蜡，穿上雪白的衬衫和背带裤，终于在这个自发的邻里中心开了场音乐会。那是一个周五，路灯下婆娑的梧桐树影里，篱笆上的金银花像瀑布一样盛放着，传来阵阵浓烈的香气。二胡欢快的声音与手风琴曼妙的旋律融合在一起，萨克斯若有所思的吹奏与长笛的默契呼应，竟显得如此和谐。
悉心打扮了一番的老人家们，缓慢地、沉醉地跳起了小步舞。属于他们生命中的黄金时光已哗哗地流走，而一个欢乐夏日的夜晚，又让青春有了美妙的闪回。老周在一旁忙着录像，他想放在业主群里，让更多的人看一看。
他也想让老家的爹娘看一看。独自在外的老周，总是安慰还在种地、卖菜的老爹老娘，说自己在城里有朋友，有同事，生活好得很。爹娘却总是将信将疑。老周也没有想到，自己竟意外地创造了一个“邻里中心”，让他如同一滴水珠融进了海洋，一只鸟雀飞入了天空。在这座浩大的城市中，他也终于不再孤独，有了一种强烈的归属感。

大年初四，父亲就扛着铁锹，下地了。这时候地里的土，都还冻得硬邦邦呢，挖也挖不动，再说，离春耕还早着呢，地里能有啥活？
父亲说，我去将油菜地和小麦地的田埂挖开，过两天，天一暖和，地里的雪和冰就融化了，要让水排走。
父亲算得真准，正月初六，太阳忽然钻了出来。天暖和了，地里的雪开始融化，屋檐滴答滴答地往下滴着雪水；站在村口，呼呼的风声中，你能听到田野之上，到处都是滴水和流水的声音，仿佛大地一下子就苏醒过来了。
我在城里生活多年，经常听到人说，哪儿的花开了，大地就苏醒了。真是外行话！大地的苏醒，不是看花开没开，草有没有发芽，而是看水有没有流动——当水从土里渗出来，慢慢地汇聚，然后流动起来，那就是大地苏醒了。

村里的男人们，都赶紧扛着铁锹下地去挖沟渠，让油菜地和小麦地里的积水流走。父亲也扛着铁锹下地，可是，我们家的庄稼地，不是早就挖好了沟渠吗？
父亲笑说，你忘了，我们家还有一块地，是要种早稻的。他要去检查一下，把那块地的缺口堵上，给地蓄点水。父亲说，这时候的水呀，带着土的味道，比天上的雨水还要金贵呢。我的老父亲，总是比挂在墙上的日历，快上一步。
我在农村生活到了18岁，直到去读大学。像所有生长在农村的孩子一样，我几乎干过所有的农活，但我一直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干什么。没关系，父亲什么都知道，他早已将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他让我们锄地，我们就锄地；他让我们栽秧，我们就栽秧；他让我们种棉花，我们就在地里挖一个坑、又一个坑，将棉花的秧苗一棵棵栽下去。
在村集体时，父亲做过生产队的队长，是种庄稼的一把好手，我们当然信任他。村里的人也信任他——父亲泡稻种了，他们就跟着泡稻种；父亲犁玉米地了，他们就跟着犁玉米地；父亲给瓜秧打叉了，他们就跟着给自己家的瓜秧打叉——父亲成了村里最准时的农事日历。
但是，对于父亲将所有农活都掐得那么准，似乎一分不能早、一秒不能迟这样的事，我就不以为然。
有一天，他让我们跟他一起去地里除草，那天正下着大雨、地里烂着呢，而且天气预报说明天就放晴了，等天晴了再下地除草不好吗？可父亲还是坚持。
那天，雨打在脸上噼里啪啦响，村里和我们同龄的孩子，也许都在屋檐下开心地嬉闹呢。于是，我和妹妹们对父亲的怨气，跟肚子里咕噜噜响的饥饿一起，飞升起来。
第二天果然就晴了，气温飙升，大多数人家都是第二天甚至第三天，等地干透了才下地除草。我听二狗子说，庄稼地里没一点风，热得他差一点中暑。而更要命的，是土壤板结之后根本拔不动杂草，它们的根与黄土疙瘩完全板结在一起了。二狗子的牢骚，让我对父亲的英明决策，忽然有了敬意。
不过，父亲的很多做法，我仍然不能认同。3月下旬，棉花的秧苗都已经成活了，父亲让我们将棉花地全部锄一遍，没有杂草的地方也要锄，将土松开。
我和妹妹们在棉花地里锄了整整两天，才将每一个角落的土都翻了一遍。没过几天，下了一场小雨，棉花地里刚翻开的土又变板结了。父亲让我们再去锄地。等到4月中旬，我们家的棉花地，已经锄了三四遍，而我们家边上的小刘家的棉花地，只毛毛躁躁地锄过一遍。他家的棉花，却跟我们家的棉花看起来一样郁郁葱葱，一样生机盎然。
我不满地向父亲嘟囔，我们这么辛苦，跟人家有什么区别？父亲笑笑，说，儿子，三四月的事情，等到了七八月，自有答案，等着瞧吧。
两三个月眨眼就过去了。棉花已经长到半人高，枝丫上开满了花，每一朵花很快都会结果，等这些果子再次炸开绽放的时候，它们就是洁白的棉花了。
只隔着一条田埂，能看见我们家的棉花地，比小刘家的枝叶更茂盛，花开得更多。我们家地里跟小刘家是一样的土，施的是一样的农家肥，棉花秧苗也是一样的。但现在，能一眼就看出，两家的棉花是如此不同。
父亲说，我们只是多锄了几次地，让棉花的秧苗可以在松软的土里自在地呼吸，这就是答案，这就是土地的回报。
即使农活再忙，父亲也从不占用我晚上的时间。从地里收工回来后，我就可以在灯下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看书和写作。一个农家的孩子，不能在阳光明媚的时候不下地干活，也不能在细雨绵绵的时候不下田插秧除草。
但是，当夜幕拉开，父亲给了我完全的自由，让我在如豆的灯下做喜欢的事情。他就像相信土地一样，相信在我的身上，三四月的事情，等到了七八月，也自有答案。
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多年了，我也离开家乡的土地多年了，但我保留了很多小时候与父亲一起下地干活的习惯。这个3月，这个春天，我像以往一样，埋头做好现在的事情——我坚信父亲的话，到了人生的七八月，一切自有答案。

在乡村生活过的人，一般都会喜欢炊烟。炊烟升起，意味着有热热的饭食，意味着炊烟下面有一个温暖的家。所谓“人烟”，就是说有人的地方必定会有烟，而这烟也就是炊烟啊。
这是自古以来经典的乡村景象：淡蓝的或乳白色的炊烟袅袅升起，在村庄上空氤氲成一片，整个村庄很快被笼罩在淡淡的烟霭中，使得屋舍、树木仿佛也影影绰绰，呈现朦胧淡雅的美。
如今，不少乡村不再用柴草生火做饭，像城里一样用上了无烟煤、液化气，但在我的心里还是有这样一幅经典的乡村图画。正如一首古诗所写的那样：“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传统乡土社会，人与大自然和谐相依，处处唤醒人内心深处的亲切感。
空中飘着淡淡的云烟，云烟底下，有古老的村舍和逶迤的村路，有旋绕的围墙和朴素的院落，有低低的草棚牛圈，有长长的开着花的篱笆，有孤孤单单的井台和井台上静止不动的辘轳，有圈成一块块园地的碧绿的菜畦，有一座座池塘和池塘边扑棱着翅膀的鹅鸭，还有一棵棵青枝绿叶的树，葱茏的灌木结着红红的浆果，有淙淙的溪水从灌木丛中流淌……
所有这些田园元素，仿佛都是被炊烟唤醒的，丝丝缕缕牵连着生活在炊烟下人们的身心与情感。

难怪走出乡村的游子，总是对故土有一种刻骨铭心的牵挂、惦念；即使在故乡曾经苦难，对远方有无限向往，回望故土那片炊烟还是会热泪盈眶。
以为司空见惯， 我原本对炊烟没有太大的感觉，直到有一天，我爬上我家院子里那棵高高的枫杨，然后朝下看。啊，整个村庄都在我的脚下，原本还觉得面积比较大的村落变得很小，屋宇簇拥在一起，仿佛张开衣袂就可以将它覆盖。
那黑色的屋脊挨挨挤挤，仿佛鸟儿们把翅膀叠加在一起。时当雨后，雨水把屋脊洗得发亮，村边的树叶子也显得更加翠绿，弯弯的村道也是湿湿的，而更妙的是，从屋脊当中柔柔地飘起炊烟，淡蓝的烟弥散开来，糅合在一块，贴着湿漉漉的屋瓦飘逸低旋，仿佛恋恋不舍，久不散去……
我顿时觉得眼前的景与物都活跃起来。这些淡蓝的缥缈的烟缕提醒我：我的生命的根就扎在这一片生机里，我的心今生今世都与这一切紧密地连在一起。
但我的脚步还是向外拓展。最初在乡野，我沿着门前的土路走向别的村庄，去访友，去借书。雨后那土路上布满了深深的牛蹄印，甚至还不时地见到遗落的牛粪，可是我喜欢！尤其是走不多远，我又会遇到淡淡的炊烟，它们从丘岗背后、土坡一侧或绿树丛中柔柔地飘逸而出，仿佛在争先向我表示欢迎。
这些烟霭里夹杂着藤蔓上伸出的一两枝猩红欲燃的花朵，也夹杂着几声细细的鸟鸣狗吠，随后又朦胧地透露出邻村一些熟悉或半熟悉的脸庞，这一切让我感觉多么亲切，我感觉这里同样是我的家园。
欢喜的我走到炊烟下的人家，叩门见到了我的学长、书友，在他家的书柜里翻出了一叠好书，打发大半个漫长的白昼，觉得收获满满。回来时，朝着自家的村庄上的晚烟走去，却又有回归亲人怀抱之感，脚步就更加轻松愉快。
虽然平常，这些对我来说，却是那么难忘。还记得有一个冬夜，寒风渐起，道路泥泞，我在大队部的碾米厂里陪我家对门的堂二姑爷摆龙门阵，不知不觉天便已黑定。
这时肚子也饿得咕咕叫了，二姑爷忽然对我说，走，到老张家去吃饭。老张是他的亲家。我们在泥泞里，一步一步艰难地跋涉，我觉得路是太难行了，真不应该走这么远的路去吃一餐晚饭哩。但二姑爷却兴致勃勃，一直给我打气。
快到时，我却忽然看见，天边却似乎亮了一些，池塘边的那户人家屋顶上正升起浓浓的紫烟，紫烟上还有白云似的烟缕，在黑暗中显得那么醒目，仿佛是一杆旗帜在摇动、在召唤，给我增添了许多温暖。
往后，我也可以独自去二十里外我的外婆家了。途中要经过一条大河，宽阔的大堤下，散落着一些村庄。其中有一个村子，布局就像一座小小的集镇。我看见三四排黑色的屋脊笔直地延伸向远处，街旁的许多房子还是木板墙壁，屋檐和门窗也是老式结构的，显然这个村子很有一些年头了。
正值晌午，淡淡的乳白的炊烟无声地飘升，在村街上空飘荡，掩映村庄如同若虚若实的画境，使我想起《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市井人家，有着令人向往和回味的人间烟火。想象多少年来这里上演着一幕幕乡土人间戏剧，我极想走下河堤去这个村庄走一走，可是当初年纪小，后来大了又来去匆匆，终于没有停留过，现在远离了家乡，再回去，说不定这样的村落已然消失。
确实，当年在乡村，每走一两里，就会遇见一个村庄，哪个村庄没有炊烟？烟村四五家，展现出无尽的人间与无限的岁月，让人感受到生活的安静祥和，这恐怕也是千百年来的一大特色，也可能因此才会有如此深厚的乡情与乡愁。在城镇化的大潮下，这一片像炊烟一样袅绕升起的乡情与乡愁，应该更深地镂刻在我们心灵的底版上。

在我儿时，每逢旱季，父亲都要架起水车，从塘里翻水灌田。我家在村里是孤姓，势单力薄，父亲也不肯与人争，因此，白天轮不到我家翻，只有等到夜里，一翻就是一夜。
次日，天一亮，母亲便让我去塘边给父亲送早饭。这顿早饭，不再是平日里的稀饭加咸菜，而是一顿营养丰富、难得一见的“糖蛋大餐”：煮开一碗水，朝沸水中打入3个鸡蛋，再放入几勺红糖。其色泽红艳诱人，味道甜美无比，馋得我直流口水。
一夜的劳作，让父亲疲惫不堪，急需补充能量。但他接过去后，仅吃下1个糖蛋、喝几口糖水，便将剩下来的递给我：“我饱了，剩下的你吃掉，回去别跟你妈讲。”贪嘴的我，便真以为父亲吃饱了，毫不推辞地将剩下的2个蛋吃掉，糖水喝精光。
现在想来，那时的我多不懂事啊。父亲累了一夜，饥肠辘辘，1个糖蛋、几小口糖水，怎么可能吃饱呢？他是故意让给我吃的呀。
那时的冬日，在乡下洗澡是一件难事。没有澡堂，只能烧一锅热水倒进澡盆，然后挂个帐子，人钻到里面去洗。
我们那里是平原地区，冬天里的柴禾很少，所以精贵得很，得省着烧。为此，一澡盆热水至少要洗上两个人。每次洗澡时，父亲都让我先洗，我出来后他再去洗。
一般要10天左右才能洗一次澡。我太贪图澡帐内那氤氤氲氲暖乎乎的热气，就在滚烫的热水里磨蹭着，不肯快速洗好出来。每次轮到父亲洗时，水基本上已经不热了。但他不在乎，从没催促过我。
后来，我去外地求学，工作后一年难得回几次家。每次回去，父亲都会泡上一杯茶，推到我面前，让我先喝。他一贯节省，多年保持同一习惯：每天只泡一杯茶，然后一家人一起喝，反复续水。
前几杯茶叶鲜，汁浓味好，也最好喝。自从我爱上喝茶，父亲每次泡茶，都会毫不迟疑地将前几杯给我，我喝过了他再喝。
那是邻县山中的云雾茶，父亲走很远的路，上山采摘到的。山路陡峭，荆棘丛生，其中的不易，可想而知。
近些年，他年纪越来越大，但每年清明，还是要坚持去采摘一些，并挑出品相俱佳的芽尖，炒制好快递给我，让我总能喝到家乡春天里最好的味道。挑剩下的粗叶，他才留给自己喝。
父亲每年都会来城里看我。来时从不空手，总是大包小包带上些土特产，比如，乡下散养的珍贵的老母鸡。父亲并不养鸡，那些鸡是他特意从其他村民手中买来的，一只要上百元。炖出的汤，味道确实很鲜美。父亲就催我和妻儿多喝，自己则只品尝一小碗，并称“在家里常喝”。其实，哪里有呢！
作为一名乡下的农民，父亲一生勤俭节约，总想着把最好的都让给我。这种旷日长久的让，甚至已然在不知不觉中，渗透到他的骨髓、血液之中，成为他改不了的一种习惯性动作。
以至于有一次，我带他坐高铁去旅游，上车后他硬把自己靠窗户的座位调换给我，说，这样便于看到外面的景色，而他老了，坐哪儿都一样。
我还能说什么呢？这就是我的父亲——他眼界有限，能力有限，刚强有限，但对我的谦让之爱，却无限。
我写这些文字，并不是想刻意拔高我的父亲，他也并非个案特例。事实上，像他这样的父亲，有很多。这些传统式父母，面对子女，总是甘心倾其所有。或许，正是这种毫无原则的让，才定义出全天下最朴实的亲情大爱吧。

在过往的生活中，你感觉最幸福的一天，是哪一天？我被这个问题问愣住了。
我努力地回想。在我五十多年的生命中，有很多幸福的时刻，比如，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结婚那天，还有儿子出生……它们都是我人生中一个个高光时刻。但哪一天最幸福？一时还真难定。
年轻时我有写日记的习惯，前后写了十多年，至今还保留了几本。很多岁月已经模糊了，但翻开日记本，那些尘封的日子，仿佛又复活了。循着日记的踪迹，我能回忆出当年的一幕幕。
一个周日的午后，屋外下着细雨，我走进书房，拿出了其中的一本日记。那是一本1994年的日记。那一年，我28岁，正青春。

我随手翻开了一页，4月11日。
日记里写着，这一天，本应带儿子去打疫苗，但因为前几天感冒，还有点发烧，所以不能打疫苗。日记不长，可能是忙于照顾生病的小儿，无暇记下更多。
那时候，我与妻子还分居两地——产假结束后，她回到长江北岸的小城去上班，每天早出晚归很是辛苦。我也很累，是母亲在帮我们带孩子。儿子出生后的半年内，连续住了几次医院，那么小的孩子吃了多少苦啊，我和妻子心疼、心焦、心碎。
儿子的出生，给我们这个小家带来了很多快乐，但老是生病，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痛苦和挣扎。那段日子，过得很凌乱。
我又翻开了一天，6月22日。
那天的日记比较长，看得出心情不错。似乎心情特别好、或者特别差的时候，日记就会写得长一点。
日记里写道，上午去一家单位采访，宣传科的人告诉我，他们领导对我上一次写的报道很满意，在全体员工大会上点名表扬了我。那家单位，只是我负责采访的片线之一，我为他们写的新闻报道并不多，没想到竟得到了领导的赏识。
翻看这篇日记时，我忍不住哑然失笑。多年以后，我已经完全不记得这件事了；甚至无法想象，别的单位领导的一句表扬，竟会让当时的我如此激动，以致详详细细地记录了下来。

日记里还写道，下午奶奶来了。那一年奶奶已经快80岁了，和父母一起住在老家，偶尔来与我同城的姑姑家小住，也会来看看我。我从小是在奶奶身边长大的，与她的感情很深，奶奶的到来，让我很开心。在我的坚持下，奶奶同意在我家住一晚。
我跟领导请了假，提前下班回家，亲手给奶奶做她喜欢吃的炖排骨。奶奶已经没牙了，为了她能吃得动，我整整炖了两个小时。日记的最后写道，看着奶奶用几乎瘪了的嘴巴，一口一口地吃着我特地为她炖的排骨，就像回到了小时候的辰光。
在我的日记里，那是快乐的一天。
我继续往后翻看，9月25日。
那是个星期天，日记是补写的。因为前一天中秋节，照常上班，没能回家，所以其后我和妻子带着孩子，一起回了趟江北的老家，去看望我的父母。
我所在的城市，与老家只有一江之隔，直线距离仅三四十公里。但那时候交通不便，我们先乘公交车到江边，再坐轮渡过江，然后花一个多小时搭乘一辆突突突的小四轮车，才能到家。
那时候农村还不通电话，更没有手机，父母并不知道我们回来。在村头的庄稼地里，我们看到了正在干农活的父母。看到我们，父母放下了手中的农活，父亲一把抱过了他的孙子，高高地举过头顶，吓得孩子哇哇大哭。
日记里记下了那天晚上，我与父亲对饮，竟然喝高了。有了孩子后，我就很少饮酒。那天父亲的心情不错，我的心情也不错。还不会走路的孩子，在铺在地上的凉席上四处爬动，他已经熟悉了这个环境，咯咯地笑，小心情也很不错吧？
那也是快乐的一天。

窗外绵绵的细雨，已经下了大半天。就这样，在周日的午后，我一个人躲在书房里，翻看着多年前的日记。旧日子仿佛复活了，又犹如是我重新经历了一遍。
我找到了很多快乐的日子，但是，又显然不足以成为最幸福的一天；我也看到了很多无奈、苦闷、烦躁，甚或悲伤的日子，但在今天看来，又是如此鸡毛蒜皮，不值一提，早就烟消云散了。
1994年的我，28岁，正青春。回头看到的每一天，其实与今天一样，都只是我生命中的一个个片段，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天。
但我在翻看它们的时候，又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无比幸福——因为，那一年，我最敬爱的奶奶还健在，我的父亲还活着，我还能喊他一声爸；我的孩子开始牙牙学语，我每天都能够抱他入怀，伴他成长；我的头上，还没有一根白发，我的妻子也灿烂如花；我还没有压力如山的房贷……
如果能够穿越，我愿意回到其中的任意一天。只因为，我经历过的与正在经历的每一天，都将永不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