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简单的事情千万遍做好就是不简单

清明时返乡扫墓。下了高速入省道，十几公里后转入县道，一路畅通。
从小镇出来，再有三四公里就到我老家的村庄了。这是一条乡道，小时候，我无数次从这条路上走过，去镇上的学校上学或赶集。
那时候，它还是一条简单硬化的碎石子路，走在上面，鞋底薄的话会硌脚；骑自行车的话则一路歪歪扭扭、蹦蹦跳跳，快不起来还特别费轮胎。如果不小心将路上的石子磕飞，会把在荒地里埋头吃草的老牛吓一跳。
现在的路况已经好多了，只是铺成的水泥路有点窄，仅能容一辆车通过，若是对面忽然来了车，会车就成了问题。
开车的妹夫说，不怕，有办法。他经常开车下乡，常走这样的乡道。
正说着呢，前面就来了一辆车，是农村常见的那种三轮车。妹夫放慢了车速，往右侧打方向，贴着路牙子。那辆三轮车也往它的右侧靠了靠，两辆车交汇，几乎是车身贴着车身，惊险而过。
转个弯，对面来了一辆农用货车，我们坐在车里，都能听见它“突突突”沉重的喘气声。可怎么跟这大家伙在狭窄的乡道上错车呢？
妹夫再次放慢了车速，缓缓前行。农用货车司机也显然看见了我们，同时放慢了车速。两辆车慢慢接近，我看见妹夫的目光飞快地扫向两侧——在我们左前方不远处有一条小岔路，妹夫说我们在那儿会车。
我有点疑惑，那条岔路比我们这条乡道还要窄，我们的车根本开不进去啊。妹夫说，不用开进去，那条小路与我们这条路的交叉口有个小平台，农用货车只要贴着平台往边靠，让出一点空我就能过去。我还是有点担心，农用车要是不往那边靠，两辆车可就顶住了。
如妹夫所料，农用货车司机果然也看到了那个岔路口，它加了点速度，“突突突”开过去，车头插进去一点，停了下来。我们的车头慢慢驶过它身边时，农用车一把方向别回车头，车尾甩了个弧线，又让出了一点空间，我们的车就贴着它开了过去。
这真是一次惊险而又完美的会车。我对妹夫的车技大为赞赏。妹夫笑说，不是我车技好，而是对方为我们让了道。在乡道上开车就是这样，对面来车了，双方都会提前看一看，谁的一侧有空地，都会主动并尽量地往那一侧靠，以便对方能通过。不然，车头抵车头，谁也过不去。
说着话，远远地又见对面来了辆跟我们一样的小车。我们右前侧有块稍宽一点的空地，妹夫开过去，贴着路牙子停下来。那辆小车驶到我们身边，忽然停了下来，开车的女司机探出头，看了看两辆车的位置，然后伸出手，将自己车左侧的后视镜收了起来。妹夫也伸出手，将自己车的后视镜折叠起来，并向对方招招手，示意她可以开过去。
她缓慢地前行，与我们擦身而过，车里飘来一声“谢谢”，妹夫摁了一声喇叭表示回应。我们起步继续前行时，妹夫告诉我，其实刚才她不用收后视镜也能通过，估计还是个新手，害怕擦着。所以，他也收起了后视镜，让她放心。
在与下一辆车会车时，那司机告诉我们，前方堵车了。因为有两辆车互不相让，结果越来越多的车被彻底堵死，他倒了好长一段路的车，才找到了一个可以调头的地方。
好在前面已经能看见我老家的村庄了，只要左转弯进入另一条乡道就能进村了，所以前方的堵车已经不影响我们。妹夫却忽然在丁字路口停了下来。我往村庄的方向看去，原来是从村里驶出了一辆小白车。
妹夫打开了左转灯，小白车也打开了转向灯，它是右转的，也就是说它要驶入我们这个方向。妹夫又往前开出一段，让出了路口。待那辆小白车驶过，才倒车，左转，进入通往村子的路。妹夫说，它已经驶出村庄了，所以我先等它经过。换做是我驶进这条路，它也会停下来，等我驶过去它再开进来。
在这条三四公里的乡道上，我们先后与七八辆车会车，有我们主动让道的，也有主动为我们让道的。正因为互相让道，在本来只能通行一辆车的狭窄乡道上，我们才能每一次都顺利地会车。
妹夫说得对，别人能通过，你才能通过，别人有路了，你也有了路。有时候，予别人方便，也正是为了我们自己。这是会车的学问，又何尝不是人生的智慧呢？

我们兄妹三人，大哥是不讨喜的那一个。确切说，他从小到大都不太讨我爸这个一家之主的喜欢，我爸更偏心我和小哥。
大多家长的偏心可能都没什么道理，比如我爸。他偏心的原因很简单——大哥的性子天生有些闷，小时候话就少，不闹腾不顽劣不叛逆，是顺从又温和的乖小孩。然而，这却不符合我爸对男孩的认知。
两年后出生的我小哥，顽皮得不像样，爬墙上树，拉伙打架，从幼儿园到高中，隔三差五地因为闯祸被叫家长……如此顽劣，反倒是我爸的心头好。
而我，两个男孩之后的小棉袄，自然是家里的锦上花，一出生就自带讨喜功效。
于是，和我小哥在家中的地位，直接碾压了我大哥。
我爸是真不太喜欢大哥的，觉得他“没男孩样儿”也罢了，还“木”。比如大哥小时候在外面玩儿，如果内急，不管多远都一定要跑回家。有次跑得急，在门口摔了一跤，结果尿了裤子。
我爸觉得他太笨，四五岁的小男孩，这个问题都会就地解决的。大哥却不，因为幼儿园老师说过“不能随地大小便”，他便牢牢记住并坚决执行。
大哥连爱好都是“木讷”的，我记忆中，他小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是钓鱼。
当时我们住的大院外面有条河，不算宽，但河水丰沛。夏天时，男孩们都喜欢去河里游泳，也有成年人在河边钓鱼。
同样是小孩子的大哥却不爱游泳，偏偏就喜欢上了钓鱼。不知他跟哪位叔叔讨来一根旧鱼竿，又在家里找了一个小铁桶，周末便跑去钓鱼，带两个馒头，在河边一坐就是一天。
他不怕晒，也不觉得闷。
起初，我和小哥因为好奇，去河边看过大哥钓鱼。可是待好久也不见他钓上鱼来，鹅毛杆做的鱼符漂浮在水面上，除了风吹来时随着河水的波纹动一动，大多时候就那么静静地漂浮着。大哥不吭声，也不着急，坐在河边托着腮耐心地看着几近静止的鱼符。
过好半天，他把鱼竿拉起来，没有鱼，鱼钩上的蚯蚓却不见了。他说，是被狡猾的小鱼给吃了，早晚会钓上来的。而我和小哥很快便耗尽了属于孩子的好奇和耐心，丢下大哥跑开了。
大哥也不管我们，依旧守着他的鱼竿，到傍晚时回家，晃晃悠悠拎着他的小铁桶，里面竟真的有了几条小鱼，是那种最常见的脑袋大大、胡须长长的小硌鱼。
再后来，大哥迷上了各种课外书，不多的零花钱都用来租了书，没日没夜地看，很快便戴上了厚底眼镜，原本就不太活泼的五官，更显得有些木讷。
这样的大哥越发不讨我爸的喜欢，他每次看到大哥都会微微蹙起眉头，不像看到我和小哥，总是微笑着，眼神温和。我爸对大哥的不好，其实不在生活上，而在情感上。作为父子，他们有些疏远。
我和小哥自然知晓大哥的不讨喜，小时候，也经常“势利”地欺负他。每次爸妈让大哥去外面唤我回家吃饭，我都要他背着，否则便不回去。大哥便蹲下来，让我攀住他的脖颈，背着我慢悠悠地回家。小哥则总是把自己的零花钱飞快花光后，哄来大哥的那份用来买乱七八糟的小玩意儿。
我们在这种关系中慢慢长大了。几年后大哥高考落榜，便参加了工作。因为是运输部门，经常要出差，他便搬去了单位宿舍。
但我和小哥照样可以“欺负”他。小哥高中三年，直接吃住在了大哥那里。我也经常去找大哥讨零花钱，或者让他给我买衣服、买零食。其实当年大哥工资挺低的，可他从来没有抱怨过，只是尽所能地满足我和小哥。
大哥成年以后，我爸对他的态度慢慢温和起来，偶尔在一起，也会有几句成年人那种平等的对话。他不再挑剔大哥，却开始充满忧虑：那么笨的孩子，不懂变通，也不太懂得经营人际关系，不知工作是否能胜任，会不会被同事欺负……
但，我爸的担心显然多余。大哥不仅胜任工作，还年年被评上先进，慢悠悠地稳步升职。他的人缘也特别好，从不欺负别人，也从没被什么人欺负。
那年，我爸住院做手术，需要家属签字。我和小哥先到了，在商量由谁签字时，我爸突然说：“等你大哥来了，让他签吧。”我俩同时愣住，好半天，才一起点头应道：“好，让大哥签。”
眼泪突然流了下来。

家有喜事，乡下人都会热闹一番，办个喜宴，邀请亲朋好友们来欢庆一下。受邀的亲友当然不可以空手而去，得包个红包，随份子。而对并不富裕的家庭来说，这样的人情却是种躲不开的沉重负担。我家尤是。
因为我家亲戚实在太多了。我母亲有5个亲哥外加两个堂哥，我父亲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这样一来，我的7个舅舅又生了我那些表哥表姐；我的大伯、二伯、两个姑姑家，也同样是人丁兴旺。我的堂哥堂姐、表哥表姐们，都是要成家的。
他们建新房、娶妻、出嫁、生子，都是喜事，我们家都是要去吃喜宴的。于是，就要不断送出份子钱。这些亲戚的关系太近，每次还不能少，少了拿不出手。因此，亲戚家有喜事时，我父母都是既高兴又发愁。高兴的是能沾沾喜气，发愁的是又要拿份子钱了。
我的父母都是他们各自家族里年纪最小的，所以他们的子女，也就是我和弟弟、妹妹，也成了所有同辈亲戚中年龄最小的。我的那些亲戚，今天你家办喜宴，明天我家办喜宴，份子钱有出有进，礼尚往来，互相流通。而我家只有出，没有进！
但愁归愁，也只能放在心里。每次参加喜宴时，父母都是乐呵呵地带着份子钱去。我跟在他们身后，一起去赴宴。那几天，总是鞭炮声不断，欢笑声不断，且每天都有好吃好喝，还能找哥哥姐姐们玩，我欢喜又开心。
喜宴参加多了，我就在心里期待，什么时候自家也能办一次，好好热闹一番。父母也说过，若是家遇喜事，也要办下，相当于先把钱存在银行里，到时把亲戚们的人情和份子钱都拿回来。
但事与愿违。我和弟弟、妹妹一直都在读书，不像亲戚家那些哥哥姐姐们都早早地离开校园，成家的成家，嫁人的嫁人，然后又生子，喜事不断。
我18岁时，家里终于有了一次办喜宴的机会——我考上了大学。亲戚们得知后纷纷来道喜，他们还直接送来份子钱，就等着吃喜糖。

但我父母最终没有办。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办喜宴太麻烦了，忙饭忙酒地折腾死人。份子钱被他们一一退了回去，还附赠了一些喜糖。再后来，我的弟弟、妹妹也考上了大学，家里同样没办喜宴。
受父母的影响，我在城里买房、结婚、生子，同样也没邀请亲戚来庆贺，更没有回乡下去办喜宴。
从未办过喜宴，算不算是我家的一大遗憾呢？那一笔笔送出的份子钱，一去不返，一分都没有回来过。多年后问过父母，他们说出了不办喜宴的真实原因：还是不给亲戚们增加经济上的负担吧，帮他们省一点，是一点。
那应该是我父母与生俱来的隐忍和善良吧——你想热闹地庆祝一番，我们一定会去捧场；但我们不会以同样的方式要求别人，尽可以不再带去麻烦和负担。
礼可以去，但不必来。

听到小女儿大哭，我赶过去，看到稍大些的二女儿正在安慰妹妹。她挽起裤腿，指着腿上的伤痕，说：“你看，我也摔过的，这里，还有这里……”
小女儿5岁，大她一些的二女儿9岁。每天下午，她俩都会和邻家孩子在户外草地上的运动器材上一展身手：蹦蹦床、秋千、云梯这些健身设施，其实是左邻家的，但早已被孩子们“共享”。
看见我，小女儿眼泪汪汪，哭诉：“爸爸，我受伤了。”她指着膝盖说，“出血了，我不能走路了。”

左邻的女儿艾玛丽和我家二女儿争先恐后说原委：是她自己从云梯上掉下来，膝盖撞到云梯的腿，然后趴在了草地上……刚过完8岁生日的艾玛丽，还亲自演示了我家小女儿的受伤过程——双手抓着云梯，右手松开去够下一格时，左手没有抓牢，然后掉落……
云梯是儿童运动器材，不高，而且下面是草坪。前些日子雨水足，草也长得厚实。我查看小女儿的膝盖，有擦破表皮的血印，并没渗出血来，骨头应该不碍事。
艾玛丽还痛说“家史”：她和姐姐、哥哥，都在云梯、滑梯还有单杠上摔下过很多次。她还当即展示自己的胳膊和小腿——果然伤痕累累。
孩子们安慰小伙伴的方法，基本上就两个：一是陪哭。你哭，我也跟着一起哭。哭是力气活。有小伙伴在边上陪着哭上半晌，心里的委屈和忧伤也只剩下一半。哭完，都轻松了。
二是比惨。邻伴遭受苦难，在一起的其他孩子也会内心震动。我也栽过跟斗的，跟眼下正遭受的你一样样的，现在不照样在欢蹦乱跳了么？这是心理疗法，疗效还是很显著的。
这不，我家小女儿很快就忘记了哭泣。不过这一次，功劳最大的，不是姐姐，也不是艾玛丽，而是一只猫。
艾玛丽家的猫辛巴适时出现在路上，一下子把孩子们的目光全都牵引过去了——辛巴在追击一条小蜥蜴。蜥蜴逃，辛巴追上去，用它的猫爪撩拨蜥蜴，蜥蜴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再逃。辛巴穷追不舍，再挥舞爪子戏弄蜥蜴……
孩子们不明白辛巴为何会欺负一条比小指头还细的蜥蜴，想阻止眼前的这场战火，喊：“辛巴，停下来！” 艾玛丽跑过去，弯腰去抱辛巴。没想到这只猫却不想玩了，它一口叼住蜥蜴，“吧唧”，生吞了。
辛巴虐杀蜥蜴的游戏，把孩子们惊呆了，没想到它会把蜥蜴当零食。我家小女儿完整地看毕辛巴吃掉蜥蜴，抬头看到我仍在她身边，嘴一咧，重新抽泣起来。但没等我安慰她，就开始掰住我的胳膊找伤疤，问：“爸爸，你小时候摔过没？”
我立刻曝光自己的胳膊和腿，并辅以解说：“爸爸小时候，常常和小伙伴们比赛着数身上的伤疤，谁的伤疤最多，谁就是赢家。”
二女儿立马挽起自己的裤腿数起来，把蚊子咬个包、总用手去抠出的一个小疤痕也纳入账单。
我回忆：“小时候，你们的奶奶几乎每天都会说，摔了就摔了，自己爬起来就是。任谁家的孩子，还不都是摔着长大的。”
“每一个孩子都是摔大的。”现在想想，这虽不是千古名言，但哪个爹妈没对儿女说过类似的话？
爬行时会摔个嘴啃泥，蹒跚学步时会来个仰面摔，飞跑时会来个侧滚翻，就算是躺平在床上，也说不定会一个翻身掉到地上……摔着摔着，忽然间就发现，自己已经成年了。
“你们奶奶说的每一个孩子都是摔大的，其实还有一个意思呢。”听我这么一说，9岁的二女儿来了兴趣，追问是什么意思?
我捏了捏她头上的漂亮发夹，说：“等你长大，哪天明明栽了个大跟斗，却找不到伤疤在哪儿，就明白了。”

2015年我去加利福尼亚州旅行，第一次看到了一家免费图书馆——它坐落在一个公园外的马路边。我是个爱书之人，免费读书对我来说可谓是人生幸事。
那时候我已经结婚，我们的家在安大略省惠特比镇，家里已经有了几堆书。那次旅行回到家后我和丈夫说，我也想办个自己的免费图书馆。他一点儿也没有感到意外。
我是个作家，平时少言寡语，一想到偶尔能和别的爱书人说一句“你好”，我就很开心。
第二年冬天，丈夫将我家花园里的松木棚屋改装了一下，在里面摆了几个书架，安了个玻璃门，春天到来时，我们的简易图书馆就建成了。我们有不少存书，热心的朋友们又赠了一些，它们全被摆在了图书馆的几个书架上。
又过了两个月，我们的免费图书馆有了口碑，有些陌生人晚上出门散步也会专门找过来了。来访的客人还向我们捐了小说、诗歌、生活类和百科书等等，让图书馆的书架更充实了。有人开玩笑说，我们图书馆就如同一个喂鸟器，招来了众多“觅食者”。
我对书的痴爱要追溯到1970年，那时我在安大略省，刚上小学一年级。我喜欢看图画书，可是学校里的地下室图书馆受潮，书都损坏了。
一天，镇子里来了一个用卡车车厢改装成的流动小图书馆，我马上登记，领了几张借阅卡，除自己留一张外，还送了几张给附近学校的几个朋友。从那时起，我就体会到了读书之乐。
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发生，开始封城时，出于对安全的担忧，我们考虑过是否暂时关闭图书馆。
但想到了建立免费图书馆的初衷，就是为了方便大家互相借阅，找到同道中人。而很多人因为疫情无法出门，心中难免有压抑和焦虑情绪，读书正好可以帮他们聊解心中之忧，便决定继续开放。
不过，我们在图书馆里准备了手部消毒剂，并写了安全提示，要求大家保持距离、注意卫生。
我们在免费图书馆里增加了一些儿童故事书。我想象着，附近的爷爷奶奶带着孙辈们出来遛弯，可以来看看童书；也或者会有成年人过来，翻翻他们小时候最爱看的书。
摆好那些书后，我看到有年轻的妈妈带孩子来到窗前，对小小的孩子讲：“你拿走一本书，也应该再送来一本书，学会分享快乐会更多。”
在我的少女时期，读书带我畅游了各个时代、天上地下。书籍展现给我不同的文化，教会我如何运用各种视角看待生活和世界，让我知道了怎样克服逆境，以及在纠结一些事情时少了孤独无助。
到了二三十岁，我开始忙碌工作和生活，很少有时间看书了。但是遇到艰苦时刻，之前所读书中的故事便跳出来提醒我：生活中会有无数个可能。当日子过得稳定了一些，我又捧起了久违的书，还遇到了美好的爱情。
现在，偶有访客在免费图书馆停下脚步，我们都会隔着几步远的安全距离，聊聊彼此的读书心得。其中有和我们住同一条街上的常客，他们近水楼台，经常过来看看有何新书上架；还有住得远些的人，会开车过来看书。有的人借走书后一去再不复还，我们也只是对此一笑。
记得一位书友曾经送给英国女作家维吉妮亚·伍尔芙的一句箴言：“旧书会让陌生人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因为彼此都是爱书人。”
小小的免费图书馆至今仍保持开放，我和丈夫都很欣慰。疫情的残酷让我们知道了健康的重要，也让我们懂得了读书的重要。
书籍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会给我们战胜磨难的力量。我们彼此保持着身体的距离，心却聚在了一起。

下雨了。雨点直接砸到地面的时候，竟然没有声音，地面都是泥灰，雨点砸进去，“倏”就没了，像泥鳅钻进了烂泥里，又像土拨鼠钻进了干土洞里，快得都让你来不及看见，也来不及听见。
但是，雨点落在树叶上，再从树叶上滑下来，你就能听得见了，“滴答”“滴答”，一滴滴很重地砸下来，跟奶奶用锄头砸碎了一块块土疙瘩一样。
3岁或者是5岁时，每一次听到“滴答”的雨声我都很兴奋。我家屋檐下摆着两只破缸，雨水落在屋顶上，然后沿着瓦楞汇聚下来，落进缸里，它们是“滴答滴答”的声音。如果雨大一点，那就是“哗哗”的声音了，跟村后山坡上的小瀑布差不多。
这些被缸接住的水，将成为我们家的生活用水，被我们喝下去，或者舀来煮饭。不过，我可不喜欢大雨，雨太大时，会从某个瓦片的缝隙钻进我家，很可能就钻进了脖子或者床上的被窝。奶奶将家里的盆盆罐罐都找出来，摆在地上、桌上、床上，像接天神一样接住那些从天而降的雨滴。
它们就在你的身边，因而，比任何“滴答”声都更清晰入耳——它们直接钻进了我的3岁或者5岁，也毫不客气地钻进了我一贫如洗的家。
我18岁那年，雨水似乎特别多。雨滴从树叶上滑下来，从屋檐上滑下来，从雨伞上滑下来……就像是我从窗前支起来的那块油布毡上滑下来的声音一样，“滴答，滴答”。
但我没时间和心情听它们——高考越来越近，决定我命运的时刻也越来越近；一个急于靠一场考试来改变命运的山里孩子，听见的不是雨声，而是时钟的声音，或者说是时间的声音。
几乎有半年多时间，我的家人都是踮着脚尖小心翼翼地在家里走来走去，他们担心一不小心就踩到了我的某根紧张的神经。就连我那得了气管炎的爷爷，也是用被子捂住嘴剧烈地咳嗽，他希望该死的咳嗽声能掩在被子里。
有时候，我羞愧的内心宁愿雨更多一点，大一点，急一点，好让“滴答”声埋藏这一切。
有一年父亲病重，晚上我都在卫生院陪护他。病房的斜对面是个公共卫生间，墙壁上的水箱有点漏水，“滴答，滴答”地砸到地面。到了后半夜，这个声音愈加清晰，它从卫生间溜出来，到了病房的通道，又从门缝里钻进病房，它找到了我的耳朵，就停住不再离开了，一直顽强地“滴答，滴答”着。
我请求护士找人修理一下，可她们说修了，修不好。我只好把水箱上的水阀关了，但那个“滴答”声还是没有消失，水箱里残留的那点水仍够它继续“滴答”大半夜。那段时间，医院里到处听到的都是“滴答，滴答”的声音。
每一个像我父亲一样躺在病床上苦苦挣扎的人，手上都扎着针在输血或者输液，所以更多的“滴答”均无声地从那里传出，一瓶药水成千上万个“滴答”声，可能就是千千万万个希望。
但那“滴答”声终是没能拯救我的父亲，我最后看到的，是一滴药水凝在了输液管中，它没能“滴答”下来，流进我父亲的血管里。多年以后回想那一幕，我痛心地发现，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光，其实就是那么“滴答，滴答”地流走的。
当然不是所有的“滴答”声都那么愁苦。在我过往五十多年的生命旅程中，也有很多温暖和幸福的“滴答”声——它们穿越时光，从繁杂的声音中跳荡出来，被我听见。
我不喜欢雨，但1988年4月11日的细雨中，我遇见了她，那一天的雨水啊，就充满了无限的柔情。
那天，我打着一把伞，她打着一把伞，在走往图书馆的路上，我们相遇，相知，相爱，最后走到了一把伞下。细雨落在伞上，沿着伞骨“滴答，滴答”地滑下来，一半落在了她的左肩，另一半的雨滴则打湿了我的右肩。
那一天最幸福的雨水，就这样落在了我们的伞上，又兵分两路落在了我们的身上。那是我这辈子听到的最好听的“滴答”声，它是心跳的声音，青春的声音，爱情的声音，也是春天的声音。
你一定也无数次听到过“滴答，滴答”的声音，它是雨滴，也是时光；它是时钟，也是心跳；它既是独立的，又是某种汇聚；它落在我们身上，钻入我们的耳朵，在我们的血管里流淌，在人生的长河里凝聚、奔涌。
它是自然的声音，也是岁月的声音

人民教育出版社官方微信发布消息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小学语文教材虽然经历了多次调整，但鲁迅一直是教材选入作品最多的作家。

人教社表示，统编小学语文教材在六年级上册中，编排了专门的“初识鲁迅”单元。统编初中语文教科书中选入鲁迅作品7篇；统编高中语文教科书中选入5篇，总共12篇鲁迅作品。

人教社称，鲁迅先生的作品从未大规模“撤离教材”，鲁迅先生一直与所有使用中小学语文教材的孩子们同行。

一切始于保安老周3年前捡的那只沙发。
那是9栋一位业主重装自家房子时扔掉的，丝绒布艺，用久了的浅蓝色有点发白，但弹簧还是好的。
老周看到总有老人家喜欢在自己执勤的保安室门口，坐小马扎和小板凳上聊天，就想，留着这沙发，也许他们晒太阳时会更舒服些。
于是，他喊了两位保洁阿姨帮忙，一起将沙发拖到了对过儿的宣传栏下——那里安了防雨篷，可以遮风挡雨。
他还捡了个人家扔掉的铁艺花架，搁在了沙发的旁边。花架上方是老周自己养的花，下面空着，聊天的老人家可以搁放保温茶杯。
老周自己也没有想到，这里很快成了小区一个自发性的“邻里中心”，他一个人整日枯守保安室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以前，除来来往往的快递小哥和那些找快递、接外卖的业主们，很少有人会与老周搭话。
唯一与他主动聊天的熟人，是一位个子矮小、拄着拐杖的老太太，她是退休教师，发过脑溢血。每周二~周五的下午，只要不下雨，她都会拄着拐杖慢慢地踱出来，坐在保安室门口，向着外面的马路张望。
有时，这张望有了结果——老太太的女儿骑着电动车风风火火地降临了——她像一个跑腿大姐，提着两大兜东西，应该是给老妈买的吃食以及日用品吧。
女儿见面就埋怨:“你怎么又出来了？跟你说过很多遍，别出来，万一跌跤了怎么办？”老太太陪着小心，卑微地笑着:“我来等你呀，囡囡。”就像孩童盼来了家长似的，牵着女儿想跟她唠叨几句。
可老周看到，女儿总是轻轻挣脱了她，跑着将东西送进楼里，又飞快跑着出来，解释说:“不说了不说了，孩子还等着我回去烧饭呢，我都晓得了。”望着女儿呼啸而去的背影，老太太的腮帮像面口袋一样耷拉了下来，脸上皱纹更深了。

老周心里不是滋味，他记得老太太家的保姆阿姨说过，那次脑溢血手术后，老太太记性变差很多，时常忘记午饭有没有吃过，自己的药有没有吃过，连自己哪年退休的都忘了，却记得她女儿小时候哪一年学会跳绳的，什么时候学弹钢琴的，甚至会骑自行车的日子，以及她成长中的所有细节，都一清二楚。
沙发拖来保安室门口之后，老太太来得更勤了。为了安慰这位时常守而不得的老人家，老周有时会没话找话地表扬一下她头上的帽子真好看，老太太便说，手术后医生交代她最好一年四季都戴着帽子，还由此回忆起从前的岁月：那会儿别说这种薄布帽子，全家的衣服都是她自己缝制的。女儿的衣裙，外孙子、外孙女从婴儿时到小学毕业的衣服，都是她做的。
“而今，老头子已经去了天堂，小辈们越来越忙。我难得能找到一个说话的人了。”老周就说:“我老婆在苏州的羊毛衫厂当熨烫工，儿子在广州，父母在安徽老家，一家人也是天各一方，你以后来找我说好了。”
从此，天气好的时候，老太太就每天来这里“报到”，上班打卡一样。见她在这里聊得热络，住在这个院子里的老爷子和老太太们，也慢慢地加入了闲聊。还有人带着茶杯、点心和爬上爬下的小孙子一起过来，沙发不够坐，老周又捡了业主不要的老藤椅。
他发现，退了休的人们生活日渐趋同，阶层的桎梏被打破了，闲暇的老年人在这里交到了之前几十年完全不可能有交集的新朋友，人生新的拼图徐徐展开。
那位黯然神伤的老太太，安详地坐着，与另一位老太太商讨如何钩织毛线帽。在几乎全是同龄人的聊天队伍里，她不再打望外面的马路，直到女儿在她面前按响喇叭，才回过神来。
春天到了，老太太的毛线帽织完，又开始了另一个“浩大”的工程。夏天时，她送给老周一只手工钩织的茶杯套子，然后像打量自家儿子一般笑道:“套在茶杯外面，你就不会烫到手了。”
保安室门口这个邻里中心，是老周创造的，又似乎是居住在这里的长辈们创造的。经常来谈天说地的老人家会惦记着老周，包了粽子和汤圆都给他送一份。
哪位经常露面的老人家有一段时间不出现了，其他老伙伴们就会互相打听他：是住到儿女家去了？还是去了老年福利院？或者，忽然进了医院？猜测中大家不无忐忑，直到那人再次出现，他们会不约而同放下扑克牌和报纸，赶上前去嘘寒问暖。他们多皱的脸上表情欣喜，像一朵开到荼靡的花，被夕阳照亮。
一天，常来闲坐的退休工程师老江，提议老伙计们在这里开个黄昏音乐会。他将搁置多年的手风琴取出来练了练，发现早先的琴艺还在。他说，大家总是在等待儿女，等待孙辈，等待快递，等待日落西山，不如自找乐子，吹拉弹唱。
一些老人响应了他——经过个把月的排练，他们打上发蜡，穿上雪白的衬衫和背带裤，终于在这个自发的邻里中心开了场音乐会。那是一个周五，路灯下婆娑的梧桐树影里，篱笆上的金银花像瀑布一样盛放着，传来阵阵浓烈的香气。二胡欢快的声音与手风琴曼妙的旋律融合在一起，萨克斯若有所思的吹奏与长笛的默契呼应，竟显得如此和谐。
悉心打扮了一番的老人家们，缓慢地、沉醉地跳起了小步舞。属于他们生命中的黄金时光已哗哗地流走，而一个欢乐夏日的夜晚，又让青春有了美妙的闪回。老周在一旁忙着录像，他想放在业主群里，让更多的人看一看。
他也想让老家的爹娘看一看。独自在外的老周，总是安慰还在种地、卖菜的老爹老娘，说自己在城里有朋友，有同事，生活好得很。爹娘却总是将信将疑。老周也没有想到，自己竟意外地创造了一个“邻里中心”，让他如同一滴水珠融进了海洋，一只鸟雀飞入了天空。在这座浩大的城市中，他也终于不再孤独，有了一种强烈的归属感。

大年初四，父亲就扛着铁锹，下地了。这时候地里的土，都还冻得硬邦邦呢，挖也挖不动，再说，离春耕还早着呢，地里能有啥活？
父亲说，我去将油菜地和小麦地的田埂挖开，过两天，天一暖和，地里的雪和冰就融化了，要让水排走。
父亲算得真准，正月初六，太阳忽然钻了出来。天暖和了，地里的雪开始融化，屋檐滴答滴答地往下滴着雪水；站在村口，呼呼的风声中，你能听到田野之上，到处都是滴水和流水的声音，仿佛大地一下子就苏醒过来了。
我在城里生活多年，经常听到人说，哪儿的花开了，大地就苏醒了。真是外行话！大地的苏醒，不是看花开没开，草有没有发芽，而是看水有没有流动——当水从土里渗出来，慢慢地汇聚，然后流动起来，那就是大地苏醒了。

村里的男人们，都赶紧扛着铁锹下地去挖沟渠，让油菜地和小麦地里的积水流走。父亲也扛着铁锹下地，可是，我们家的庄稼地，不是早就挖好了沟渠吗？
父亲笑说，你忘了，我们家还有一块地，是要种早稻的。他要去检查一下，把那块地的缺口堵上，给地蓄点水。父亲说，这时候的水呀，带着土的味道，比天上的雨水还要金贵呢。我的老父亲，总是比挂在墙上的日历，快上一步。
我在农村生活到了18岁，直到去读大学。像所有生长在农村的孩子一样，我几乎干过所有的农活，但我一直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干什么。没关系，父亲什么都知道，他早已将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他让我们锄地，我们就锄地；他让我们栽秧，我们就栽秧；他让我们种棉花，我们就在地里挖一个坑、又一个坑，将棉花的秧苗一棵棵栽下去。
在村集体时，父亲做过生产队的队长，是种庄稼的一把好手，我们当然信任他。村里的人也信任他——父亲泡稻种了，他们就跟着泡稻种；父亲犁玉米地了，他们就跟着犁玉米地；父亲给瓜秧打叉了，他们就跟着给自己家的瓜秧打叉——父亲成了村里最准时的农事日历。
但是，对于父亲将所有农活都掐得那么准，似乎一分不能早、一秒不能迟这样的事，我就不以为然。
有一天，他让我们跟他一起去地里除草，那天正下着大雨、地里烂着呢，而且天气预报说明天就放晴了，等天晴了再下地除草不好吗？可父亲还是坚持。
那天，雨打在脸上噼里啪啦响，村里和我们同龄的孩子，也许都在屋檐下开心地嬉闹呢。于是，我和妹妹们对父亲的怨气，跟肚子里咕噜噜响的饥饿一起，飞升起来。
第二天果然就晴了，气温飙升，大多数人家都是第二天甚至第三天，等地干透了才下地除草。我听二狗子说，庄稼地里没一点风，热得他差一点中暑。而更要命的，是土壤板结之后根本拔不动杂草，它们的根与黄土疙瘩完全板结在一起了。二狗子的牢骚，让我对父亲的英明决策，忽然有了敬意。
不过，父亲的很多做法，我仍然不能认同。3月下旬，棉花的秧苗都已经成活了，父亲让我们将棉花地全部锄一遍，没有杂草的地方也要锄，将土松开。
我和妹妹们在棉花地里锄了整整两天，才将每一个角落的土都翻了一遍。没过几天，下了一场小雨，棉花地里刚翻开的土又变板结了。父亲让我们再去锄地。等到4月中旬，我们家的棉花地，已经锄了三四遍，而我们家边上的小刘家的棉花地，只毛毛躁躁地锄过一遍。他家的棉花，却跟我们家的棉花看起来一样郁郁葱葱，一样生机盎然。
我不满地向父亲嘟囔，我们这么辛苦，跟人家有什么区别？父亲笑笑，说，儿子，三四月的事情，等到了七八月，自有答案，等着瞧吧。
两三个月眨眼就过去了。棉花已经长到半人高，枝丫上开满了花，每一朵花很快都会结果，等这些果子再次炸开绽放的时候，它们就是洁白的棉花了。
只隔着一条田埂，能看见我们家的棉花地，比小刘家的枝叶更茂盛，花开得更多。我们家地里跟小刘家是一样的土，施的是一样的农家肥，棉花秧苗也是一样的。但现在，能一眼就看出，两家的棉花是如此不同。
父亲说，我们只是多锄了几次地，让棉花的秧苗可以在松软的土里自在地呼吸，这就是答案，这就是土地的回报。
即使农活再忙，父亲也从不占用我晚上的时间。从地里收工回来后，我就可以在灯下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看书和写作。一个农家的孩子，不能在阳光明媚的时候不下地干活，也不能在细雨绵绵的时候不下田插秧除草。
但是，当夜幕拉开，父亲给了我完全的自由，让我在如豆的灯下做喜欢的事情。他就像相信土地一样，相信在我的身上，三四月的事情，等到了七八月，也自有答案。
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多年了，我也离开家乡的土地多年了，但我保留了很多小时候与父亲一起下地干活的习惯。这个3月，这个春天，我像以往一样，埋头做好现在的事情——我坚信父亲的话，到了人生的七八月，一切自有答案。

在乡村生活过的人，一般都会喜欢炊烟。炊烟升起，意味着有热热的饭食，意味着炊烟下面有一个温暖的家。所谓“人烟”，就是说有人的地方必定会有烟，而这烟也就是炊烟啊。
这是自古以来经典的乡村景象：淡蓝的或乳白色的炊烟袅袅升起，在村庄上空氤氲成一片，整个村庄很快被笼罩在淡淡的烟霭中，使得屋舍、树木仿佛也影影绰绰，呈现朦胧淡雅的美。
如今，不少乡村不再用柴草生火做饭，像城里一样用上了无烟煤、液化气，但在我的心里还是有这样一幅经典的乡村图画。正如一首古诗所写的那样：“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传统乡土社会，人与大自然和谐相依，处处唤醒人内心深处的亲切感。
空中飘着淡淡的云烟，云烟底下，有古老的村舍和逶迤的村路，有旋绕的围墙和朴素的院落，有低低的草棚牛圈，有长长的开着花的篱笆，有孤孤单单的井台和井台上静止不动的辘轳，有圈成一块块园地的碧绿的菜畦，有一座座池塘和池塘边扑棱着翅膀的鹅鸭，还有一棵棵青枝绿叶的树，葱茏的灌木结着红红的浆果，有淙淙的溪水从灌木丛中流淌……
所有这些田园元素，仿佛都是被炊烟唤醒的，丝丝缕缕牵连着生活在炊烟下人们的身心与情感。

难怪走出乡村的游子，总是对故土有一种刻骨铭心的牵挂、惦念；即使在故乡曾经苦难，对远方有无限向往，回望故土那片炊烟还是会热泪盈眶。
以为司空见惯， 我原本对炊烟没有太大的感觉，直到有一天，我爬上我家院子里那棵高高的枫杨，然后朝下看。啊，整个村庄都在我的脚下，原本还觉得面积比较大的村落变得很小，屋宇簇拥在一起，仿佛张开衣袂就可以将它覆盖。
那黑色的屋脊挨挨挤挤，仿佛鸟儿们把翅膀叠加在一起。时当雨后，雨水把屋脊洗得发亮，村边的树叶子也显得更加翠绿，弯弯的村道也是湿湿的，而更妙的是，从屋脊当中柔柔地飘起炊烟，淡蓝的烟弥散开来，糅合在一块，贴着湿漉漉的屋瓦飘逸低旋，仿佛恋恋不舍，久不散去……
我顿时觉得眼前的景与物都活跃起来。这些淡蓝的缥缈的烟缕提醒我：我的生命的根就扎在这一片生机里，我的心今生今世都与这一切紧密地连在一起。
但我的脚步还是向外拓展。最初在乡野，我沿着门前的土路走向别的村庄，去访友，去借书。雨后那土路上布满了深深的牛蹄印，甚至还不时地见到遗落的牛粪，可是我喜欢！尤其是走不多远，我又会遇到淡淡的炊烟，它们从丘岗背后、土坡一侧或绿树丛中柔柔地飘逸而出，仿佛在争先向我表示欢迎。
这些烟霭里夹杂着藤蔓上伸出的一两枝猩红欲燃的花朵，也夹杂着几声细细的鸟鸣狗吠，随后又朦胧地透露出邻村一些熟悉或半熟悉的脸庞，这一切让我感觉多么亲切，我感觉这里同样是我的家园。
欢喜的我走到炊烟下的人家，叩门见到了我的学长、书友，在他家的书柜里翻出了一叠好书，打发大半个漫长的白昼，觉得收获满满。回来时，朝着自家的村庄上的晚烟走去，却又有回归亲人怀抱之感，脚步就更加轻松愉快。
虽然平常，这些对我来说，却是那么难忘。还记得有一个冬夜，寒风渐起，道路泥泞，我在大队部的碾米厂里陪我家对门的堂二姑爷摆龙门阵，不知不觉天便已黑定。
这时肚子也饿得咕咕叫了，二姑爷忽然对我说，走，到老张家去吃饭。老张是他的亲家。我们在泥泞里，一步一步艰难地跋涉，我觉得路是太难行了，真不应该走这么远的路去吃一餐晚饭哩。但二姑爷却兴致勃勃，一直给我打气。
快到时，我却忽然看见，天边却似乎亮了一些，池塘边的那户人家屋顶上正升起浓浓的紫烟，紫烟上还有白云似的烟缕，在黑暗中显得那么醒目，仿佛是一杆旗帜在摇动、在召唤，给我增添了许多温暖。
往后，我也可以独自去二十里外我的外婆家了。途中要经过一条大河，宽阔的大堤下，散落着一些村庄。其中有一个村子，布局就像一座小小的集镇。我看见三四排黑色的屋脊笔直地延伸向远处，街旁的许多房子还是木板墙壁，屋檐和门窗也是老式结构的，显然这个村子很有一些年头了。
正值晌午，淡淡的乳白的炊烟无声地飘升，在村街上空飘荡，掩映村庄如同若虚若实的画境，使我想起《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市井人家，有着令人向往和回味的人间烟火。想象多少年来这里上演着一幕幕乡土人间戏剧，我极想走下河堤去这个村庄走一走，可是当初年纪小，后来大了又来去匆匆，终于没有停留过，现在远离了家乡，再回去，说不定这样的村落已然消失。
确实，当年在乡村，每走一两里，就会遇见一个村庄，哪个村庄没有炊烟？烟村四五家，展现出无尽的人间与无限的岁月，让人感受到生活的安静祥和，这恐怕也是千百年来的一大特色，也可能因此才会有如此深厚的乡情与乡愁。在城镇化的大潮下，这一片像炊烟一样袅绕升起的乡情与乡愁，应该更深地镂刻在我们心灵的底版上。

在我儿时，每逢旱季，父亲都要架起水车，从塘里翻水灌田。我家在村里是孤姓，势单力薄，父亲也不肯与人争，因此，白天轮不到我家翻，只有等到夜里，一翻就是一夜。
次日，天一亮，母亲便让我去塘边给父亲送早饭。这顿早饭，不再是平日里的稀饭加咸菜，而是一顿营养丰富、难得一见的“糖蛋大餐”：煮开一碗水，朝沸水中打入3个鸡蛋，再放入几勺红糖。其色泽红艳诱人，味道甜美无比，馋得我直流口水。
一夜的劳作，让父亲疲惫不堪，急需补充能量。但他接过去后，仅吃下1个糖蛋、喝几口糖水，便将剩下来的递给我：“我饱了，剩下的你吃掉，回去别跟你妈讲。”贪嘴的我，便真以为父亲吃饱了，毫不推辞地将剩下的2个蛋吃掉，糖水喝精光。
现在想来，那时的我多不懂事啊。父亲累了一夜，饥肠辘辘，1个糖蛋、几小口糖水，怎么可能吃饱呢？他是故意让给我吃的呀。
那时的冬日，在乡下洗澡是一件难事。没有澡堂，只能烧一锅热水倒进澡盆，然后挂个帐子，人钻到里面去洗。
我们那里是平原地区，冬天里的柴禾很少，所以精贵得很，得省着烧。为此，一澡盆热水至少要洗上两个人。每次洗澡时，父亲都让我先洗，我出来后他再去洗。
一般要10天左右才能洗一次澡。我太贪图澡帐内那氤氤氲氲暖乎乎的热气，就在滚烫的热水里磨蹭着，不肯快速洗好出来。每次轮到父亲洗时，水基本上已经不热了。但他不在乎，从没催促过我。
后来，我去外地求学，工作后一年难得回几次家。每次回去，父亲都会泡上一杯茶，推到我面前，让我先喝。他一贯节省，多年保持同一习惯：每天只泡一杯茶，然后一家人一起喝，反复续水。
前几杯茶叶鲜，汁浓味好，也最好喝。自从我爱上喝茶，父亲每次泡茶，都会毫不迟疑地将前几杯给我，我喝过了他再喝。
那是邻县山中的云雾茶，父亲走很远的路，上山采摘到的。山路陡峭，荆棘丛生，其中的不易，可想而知。
近些年，他年纪越来越大，但每年清明，还是要坚持去采摘一些，并挑出品相俱佳的芽尖，炒制好快递给我，让我总能喝到家乡春天里最好的味道。挑剩下的粗叶，他才留给自己喝。
父亲每年都会来城里看我。来时从不空手，总是大包小包带上些土特产，比如，乡下散养的珍贵的老母鸡。父亲并不养鸡，那些鸡是他特意从其他村民手中买来的，一只要上百元。炖出的汤，味道确实很鲜美。父亲就催我和妻儿多喝，自己则只品尝一小碗，并称“在家里常喝”。其实，哪里有呢！
作为一名乡下的农民，父亲一生勤俭节约，总想着把最好的都让给我。这种旷日长久的让，甚至已然在不知不觉中，渗透到他的骨髓、血液之中，成为他改不了的一种习惯性动作。
以至于有一次，我带他坐高铁去旅游，上车后他硬把自己靠窗户的座位调换给我，说，这样便于看到外面的景色，而他老了，坐哪儿都一样。
我还能说什么呢？这就是我的父亲——他眼界有限，能力有限，刚强有限，但对我的谦让之爱，却无限。
我写这些文字，并不是想刻意拔高我的父亲，他也并非个案特例。事实上，像他这样的父亲，有很多。这些传统式父母，面对子女，总是甘心倾其所有。或许，正是这种毫无原则的让，才定义出全天下最朴实的亲情大爱吧。

在过往的生活中，你感觉最幸福的一天，是哪一天？我被这个问题问愣住了。
我努力地回想。在我五十多年的生命中，有很多幸福的时刻，比如，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结婚那天，还有儿子出生……它们都是我人生中一个个高光时刻。但哪一天最幸福？一时还真难定。
年轻时我有写日记的习惯，前后写了十多年，至今还保留了几本。很多岁月已经模糊了，但翻开日记本，那些尘封的日子，仿佛又复活了。循着日记的踪迹，我能回忆出当年的一幕幕。
一个周日的午后，屋外下着细雨，我走进书房，拿出了其中的一本日记。那是一本1994年的日记。那一年，我28岁，正青春。

我随手翻开了一页，4月11日。
日记里写着，这一天，本应带儿子去打疫苗，但因为前几天感冒，还有点发烧，所以不能打疫苗。日记不长，可能是忙于照顾生病的小儿，无暇记下更多。
那时候，我与妻子还分居两地——产假结束后，她回到长江北岸的小城去上班，每天早出晚归很是辛苦。我也很累，是母亲在帮我们带孩子。儿子出生后的半年内，连续住了几次医院，那么小的孩子吃了多少苦啊，我和妻子心疼、心焦、心碎。
儿子的出生，给我们这个小家带来了很多快乐，但老是生病，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痛苦和挣扎。那段日子，过得很凌乱。
我又翻开了一天，6月22日。
那天的日记比较长，看得出心情不错。似乎心情特别好、或者特别差的时候，日记就会写得长一点。
日记里写道，上午去一家单位采访，宣传科的人告诉我，他们领导对我上一次写的报道很满意，在全体员工大会上点名表扬了我。那家单位，只是我负责采访的片线之一，我为他们写的新闻报道并不多，没想到竟得到了领导的赏识。
翻看这篇日记时，我忍不住哑然失笑。多年以后，我已经完全不记得这件事了；甚至无法想象，别的单位领导的一句表扬，竟会让当时的我如此激动，以致详详细细地记录了下来。

日记里还写道，下午奶奶来了。那一年奶奶已经快80岁了，和父母一起住在老家，偶尔来与我同城的姑姑家小住，也会来看看我。我从小是在奶奶身边长大的，与她的感情很深，奶奶的到来，让我很开心。在我的坚持下，奶奶同意在我家住一晚。
我跟领导请了假，提前下班回家，亲手给奶奶做她喜欢吃的炖排骨。奶奶已经没牙了，为了她能吃得动，我整整炖了两个小时。日记的最后写道，看着奶奶用几乎瘪了的嘴巴，一口一口地吃着我特地为她炖的排骨，就像回到了小时候的辰光。
在我的日记里，那是快乐的一天。
我继续往后翻看，9月25日。
那是个星期天，日记是补写的。因为前一天中秋节，照常上班，没能回家，所以其后我和妻子带着孩子，一起回了趟江北的老家，去看望我的父母。
我所在的城市，与老家只有一江之隔，直线距离仅三四十公里。但那时候交通不便，我们先乘公交车到江边，再坐轮渡过江，然后花一个多小时搭乘一辆突突突的小四轮车，才能到家。
那时候农村还不通电话，更没有手机，父母并不知道我们回来。在村头的庄稼地里，我们看到了正在干农活的父母。看到我们，父母放下了手中的农活，父亲一把抱过了他的孙子，高高地举过头顶，吓得孩子哇哇大哭。
日记里记下了那天晚上，我与父亲对饮，竟然喝高了。有了孩子后，我就很少饮酒。那天父亲的心情不错，我的心情也不错。还不会走路的孩子，在铺在地上的凉席上四处爬动，他已经熟悉了这个环境，咯咯地笑，小心情也很不错吧？
那也是快乐的一天。

窗外绵绵的细雨，已经下了大半天。就这样，在周日的午后，我一个人躲在书房里，翻看着多年前的日记。旧日子仿佛复活了，又犹如是我重新经历了一遍。
我找到了很多快乐的日子，但是，又显然不足以成为最幸福的一天；我也看到了很多无奈、苦闷、烦躁，甚或悲伤的日子，但在今天看来，又是如此鸡毛蒜皮，不值一提，早就烟消云散了。
1994年的我，28岁，正青春。回头看到的每一天，其实与今天一样，都只是我生命中的一个个片段，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天。
但我在翻看它们的时候，又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无比幸福——因为，那一年，我最敬爱的奶奶还健在，我的父亲还活着，我还能喊他一声爸；我的孩子开始牙牙学语，我每天都能够抱他入怀，伴他成长；我的头上，还没有一根白发，我的妻子也灿烂如花；我还没有压力如山的房贷……
如果能够穿越，我愿意回到其中的任意一天。只因为，我经历过的与正在经历的每一天，都将永不复来。

白菜心，是白菜中间很小很嫩的那部分。对儿时的他来说，白菜心是蔬菜，也是零食。
仍记得那些年里，家里只有过年才能吃上一顿水饺，水饺里才会出现切得很小的几粒肉丁。
平时的一日三餐，基本只有窝头和咸菜，偶尔拿猪油炒盘白菜，已经属于改善生活了。不只他家这样，全村人都这样。那样的年代，让全家人别挨饿，父亲和母亲已经拼尽了力气。
白菜心于是成为他唯一的渴望。
母亲切白菜时，总会小心地留下白菜心，然后,将它切成规则而又漂亮的锥形。这样一块白菜心，拿在手里，便有了隆重的仪式感。
白菜心很脆，水分充足，慢慢咀嚼，唇齿间会泛起淡淡的甜。一个小小的白菜心会让他很满足，童年时光里，他认为白菜心是世间最美好的东西。
后来，日子虽然好了些，但每次做白菜，母亲仍会将切成锥形的白菜心留给他。
有时他放学回家，正做着活的母亲会对他说，碗柜里，我给你留了白菜心。啃着白菜心，他的满足感便油然而生。其实那时候，家里已经能够隔三岔五吃上水果了，母亲将白菜心留给他，只因母亲认为他喜欢。
他喜欢吗？喜欢，却没有小时候那般强烈。假如把白菜心与苹果放在一起，他肯定会选择苹果。母亲为他留下白菜心，他欢喜地吃掉，似乎已经成为一种默契与习惯。他的唇齿之间，也仍然会泛起白菜心纯粹并且清淡的甜。
他读了大学，远离父母和故乡。大二那年，为了赚点钱，寒假和暑假，他都没有回家。那段时间，他几乎忘记了白菜心的味道，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在一个小饭馆看到一道菜：凉拌白菜心。
他买下一份，坐到角落里默默吃。那道菜做得很好，一点酸，一点辣，一点麻，点缀了香菜和葱花，脆爽可口。只是细品之下，却不见了那丝丝甜。然后，他突然发现自己很想家，于是决定回家一趟。那时距离过年，仅剩两天。
他在除夕那天赶回了家，母亲已经备好满满一桌年夜饭。他告诉母亲，在外面，他最想吃的，就是白菜心。什么也不加，什么也不放，就那样拿在手上，啃着吃。
母亲忙去储物间抱来一棵白菜，切出白菜心，削成好看的锥形。白菜心脆生生甜丝丝，入口的瞬间，他有了一种久违的满足感和踏实感。
大学毕业以后，他来到城市，工作，恋爱，结婚，生活变得忙碌并且琐碎。逢年过节，带妻子和女儿回老家，感觉到父母一次比一次衰老。
跟妻子商量之后，他决定将父母接到城里，却遭到母亲的反对。母亲说在乡下过了大半辈子，不想挪地方了；再说现在我和你爹身体还行，还能再种几年地。那一次，他没能说服固执的母亲。
几年后父亲去世了，母亲架不住他再三请求，终随他进城。进城后母亲每天待在家里，做家务，做饭，陪孙女玩，出门只有一件事：去超市买菜。
她总抱怨超市的菜太贵了，尤其是白菜。她说再这么下去，白菜也吃不起了。当然，每一次，做白菜时，母亲都会给他留下切成锥形的白菜心。每一次，那个白菜心都会被他欢喜地吃掉。尽管很多时候，他明白其实是为母亲才吃掉那个白菜心的——母亲喜欢看他吃白菜心时的样子。
吃白菜心的时候，他会撕下一小块，递给女儿。有时女儿会非常配合地把那一小块白菜心塞进嘴里，但更多时候她会拒绝。他对女儿说，白菜心是他小时候最喜欢的东西。他知道女儿不能理解：现在的孩子，又怎能从几片包裹得紧紧的小叶子里，品出那一丝丝令人满足的甜呢？
经常，他加班很晚回来，已经睡下的母亲会爬起来，说，冰箱里，我给你留了白菜心，甜的。他笑。其实他已经不需要那个白菜心了。白菜心满足的并不是他，而是母亲。
母亲年纪越来越大，身体也越来越差，终于，她不能再去超市。但是，每当他去买菜，母亲仍会嘱咐他买棵白菜回来。苍老的母亲忘记了很多事，却依然记得她年幼的儿子，最喜欢吃白菜心。
母亲临终前，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气若游丝。他握紧母亲的手，流着泪问，妈，您要说什么？母亲看着他，说，冰箱里，我给你留了白菜心。甜的……

点开社交软件，打开好友的对话框，然后给对方发送了一条信息，内容是咨询对方一个小问题。半分钟过去了，对方没有回复，我变得有些疑惑；一分钟之后，我开始焦虑起来。

又过了十分钟，依然仅我发送的那一条信息孤零零悬挂在对话窗口。我觉得心里空荡荡，有一种不好的、被忽视了的感觉。

难受之下，我去操场上奔跑了半个小时，以舒缓内心的燥意。回到家后冲了个澡，再打开手机、点开社交软件时，发现朋友在十几分钟前已经回复了我，并关心地问了我好几个问题，还“拍了拍”我。那时我应该正在跑步，手机没带在身上。

翻看着那些回复和关心，我想：朋友的心态是否也和我刚才一样有过起伏？回过信息后，我静下心来思考了一会儿，发现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随着社交方式便捷化，人们的浮躁和焦虑却普遍放大了。

一旦发出个什么信息，就无时无刻盯着手机屏幕，想立马就得到相应的回复：吃饭了吗？放假了吗？出门了吗？其实，有时也不过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情。而对方没有及时回复信息，很有可能正在忙着手头的其他事情。为何我们连等待一会儿的耐心都丧失了呢？

生活中类似的焦虑还有很多，其表现形式也无非如此：总在事情才刚刚开始着手去做，便急着想要一个答案，或者尽快得到一个结果。

比如减肥。今天跑了三圈，就上秤去称一称体重——减了多少斤？效果如何？发现秤上的指针并无变化，于是产生了放弃的念头。就好像刚栽下一棵小树苗，就忍不住去不停地关注，巴不得它一口气便能长成参天大树，短时间内看不到它的成长就心灰意冷。

而大多时候，我们往往太关注于问题的答案或事情的结果，导致在前行的路上患得患失，最终影响了自己的心态和步伐。事实上，有些事并不是立刻就能够得到答案或结果，就如同栽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需要长时间的悉心培育，才有可能萌芽、开花、结果。

星光不问赶路人，岁月不负有心人。有些问题，我们不必急着得到答案；有些事情，也不必急着要到结果。耐住浮躁，耐心等待，答案便不会缺席。只要我们奔跑的方向是正确的，就一定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搭建虚假电商平台，制造商家入驻假象，步步引诱受害者投资……一种主要针对传统实体行业商家的互联网新骗术迷惑性强，亟须引起警惕。

投资40余万一场空

“刘总您好，我是D公司的客服，我们是做互联网运营推广服务的，了解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可以帮您搭建电商平台，免费做线上线下推广……”

以前接到广告推销类的电话时，四川的刘某都会习惯性拒绝并挂断。2020年9月，一通关于“互联网运营推广”的电话打来时，刘某犹豫了，考虑到想拓展自己的业务，便抱着试一下的心态答应了。

D公司经理周某线下约见刘某，提出通过免费提供运营推广服务，为刘某打造一个电商平台，并吸引其他商家入驻。“商家入驻需要缴纳入驻费用，我们按照三七分，我们三、你们七。入驻的商家如果在平台产生交易，你也会从中获得一定的收益。”周某说。

有推广，又有收益，刘某觉得这个生意可行，便与D公司签署合同。几日后，网络平台搭建完成，刘某爽快地支付了3020元以购买域名，并获得两张域名证书。

网络平台刚搭建不久，上海某科技有限公司联系刘某，表示有多个商家想入驻该网络平台，但服务器只能容纳50家，其余商家入驻失败，还提出平台支付有风险等问题。在D公司指引下，刘某先后购买服务器、安全控件和办理商品备案资格证等才解决问题。

安徽某科技招商公司联系刘某，提出平台存在安全风险，继续以商家无法使用平台等理由，让其在D公司扩容服务器、防火墙等服务。

刘某对D公司深信不疑，为解决平台的各种问题，先后花掉40余万元。2020年12月，当刘某再次联系D公司时，发现D公司已被公安机关查封。他恍然大悟，自己被骗了。

受害者多为实体行业商家

2020年11月，湖北警方与四川警方联手，一举捣毁D公司的两处窝点。据介绍，经审计，D公司一年内涉案总金额达3600余万元，受害者超100人，遍布全国各地。

承办此案的湖北省公安县检察官介绍，此类以免费提供电商运营服务为名义，不断收割受害者钱财的诈骗案件并不多见，诈骗套路环环相扣，具有很强迷惑性，大部分受害者后知后觉。

“当时我去了D公司，见到经理周某，参观了整个公司的环境和运行状态，周某还在公司专门组织会议向我详细介绍了他们的专业优势。”刘某告诉半月谈记者，当时完全没想到这会是一个诈骗公司。

检察官告诉半月谈记者，该电商平台并不具备正常的联网、入驻、交易等功能，平台上的商家、交易数据、动态信息等都是D公司团伙为迷惑受害者，通过技术手段虚构操作的假象。

该案中，电商平台搭建不久，便有招商公司向受害者咨询，以入驻电商平台为名义，提出平台存在“服务器容量不够”“支付出现安全警示”等问题，诱骗受害者购买服务产品。

在此期间，受害者并非只投资不获利，但投资远大于收益。民警介绍，刘某通过平台提现共获得8万元的商家入驻款项，他认为通过继续投资，解决平台的问题可以获得更多收益，但没想到D公司、招商公司、商家竟是一伙人。

检察官介绍，受害者多为从事传统实体行业的商家，他们对互联网一知半解，但又有网络推广的迫切需求，因此成为诈骗团伙的目标“客户”。

民警和检察官说，近年来，利用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实施的新型网络犯罪活动多发，需要加大打击力度。同时，面对类似本案中所谓“三七分高收益”的诱惑，要提高警惕、认真分辨。

红红的苹果

优秀的人，就一定会有好的境遇吗？不一定。

有一首小诗，语句简单但内涵深刻：“有如红红的苹果，在最高枝头。被采果的人忘了，不是忘了，而是要采采不到。”

我们是不是那个在最高枝头的红苹果呢？或者在人生的某个时候是那个苹果呢？如果是，被别人“忘了”恐怕也有其道理。

我们是否遇到过红红的苹果剩在最高枝头呢？

如果遇到了，请尽力用心去采。如果采不到，也请致以最高的敬意。

心里平安

好人境遇如何？有句话叫“好人一生平安”。但此话经常受到质疑，好人究竟凭什么“一生平安”呢？

看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问一位歌唱家如何得以保持青春的容颜，她说：“我不算计人，一算计人，皱纹就会从心里开始长了。”我跳起来，找到笔，记下了这句话。这句话所说的道理，似乎是我一直在寻找的。

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遇到不公不顺，也能保持坦然。可以说，心里平安，是“好人一生平安”的基础。

只差一点点

有一种不成功，叫“只差一点点”，或曰“功亏一篑”。

人生有一些时候，会遇到“只差一点点”的情况，特别是在一些关键点上，让人不胜唏嘘。

实际上，看起来只差一点点，差掉的可能是全部。比如参加高考，如果和录取线只差一分，在未被录取这个结果上，差一分和差一百分没有区别。

“只差一点点”反映出的问题，往往是功力“还差一点点”。无论做什么事，只要多努力一点点，就可能少一点“只差一点点”。

如果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还是“只差一点点”，那就释然吧，人的一生有时确实需要“幸运”来帮忙。

大器晚成

如果在中年以后还没有什么建树，怎么办？相信自己大器晚成吧！

人过中年，成就事业的时间还多。以前累积的经历与经验，也为大器晚成打下了基础，没有必要感叹时不我与，没有必要不努力向前。

历史上，大器晚成者颇多。现在，人的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都推后了，要想做成事，可以说，更有理由大器晚成。

其实，最积极的意义是，大器晚成不只是一种生存状态，更是一种精神状态，即：无论我们是否有所建树，无论我们多大岁数，都要有一种大器晚成的心态和精神；而且，只要永葆大器晚成的精神，我们就已然做到了大器晚成！

因为，精神也是一种成果，境界也是一种成功。

张謇是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主张“实业救国”，一生创办了30多家企业、上百所学校，他把救国济民放在首位，坚持以德兴商，奉行正确的义利观，是中国民族企业家的代表和典范。

“张謇精神”是什么，与现代西方商业精神有何异同？在当今社会，“张謇精神”有何现实意义？中新社“东西问”近日就此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

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张謇精神”是如何形成的？有着怎样的历史背景？

温铁军：张謇既是中国近代工业史上第一个“社会企业家”，也是清末最后一个状元，这二者相辅相成就是“儒商”——他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和传统文化底蕴，作为企业家的行为与他的学识和思想有着必然联系。

1882年朝鲜壬午事变之前，张謇曾以“理画前敌军事”随北洋水师前往援护，这一年他29岁。因此，张謇比一般人更深刻地了解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瓜分所形成的半殖民地的状况。1894年甲午战败，这一国耻对张謇造成了巨大影响，此后张謇愤而辞官，回乡办厂。

回乡后，张謇兴办大生集团，意在发展社会事业，而不以资本来追求个人利益，实现了当时南通“县域经济”的全面发展。

中新社记者：“张謇精神”与现代西方商业精神有哪些异同？

温铁军：从洋务运动起，中国地方当局开始以富国强兵为动机创办企业，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开始转为官商合办，张謇是官商合办这一批企业家中的代表。官商合办从财产关系上决定了这批企业家不可能是纯粹的私人企业家，张謇创办企业的机器设备是洋务运动时期留下来的，并成为大生集团的官股。因此，大生集团是官商合办的典型，若用后来的概念则是“公私合营”的典型。

观众在位于北京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上观看南通大生纱厂使用的亨利织机。

近代企业家属于新生资产阶级，在那个年代是革命阶级，具有阶级革命的政治性。

因此，从中国近代企业的诞生背景来看，中国的民营经济或私营企业从根源上就不可能是西方教科书中所说的“企业家就是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的群体”，以张謇为代表的企业家在其行为上也不同于一般教科书所定义的私人企业家行为。某些自说自话的西方学者或许并不了解中国有这样一批如张謇一样的企业家，这部分企业家从中国近代工业形成伊始，就不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不仅有很强的思想性，而且有阶级革命的政治性。

中新社记者：“张謇精神”有哪些精神内核，当今企业家可以从张謇身上学到什么？

温铁军：张謇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强调“村落主义”，主张地方自治。他将所有的企业收益都用于“在地化”的社会事业建设。张謇“村落主义”思想指导的地方建设成绩斐然，南通成为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模范县，社会事业得到非常全面的发展，无论是教育医疗、民政救助，还是男女平等、妇女教育，以及科学技术、体育、公园、博物馆、图书馆、剧院等等所有社会文化事业都得到了超前的发展。
江苏南通博物苑由张謇于1905年创办，是中国最早的一所公共博物馆。

为提高农民和农业的组织化，张謇并不像今天有些企业那样，到农村直接占有农民的资源、把农民排除在外，而是一方面搞“公司+农会”发动农民、组织农会与垦牧公司互动，另一方面搞“公司+农户”通过“厂纱户织”将工业与农民家庭手工业有机整合，由工厂出纱、农民织布，将产业发展与农民收入提高、男耕女织的传统结构结合起来。这种工农互动、以工补农的做法对当今的“产业兴旺”也有现实意义。

2021年9月，江苏省南通市，原创话剧《张謇传》中的生产场景。中新社发 徐培钦 摄

张謇的制度创新，体现了2500年前孔夫子在《礼运大同篇》中所描述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在清末民初的南通，张謇将孔子的理想和当代的“三共（共生共享共治）”基本都实现了，当今中国所追求的共同富裕、城乡融合、包容性发展等，在张謇时期的南通都有所体现。
2021年5月，江苏省南通市观众参观专题展览《爱国企业家的典范、民族企业家的楷模、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张謇》。

张謇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是“大公无私”，从1895年创建大生集团到1926年去世，前后经历了30多年的时间，张謇不仅没有追求私人资本收益，还因为发展当地社会文化教育等公共事业而欠了很多债。因此，我们把张謇称作“没有一分钱私人资本收益的资本家”。当今企业家应该学习张謇努力做一个社会企业家。

中新社记者：“张謇精神”有怎样的时代意义？张謇创办企业的“在地化”原则在创建“双循环”新格局的背景下有何意义？

温铁军：张謇的产业“在地化”和多业态融合发展的经验，在当下的新阶段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2020年10月拍摄的江苏大生集团“数字化纺纱车间”。江苏大生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为大生纱厂，由清末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张謇先生于1895年创办。集团现拥有全资、控股、参股公司12个，职工总数约5000人。

张謇建立起多业态融合、全面系统的发展模式，提出“设厂之所，必度厂之四面生货所产”。从他的经验看，土产土销是“在地化”内循环的构建机制，不仅创办了加工业，而且发展了原材料生产，建起了码头仓库的物流业；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产业链的形成，又推进了金融业和保险业的建设。这种综合性的产业集团可以推进社会企业成本控制，形成比较优势，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也并不逊色。

当下，中国正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要贯彻中央倡导的“产业留在县域”就得学习张謇“在地化”发展理念，提升县域产业链的韧性。同时，在今天金融业、保险业日渐异化于实体的趋势之下，企业家们也应该借鉴张謇推进县域产业综合发展的有益经验。

此外，张謇的经验也提示了发展文化教育等社会事业的重要性，大生集团的劳工素质高于其他地方和其他产业，乃至于残疾人劳工都是受过教育的，社会综合发展和产业综合发展构成了良性互补关系，同时，社会综合发展也带来了一方的安定与团结。

社交平台上展示的个体生活，似乎正在发生变化：滴酒不沾的人因为憋闷喝上了“50度白开水”；封控的日子里，一些曾经悠然的主妇变身“母狮”在各种团购群为娃“狩猎”……这些变化来得突然，猝不及防，犹如旋涡风暴中心那一颗颗摩擦的砂砾。

战争、疫病，种族歧视、文明冲突……人类虽不至于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却前所未有地需要一个“未来会更好”的信念。

令人“失控”的无形之力

书店里的人，最近多了起来。听说都是来寻找答案的，在《失控》《崩溃》《剧变》等一众畅销书中徘徊。这个世界变得张牙舞爪起来，似乎总有股无形的力量令人惊慌失措。很多人想知道这股力量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和怎么办。

“明明按照合理的规划路径，勤勤恳恳、按部就班地走，突然就发现，之前的所有准备和获得的结果是不匹配的，中间充满着被不确定性剥夺的东西，而这一切不是你的错，甚至根本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一位书店里的读者说。

很多人担心俄乌冲突会成为世界秩序崩溃的导火索。除了俄乌两国人民水深火热，这场冲突与别国个体的关联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被摧毁，大量投资与合作面临不确定性，触角伸及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疫情的此起彼伏、反反复复，助长了原本就存在于变局中的不安。“即使做了所能做的一切，还是没能改变结局”“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不知道还能不能坚持到那个时候”。抗疫3年，疲惫混合未知，隐匿的伤痕在人们心中持续蔓延。

种种无力感、失控感，来自于你相信的那些东西，可能不够用了。

无常为常，何以为安？

岁月变动不居，万物各守本位，这是古人心中的大道。历史学家们认为，这个世界上唯一不会改变的事实就是我们经常不得不改变。唯有以这个为预设前提来看待很多突发问题，才能不畏浮云遮望眼。由此延伸，任何论述体系，都需要因时因地推陈出新，才能适用于当下人的情境和心理需求，解答当时当地人的困惑。

无常为常，何以为安？在与众多采访对象的交谈中，我筛选出了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舒适区”。有必要梳理一下，突发应激状态下的混乱中，有多少是因为被迫走出“舒适区”而产生的茫然无措。这里的“舒适区”指代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诸多快捷便利。海陆空自由切换的交通、24小时便利店、刷脸支付与送货上门、动动手指就能获得所谓的真相、有问必答的人工智能……

这些要素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反思是必要的。在“舒适区”内逐渐丧失“狩猎”本能的城市人群，并不会比遭受食物匮乏、野兽攻击的原始部落安逸到哪里去。何况后者在危机之下依然保持着对环境资源索取的克制，还能从紧密的族群和社会关系中得到更多支撑。

第二个关键词是“忍耐力”。许倬云在《疫情恐慌下的人类社会》一文中说，在人类历史上，疫病从一开始出现就具有它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社会性是因为疫病的蔓延，人类原来的聚落可能完全被掀翻；政治性是国家本来稳定的秩序往往会因瘟疫而严重失序。

所以，越是冲突无序的状态，越要克制和忍耐。面对支离破碎的狼藉，站得直、稳得住。忍耐是和心性作斗争，所以才会辛苦。但正因如此，所有的经历才会变成修行。

第三个关键词是“平常心”。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困难，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意见。你当然可以鲁莽而嚣张，只不过得到的很可能是更加鲁莽而嚣张的回应。“毁灭吧，赶紧的”，有这样的想法不是不能理解，但对大多数正常人来说，也不过是发个表情包宣泄。

恐怕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还是守住日常，在一切环境和行为中保持不偏执，不给自己“加戏”，少给别人“添乱”，切忌幸灾乐祸。

相信人性

宇宙中看人类，不过沙粒对抗洪流。让支离破碎依然成为一个强大整体的，是人性。这个春天，我收到了一位家长的自述——晚上9点多，我接到了一个特殊的电话：“喂，您好！请问您是XX小朋友的家长吗？您的孩子班里有一位密接者，所以您的孩子为次密接，请配合隔离。”当接到电话，我的手都在颤抖。打开班级群，作为密接者的家长十分诚恳地和大家道歉。然而家长们没有一句指责，没有一声埋怨。老师一直在默默地等待，直到凌晨两点，最后一位完成核酸采样的小朋友发出“核酸已完成”。疫情无情，但是人心温暖。

关键时刻的抉择，总是关乎人性。有一种观点认为，当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许多挑战，都可以归结到“电车难题”：保全一边还是保全另一边？诚然，在正常人类社会中似乎存在一种看上去合理的观点，即人们为了实现更大利益而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是可以接受的。但实际上，如果投票选择权真的落到了每个人手里，绝大部分人并不会主动强迫他人牺牲。这是道德的刹车，更是光辉的人性。

在一本有关社会心理的小说中，曾看到这样一段话：太多惨痛的故事仿佛在说，这世界毫无道理、从未公平，任何奋斗在命运摆弄下都显得杯水车薪，所以放弃努力、拒绝希望、认清残酷现实，只有冰冷无情才能更好地生存下去。但是，我们又见过很多聪明而美丽的人，坚韧而顽强的人，让人心生敬畏的人。这些都说明，人类一定有什么东西能胜于仇恨、高于生死。

想做得更好、想变得更好、想影响这个世界并使之能越来越好。这些对一切可以“更好”的追求和相信，也许会因生活苦难被磨平棱角，但，永远不会消失。

那日，被好奇的小孩问起:“小时候是不是也很穷，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我想了想，回答他：“是的，小时候，的确有过那种很穷的生活。”

大概在五六岁时，父母因工作无暇照顾我，于是送我去了乡下的外婆家。

外婆家的房屋是土坯的，低矮阴暗。老旧木门上的油漆早已剥落，院墙也被经年的风雨侵蚀得不像样子，一任墙头上枯干的野草凌乱地摇曳。屋子里的木床、桌子、橱柜，也都已陈旧斑驳。

村子里已经通了电，屋顶坠着一只老灯泡。不过大多数时间是停电状态，所以，夜晚照亮村落的是月光，照亮每个人家中的仍是玻璃罩子里的煤油灯。

灯里的那一小簇火苗，也只能恍恍惚惚地照亮一小块儿地方。天黑下来，整个村庄万籁俱寂，大人、孩子便都要睡了。

我去的时候正是冬天，极冷。除了一床簇新的厚棉被，父母还给我带了两个当时医院里输液用的玻璃瓶。晚饭后，外婆用柴火烧一壶热水装进瓶里，盖紧软胶塞子，再用毛巾包裹着放进我的被窝。

那只用来暖脚的热水瓶，我却总喜欢抱在怀里。然后靠着外婆，听她讲不知哪里听来的一些民间传说。外婆家老旧的屋门关不严实，不仅听得到冬夜的风声，如果下雪，雪花还会被吹进门缝，在屋里的地面铺上薄薄一层。

春天到了，母亲寄来一块花色棉布，外婆戴着老花镜给我缝了一套新衣裤，又用剩下的布头当鞋面，给我做了双方口小花布鞋。

于是，那个春天，和所有农村女娃一样，我穿得花里胡哨，晒得乌漆嘛黑，一笑露出满口白牙。

而温度适宜的的春天转瞬即过，跟着到来的是炎热的夏天。每每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在大日头下疯玩儿一天后，我整个人就成了“泥猴”。没法洗澡，外婆便装一盆温水，用毛巾给我擦身。待我睡下，又用浑圆的大蒲扇给我扇凉——还记得外婆那把蒲扇，用蓝布条在边缘缝了一圈，大概是防止用久了散开吧。

那时候的食物也不充足，外婆家那张低矮的饭桌上，主食永远是不变的杂粮煎饼或苞米面馒头。一只深口的陶瓷碗里，放着外婆腌制的咸菜——也是外婆和舅舅日常的配菜。

而几乎每天，都会有两只小小的白面做的煎饼或馒头，是我独享的。去田里干活的舅舅，有时会带回一份惊喜——几只鸟蛋，或者几条小鱼、一捧小虾，外婆用小葱炒了卷在煎饼里，也仅属于我，是我的专利。

外婆家院墙外有一口老井，我常常小心翼翼地趴在边沿上，看大人们用粗粗的绳子拴着空桶垂到井中，装满水后一点点提上来。

老井并没有盖子，奇怪的是水却一直清澈，还带着独有的清甜味道。我学着大人的样子，用水瓢舀出刚提上来的井水径直喝上几口，从来没有因之闹过肚子。

没有任何玩具，爬墙上树是我们乐此不疲的游戏；没有零食，我的最爱是白糖，而父母寄过来的那点白糖也根本满足不了我的需求。那样的日子，就是传说中的“一穷二白”吧？

但我并没觉得委屈，甚至还有着一个孩子单纯、饱满的幸福感。就像现在的小孩得到了心仪的新款乐高玩具、智能游戏机，或一双限量版运动鞋，以及坐过山车、逛迪士尼……的幸福感，是同样的。

我告诉小孩，我的穷时光一点都不可怜，有时候，我会非常想念它。

6月6日，高考前夕，莫言在自己的公众号上更新了一篇文章，《莫言：陪女儿高考》，回忆了自己当年陪女儿高考的故事：

我回忆起当年陪女儿高考的情景，依然感慨不已......

在此祝福年轻的朋友们，考试顺利，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01那天晚上，带着书、衣服、药品、食物等诸多在这三天里有可能用得着的东西，搭出租车去赶考。

我们运气很好。女儿的考场排在本校，而且提前在校内培训中心定了一个有空调的房间。

既是熟悉的环境，又免除了来回奔波之苦。信佛的妻子说这是佛祖的保佑啊！我也说，是的，这是佛祖的保佑。

坐在出租车上，看到车牌照上的号码尾数是575，心中暗喜，也许就能考575分，那样上个重点大学就没有问题了。

车在路口等灯时，侧目一看旁边的车，车牌的尾数是268，心里顿时沉重起来，如果考268分那就糟透了。

赶快看后边的车牌尾数，是629，心中大喜，但转念一想，女儿极不喜欢理科而学了理科，二模只模了540分，怎么可能考629？

能考575就是天大的喜事了。车过了三环路，看到一些学生和家长背包提篮地向几家为高考学生开了特价房间的大饭店拥去。虽说是特价，但每天还是要400元，而我们租的房间只要120元。在这样的时刻，钱是小事，关键的是这些大饭店距考场还有一段搭车不值、步行又嫌远的尴尬距离，而我们的房间距考场只有一百米！

我心中蛮是感动，为了这好运气。安顿好行李后，女儿马上伏案复习语文，说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我劝她看看电视或者到校园里转转，她不肯。

一直复习到深夜十一点，在我的反复劝说下才熄灯上床。上了床也睡不着，一会儿说忘了《墙头马上》是谁的作品，一会儿又问高尔基到底是俄国作家还是苏联作家。

我索性装睡不搭她的话，心中暗暗盘算，要不要给她吃安定片。不给她吃怕折腾一夜不睡，给她吃又怕影响了脑子。

终于听到她打起了轻微的鼾，不敢开灯看表，估计已是零点多了。凌晨，窗外的杨树上，成群的麻雀齐声噪叫，然后便是喜鹊喳喳地大叫。

我生怕鸟叫声把她吵醒，但她已经醒了。看看表才四点多钟。

这孩子平时特别贪睡，别说几声鸟叫，就是在她耳边放鞭炮也惊不醒，常常是她妈搬着她的脖子把她搬起来，一松手，她随即躺下又睡过去了，但现在几声鸟叫就把她惊醒了。拉开窗帘看到外边天已大亮，麻雀不叫了，喜鹊还在叫。我心中欢喜，因为喜鹊叫是个好兆头。女儿洗了一把脸又开始复习，我知道劝也没用，干脆就不说什么了。

离考试还有四个半小时，我很担心到上考场时，她已经很疲倦了，心中十分着急。早饭就在学校食堂里吃，这个平时胃口很好的孩子此时一点胃口也没有。

饭后劝她在校园里转转，刚转了几分钟，她说还有许多问题没有搞清楚，然后又匆匆上楼去复习。

从七点开始她就一趟趟地跑卫生间。终于熬到了八点二十分，学校里的大喇叭开始广播考生须知。

我送女儿去考场，看到从培训中心到考场的路上拉起了一条红线，家长只许送到线外。女儿过了线，去向她学校的带队老师报到。

八点三十分，考生开始入场。我远远地看到穿着红裙子的女儿随着成群的考生涌进大楼，终于消失了。

距离正式开考还有一段时间，但方才还熙熙攘攘的校园内已经安静了下来，杨树上的蝉鸣变得格外刺耳。

一位穿着黄军裤的家长仰脸望望，说：北京啥时候有了这玩意儿？另一位戴眼镜的家长说：应该让学校把它们赶走。又有人说：没那么悬乎，考起来他们什么也听不到的。

正说着蝉的事，看到一个手提着考试袋的小胖子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

人们几乎是一起看表，发现离开考还有不到十分钟了。

几个带队的老师迎着那小胖子跑过来，好像是责怪他来得太晚了。但那小胖子抬腕看看表，依然是不慌不忙地、大摇大摆地向考场走。

家长们都被这个小子从容不迫的气度所折服。有的说，这孩子，如果不是个最好的学生，就是一个最坏的学生。

穿黄裤子的家长说，不管是好学生还是坏学生，他的心理素质绝对好，这样的孩子长大了可以当指挥官。

不管怎么说，我的女儿已经平平安安地坐在考场里，现在已经拿起笔来开始答题了吧。

03考试正式地开始了，蝉声使校园里显得格外安静。我们这些住在培训中心的幸运家长，站在树阴里，看到那些聚集在大门外强烈阳光里的家长们，心中又是一番感慨。

有的家长回房间里去了，但大多数的家长还站在那里说话。话题飘忽不定，一会儿说天气，说北京成了非洲了，成了印度了，一会儿又说当年的高考是如何的随便，不像现在的如临大敌。将近十一点半时，家长们都把着红线眼巴巴地望着考试大楼。大喇叭响起来说时间到了，请考生立即停止书写，把卷子整理好放在桌子上。

女儿的年级主任跑过来兴奋地对我说：莫先生，有一道18分的题与我们海淀区二模卷子上的题几乎一样！家长们也随着兴奋起来。

学生们从大楼里拥出来。我发现了女儿，远远地看到她走得很昂扬，心中感到有了一点底。看清了她脸上的笑意，心中更加欣慰。

迎住她，听她说：感觉好极了，一进考场就感到心中十分宁静，作文写得很好，题目是《天上一轮绿月亮》。

下午考化学，散场时大多数孩子都是喜笑颜开，都说今年的化学题出得比较容易，女儿自觉考得也不错。

第一天大获全胜，赶快打电话往家报告喜讯。

晚饭后女儿开始复习数学，直至十一点。临睡前她突然说：爸爸，下午的化学考卷上，有一道题，说“原未溶解……”我审题时，以为卷子印错，在“原未”的“未”字上用铅笔写了一个“来”字，忘记擦去了。我说这有什么关系？

她突然紧张起来，说监考老师说，不许在卷子上做任何记号，做了记号的就当作弊卷处理，得零分。

她听不进我的劝，心情越来越坏，说，我完了，化学要得零分了。

我说，我说了你不信，你可以打电话问问你的老师，听听她怎么说。她给老师打通了电话，一边诉说一边哭。老师也说没有事。但她还是不放心。

凌晨一点钟，女儿心事重重地睡着了。我躺在床上暗暗地祷告佛祖保佑，让孩子一觉睡到八点，但愿她把化学的事忘记，全身心投入到明天的考试中去。

明天上午考数学，下午物理，这都是她的弱项。

放眼2022，我们看到的依然是一幅严峻的图景。

这个世界，已愈来愈难以认知它清晰的模样。全球疫情阴霾不散，各国防控难言终结；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贫富分化难以逆转；百年巨变风险重重，人类前途晦明不定……

日常生活，正在给广大百姓带来愈加真切的重压。就业、育儿、求医、养老……种种焦虑感、无力感和迷茫感纷纷扰扰汹涌而来。

找一个支点撬起生活，这支点在哪里？

主体意识的生长，

让每一个独立的个体都奋发起来

我们都是社会的主体。主体意识的生长，正是主体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自由萌发和系统建构。

我们是否都具有充盈的独立自强的主体意识、能够选择自己生存方式的主体自由和主宰自己前途命运的主体能力呢？显然，这还是一个问题。

首先应当反思的是，如何突破传统社会化机制的束缚，为主体性的成长开拓更开放更广大的空间？教育是起点。教育的意义，本在于焕发孩子们的自我觉醒意识，开拓其独立成长机会，提升其自主选择能力。而现实却多有背离。在家庭中，他们所接受的被激励的，多是“乖孩子”教育，在“直升机父母”“割草机父母”面前享受着也痛苦着过度保护。在学校里，他们则常常被要求跟着老师的节奏走，努力成为格式化教学、标准化答案和同赛道竞争中的“好孩子”。独立意识的孱弱，质疑精神的忽略，创新发展思维、团队合作意识、社会情感能力和人文素养的缺失，致使不少学生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一个个单向度、封闭性的成长茧房。从这种“半人教育”中走出来的缺乏自主性锻炼的各路“做题家”们，踏进社会，凭什么去经历风吹雨打、去迎击惊涛骇浪？

我们都是国家的公民。公民素养的修习，公民人格的塑造，公民精神的高扬，是支撑社会主体成长的基石，是滋养主体意识发育的能量。

盛行多年的全能型政府、总体性社会已在深刻的变革之中，但其在人们心理上尚留有深深的烙印，政府对经济社会事务的过度干预，民众对政府管理服务的过度依赖一时还难以根除。

哪一个政府都难称全能，每一项权利都需要彰显。公民素养，指向的是公民的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落地的是公民的公共参与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保障民众更多地享有改革与发展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前提是促进、激发民众在改革与发展中的主体性和参与感。

每一个个体，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环顾周遭，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社会巨婴”，或任性妄为，极度自私自恋；或无尽索取，难以独立生存，实为世人所不屑。“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若是谁都寄望于别人挺身而出负重前行而自己心安理得坐享其成，这岁月何以长此静好？

每一个公民，都应主动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积极呼应国家治理的决策，切实遵循公共生活的准则。同时，还当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努力捍卫公民的合法权利，守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理性表达个人的利益诉求，实现自我的生活价值。在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中，自由与秩序的有机契合中，建设全面进步的现代文明和共享尊严的体面生活。那些面对强权霸凌选择逃避隐忍甚而谄媚逢迎、身属困难群体选择自暴自弃甚而相互踩踏的个体行为，则是对破坏法治行为的纵容，对现代公民精神的自弃。

生活意义的追寻，

让每一页日常的平凡都焕发光泽

主体性的本质，在于对生活意义的追寻，对生活价值的坚守，为生活愿景的奋斗。

人生完满时少，缺憾处多。看人类安全，有自然灾害、生物病毒、地缘冲突、经济危机，看社会交往，有尔虞我诈、倚强凌弱、身份歧视、竞争内卷，这都是生活的本来面目。理性的抉择，便是接纳生活，奋斗生活，赢得生活。我们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也无法将泥沙俱下的生活过滤纯净，苦难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沉湎于高蹈于梦想的虚空里、大词的装潢中和一厢情愿的虚构中，并不能长久掩饰我们心灵的空虚和迷茫。

苦难在磨砺我们意志，生活在哺育我们成长。想当初，汶川地震现场，震撼人心的抢救告一段落，最悲怆的一幕已经落下。在一片死寂之中，一片废墟之上，笔者读到一篇《又见炊烟》的新闻，又一次被深深震撼：生命不会屈服，希望不会死去，生活还在路上。

马克斯·韦伯说过，“人类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说的是人类总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求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每一次灾难，于人类都是生命的一次淬炼、心灵的一次洗礼，都是我们对生活本质的一次再认识、向未来目标的一次再出发。著名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曾经阐释过：你所历经的那些苦难，终会成为你生命的意义。你知道了自己生存的意义，你就能坦然面对前方的任何挑战。

许许多多普通的人们，纵然注定回避不了人生中的种种困苦、风险和灾难，但他们心里点亮着一盏灯，这就是生活，所以能默默承受，也无比坚韧；前方飘动着一个梦，活着有奔头，于是就全力打拼，不息抗争。

看一看媒体曾经报道的浙江余姚梁弄镇菜市场上摆摊谋生的陈慧，生活中历经磨难，3岁被父母送人，直到13岁又回到父母身边。高中毕业后，因为生病须终身服药，27岁远嫁浙江，40岁离婚，独自带着孩子生活至今。她没有被苦难压倒，始终对生活一往情深。摆摊，维持了日常生活的体面；写作，滋润了精神世界的葱茏。她的作品《渡你的人，再久也会来》《世间的小儿女》出版了，人也“出名”了。陈慧以童年的苏中平原和远嫁的浙东小镇为背景，描画其养父、养母、邻居等，以及在小镇菜场中摆摊时遇见的、在人世间匆匆相逢的各种人的命运，记录下生命的无奈和庄严，卑微与贵重。她说：文字是结结实实的东西——也就是这点结结实实的东西，歪打正着地炼成了我的骨骼。

陈慧有自己的生活哲学：普通人的一生，无论怎么迈步，总会有所得有所失。人到中年，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信念支撑着，即可。其余的，一律是纠缠。在底层社会中，“陈慧们”艰难地生活，坚强地生活，热爱在其中，快乐在其中，生命的光泽也闪烁在其中。

共同体文化的锻造，

让每一程社会的前行都更有力量

个人主体意识渐渐苏醒，这是社会的进步，也是时代的呼唤。同时，我们也应警惕，其中个人主义的勃兴，也衍生出原子化、陌生化、丛林化的社会乱象。

其实，生活中的主体，指向的是个体，也是社会，是自我，也是我们。组织化、合作化的主体，就是一个个共同体，它将拥有更大的力量，也可以走得更为久远。

疫情漩涡中的上海经历了最严峻的考验。奋起抗疫的人流中，学校教师、企业白领、媒体编辑、全职妈妈、专职社区工作者……许多不同职业身份的人扮演起了一个个“团长”的角色，开辟了一条条“团购”的战线。以“上海团长”领军的集体自救，帮助人们找回城市成长中那一股坚韧的力量，找回了居民生活中那一份充足的自信，也找回了一个个社区中那一缕久违的家园文化和公共情怀。这是主体意识的高扬，共同体力量的显示，也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生动文本。

抗疫实践再一次启示：在政府和个人之间，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链接起来的社会，可以在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中实现与政府更为有效的协同共治。这是一种特别宝贵也应当倍加呵护的治理资源。显然，进一步加快推进社会建设，加快培育社会的主体意识和共同体力量，创造更为宽松的政策环境，探索更为多样的实现形式，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事务、维护公共利益、参与协商民主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和积极作用，构建体现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善治”格局，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条必由之路。

共同体的培育，也是一种新文化的建设。千百年来，我们曾经倚靠的是宗族社会，奉行的是差序文化。进入当代，建设的是单位社会，支撑的是集体文化。迈入市场经济，开始盛行的是互惠社会，流通的是人情文化。如今，我们要建设的是利益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如何去建构一种彰显现代文明的共同体文化呢？

共同体文化的培育，重在社会资本的涵养和积累，重在信任意识的奠基、平等理念的普及，还有和谐关系的构建、合作精神的倡扬。亦如抗疫中展示出来的“上海团长”热心服务他人的奉献意识，主动参与管理的专业精神，还有上海市民承续商业文明传统的契约精神、规则意识和合作品格，我们可以从中领略这座超大城市社会资本发育的无穷潜力，也可感受基层社区自治创新的蓬勃活力。

生活的支点，就是在我们心中应始终抱持的生活的意义、价值和信念，就是在我们终身学习终身成长中应始终葆有的独立的主体意识、刚健的主体精神和坚强的主体力量。

芒种，忙种

北国小麦丰收

南国插秧种稻

6月6日

这个充满希望的日子

遇见了最聪明的节气

说聪明，可真不是吹牛

自古以来，芒种

就印满了创新的足印

闪耀着智慧的光辉

人类文明始于农业

而吃得饱、吃得好

则是最大的人权

让粮种越来越优良

是我们矢志不渝的梦想

世世代代的风雨兼程

孕育了一代代优品良种

一稻济天下，肝胆两昆仑

在中国神奇的土地上，

袁隆平团队成功培育了

高产的“东方魔稻”

解决了饿肚子的问题

而贡米、鱼虾米、无机米

高筋面、饺子粉、面包粉

也在满足着我们的高品质生活

芒种的聪明，不止于“种”

君不见，那些麦客

正在驾驶着收割机

由南向北收获一片片金黄

而在别有风情的水田里

插秧机正在取代人力

聪明的还远不止这些

从种到收，从收到脱粒再到成品

每道工序都机械化、智能化

农民的笑脸也越来越灿烂

这就是芒种

一个富有创新性的节气

这一天，这一刻

我们是不是都应该想一想

怎样将创新坚持到底呢

六二快乐

退休前的一段日子，我常常站在办公室书柜前发愣，痴情地望着一本又一本我曾经看过、翻过的书，如同是在看望一位又一位挚友，它们中间有的交往已久，有的一见钟情。

我一次次打开书柜，抽出一本又一本书，放在手中仿佛在和朋友握手，翻上几页之后又轻轻地放回原处。

如何和这些跟了我多年的新朋老友告别？一想到这件事，我的心就一揪一揪的，一种离别的伤感顿时翻滚心头，点点滴滴的往事便一步一步地萦绕在我的脑海，沉浸在我的心底。

我书柜里的书，大多是文学、新闻、文化、政治、历史和哲学等书籍，也有一些闲书。这些书，有的跟着我几十年了，还是我上中学、大学时买的。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只要喜欢读书，大多嗜书如命。

在那个上学的年代，除了一些绝对正确的政治书籍外，能看的书只有《金光大道》《高玉宝》等革命小说。那时只要见到书就读，社会上流行的手抄本小说也不放过。

手抄本是不能公开的，只能在背地里偷偷看，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处分。我的一位邻居大哥，为此受到批斗。尽管如此残酷，还是阻挡不住年青人的冒险传抄。我看过手抄本的《第二次握手》《一双绣花鞋》等小说。

改革开放后，不少手抄本的小说由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有的还改编成电影。

改革开放之初，书店几乎“无书可卖”。书店里只要一有新书，如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外国文学名著等出来，立马就会排成长队。那时，我在读高中，家住在离市区很远的郊区，坐车需要一角两分钱。我常常步行两个多小时，省下往返的车钱买书。

当时的书很便宜，几分钱就可以买一本。书柜中的《唐诗三百首》等书就是那时买的，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

书柜里还有一些书是我大学期间买的。那时候，大学里每月的生活费只有十多元，我每月都挤出几元，步行到市里的新华书店买书。当时，年轻人非常热衷于阅读伤痕文学和朦胧诗，我买了不少这方面的书。

书，是我的良师益友，也铺垫了我的人生之路。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新华社安徽分社当记者。分社领导让我当摄影记者，我犹豫了。大学期间，我连相机都没有摸过。领导笑了，像是有准备似的，从办公桌上拿出一本书给我，说：“我也是摄影记者出身。这是我编写的《业余摄影手册》，你拿去看看，或许对你有帮助。”

书是钥匙，书是明灯，书是导师！于是，我跑新华书店，又买了许多摄影方面的书，有《摄影构图技巧》《暗房制作技法》《中国摄影史》等等，从摄影ABC学起。从此，我迷上了摄影。

不久，分社领导换了。一天，新领导找我，因工作需要，让我做对外新闻报道的文字记者。我懵了，刚爱上摄影，又要换岗？我说：“我的外语不好，当不好对外记者。”领导笑了，说：“没什么难的，我也是对外记者出身，相信你会很快上路的。”于是，我又去新华书店买了许多对外新闻报道方面的书。

逛书店，其实是我的一个爱好。凡到北京出差，我总是要逛一逛中国新闻书店。在那里，我几乎买全了一年一册的《中国新闻奖优秀作品选》《新华社优秀新闻作品选》，以及《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等优秀新闻作品选。

记得有一次看到书店做优惠活动，我便一头扎进书堆，一下子买了500多元的书，几乎是我一个月的工资。

我有每天看书的习惯。一日无书，便会觉得生活无味。我的办公桌和家中的床边总放有几本书，一有空就翻上几页，尽情享受着读书的乐趣，有时也会驱散心中的忧闷。

现在，工作的路即将走完，面临人生的第二次选择。人生，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割舍和追求的过程。退休，只是人生中途的一次转场，也是人生的第二个春天。退休后，我决定与我所从事的新闻生涯作一个彻底的割舍，从而开启全新的生活。我会陪伴家人，享受天伦之乐；我会重温年轻时的梦想，旅行、摄影；我也会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喝茶、聊天……

全新的生活，将使我不会有那么多精力去看这些书了。我站在书柜前叩心自问，如何安置它们？如何善待它们？有人建议收藏，我不愿意，我一向认为藏书是公立图书馆的事。

一位朋友曾经告诉我，他退休时不舍得办公室里的书，便全部打包拉回了家，十多年过去了，这些书堆在家里，最近搞清理，只好叫收购站的人成包成包地拉走了。

我不能把我的书送到废品回收站。我始终认为，书的生命在于人的阅读，读的人越多，其生命越长，发挥的价值也就越大。书是文化的载体，智慧的结晶，文明的传承。有人建议把书捐了，我曾经也有这种想法，后来越想越清楚，对我有帮助的书，或许对我的同事也有益，书的生命会在他们的手中延伸发光，这是书最好的归宿！

于是，我挑选了一些退休后还想再看的书，打包放在一旁，我为自己的决定感到欣慰。在以后的一段日子里，我打开书柜门，凡是来我办公室的同事，我便让他们挑选自己喜欢的书带走。

因为爱读书，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充实；因为拥有书，我始终感到自己的精神世界很丰富。现在，望着一本又一本的书与我告别，我既恋恋不舍又无比欣慰，我珍惜与它们相处的日子，因为沁人心脾的墨香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

有人问余秋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两者关系如何？”他斩钉截铁答：“没有两者，路，就是书。”

初闻，觉得这解答别开生面；细品，不禁拍案叫绝：原来，在真正的行者心中，行万里路，就是沿途阅读无限风景，所走的每一步，都是一卷内容丰富的书。

余秋雨多部作品享誉中外，感谢他不辞辛苦迈开双脚，一路踏实走过，目光所及皆成书，浏览、细读，均会收获不同的惊喜。

作家邓康延也在一篇文章中感慨：“能看出一座山很高峻很苍翠很风光的，是孩子都会有的眼睛；能看出一座山很情感很象征的，是智者才具有的眼睛。”

面对同一座山，不同的眼睛会看出不同的内容，所获自然也是天壤之别。看山只是山未免目光局限，难免浅尝辄止；看山不只是山，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此及彼，则视野更开阔，思考更深邃，了然于胸的便是常人眼中看不到的风景。

南开大学文学院的青年学者卢桢，不仅酷爱博览群书，还特别喜欢做一个行走的发现者和思考者，一有机会便游走世界。他说：“怀一颗阅读心，双脚所至，皆有可阅之书。”

他一路行走，目力所及均成一本本生动的书。那一程一程的行走，被他欣然变为饶有兴味的阅读：雨果的客厅，王尔德墓碑上的唇印，开往勃朗特故乡的复古机车，普希金走过的最后一级台阶，朱丽叶的阳台，吸血鬼德古拉的城堡……

那些故居，背景，生态，如此且行且读，更扩大和拓宽了自己的路经。很快，卢桢便有了令人羡慕的丰硕成果——那本专著《旅行中的文学课》一经出版，便成了轰动圈内外的畅销书。

有一日我与一位农民诗人聊天，他说了一段阅读体会：“大千世界就是汗牛充栋的图书馆，随便摊开一本都会引人入胜：一朵花从绽开到凋谢，一片云从聚拢到飘散，一条河从急切到从容流淌，一座村庄从热闹到安静地变迁……脚步移动，阅读对象不断变化，视角也不断变换，心灵自然会变得富足起来。”我十分赞许他虽无法去遥遥的远方，却可以细品身边的风景，于浩瀚的生活之书中读出生命的真滋味。

善读的人，才是真正的善行者。只一味行走而忘了悉心阅读，算不上一位好的行者，也算不上一位好的读者。能将此去的每一段路程，无论远近，均变成一场自然的阅读，才是美妙又令人期许的旅行。

每次从城里回到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的家乡，我都要到一个农民家里去看看，他叫李福,是我的朋友。

我们的友谊要追溯到1976年的冬天，那时我刚高中毕业，未过门的嫂子来到我们家,按习俗，婆家小叔子得住到别人家去。所以,当晚我抱着行李,到了前院的李福家——他是单身，适合我借宿。

李福的屋子特别冷，我把行李放在炕上，看到他抱着膀子抄着手在地上来回走动。屋子北墙上挂着霜，四个墙角都有缝隙，风从缝隙里直吹进来，冷得可真够受的。

坐在炕上的我，不一会儿就被冻得浑身发抖。我一眼一眼地看着屋里那只铁炉子。李福看出了我的意思，赶紧说生炉子太费粪，烧不起，他一冬天都不生炉子。原来，他不但粮食不够吃，柴也不足烧。没钱买煤，一整个冬天他都是上山捡牛马粪晒干了生炉子取暖。

见我哆哆嗦嗦实在挺不住，他到院子里端来一簸箕牛马粪，点着了炉子。炉膛里烈火熊熊，声音跟汽车一样叫着，屋子立刻暖和起来。

牛马粪燃得烈也燃得快，不大一会儿，一簸箕粪就烧光了。他舍不得再烧，屋子又恢复了寒冷，甚至比没生炉子前更冷。我穿着衣裳钻进了被窝，蜷起身子。

李福关了灯，黑暗中，我听见他脱了衣裳。可他并没有钻进被窝，而是蹲在炕边上抽起了自卷的旱烟。在微弱烟火下，我看见他一丝不挂，全身光溜溜地瑟缩着，冻得上下牙齿磕碰着发出“咯咯咯”的声音。

我吃惊地问他，这么冷咋不钻进被窝呢？他说，被窝里太凉，等冻透了再钻进去才会感到暖和。

我呆若木鸡。

只见他抽完一支烟，嘴里“咝哈”着，哆哆嗦嗦钻进被窝，说“真暖和呀”，那样子满足得不行。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的顽强，着实令我叹服。

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上学离开了农村。后来每次回家乡，我都会到他家去看看他。

前几年有个冬天回村，我看到他原来住的土房已经废弃，盖上了两间水泥平房。进了屋子，生着铁炉子，很暖和。我惊奇地问他，这铁炉子一个冬天要烧好多牛马粪，你烧得起吗？他告诉我，因为是五保户，镇政府供应给他煤，可劲烧，屋子一点不冷。“好些年我都不捡粪了。”他一脸的幸福。

前年秋天我回村时，站在村街上，看见他正在窗户下筛晾晒的玉米。我走进他的院子里，他抬头看见我，笑了。

我问他筛玉米是要吃的吗？他说现在农村人哪有吃玉米的，牲畜都不愿意吃。是卖出去，市场上玉米的价格已经涨到每斤1.2元了。

说着话我们进了屋。他让我炕上坐，我挑着炕边一块灰尘少点的地方坐上去。问他，天天都在忙什么？还种地吗？他眉飞色舞地说，不种地了，我的地都包出去了。

那你吃什么？怎么生活呢？

他笑逐颜开：国家每个月给我开工资，包种我地的人也要给钱，我吃饭穿衣买生活用品都花不完这些钱，存折上都存好几万元了。

他说，农闲时村里人到他家里打扑克，他不玩，就喜欢看一大屋子人挤在他屋子里叫嚷的乐呵劲儿。他还说：“这和你考学前的那些年村子里的大俱乐部搞活动一样，多好啊！”

外屋地上垛着十几个空塑料桶，他说是酒桶，几乎每顿饭都喝点酒。“有的是钱，想吃什么就买什么，想喝酒就去村小卖部打。这日子，和神仙差不多。”

去年冬天，我再次走进他的砖房，见他屋子里的四壁刷了白漆，地上铺了瓷砖，干净整洁。他说，这是国家倡导建设新农村，不落下一个人。

奇怪的是，屋子里特别暖和，却并没看见火炉子在哪儿。他说，“我装空调了。”

我环顾四周，发现了他新装的空调机。这实在超出了我的想象，即便城里，也不是每户人家都安装空调啊，这家伙真是过上了神仙日子。

他对我炫耀：开着空调，和你在城市里的楼房里一样！

见我发愣，他自豪地说，有住的，有穿的，有吃的，还有空调，冬暖夏凉。想吃肉买它个10斤8斤，想喝酒就买一桶，这样的日子还有啥说的？

想了想，跟他比我确实不行。在城里生活的我，有了电动车、摩托车还想要买汽车，有房子住还想要换更大面积的住房，钱总是不够花，生活也总是不满足……看着眼前这个曾经穷困潦倒的单身农民，现在过着这样的富足生活，我感慨几十年来家乡的变化，也由衷羡慕这个农民扬眉吐气的幸福。

几年前看到过一则新闻，在山东，兄弟俩为了实现军人老父亲在世时“重回海南岛”的心愿，自制板车从北京出发，拉着年已8旬、行动不便的老母亲，一路游玩到了香港。

517天的行程超过3.7万公里，兄弟俩穿坏了37双鞋，三轮车的轮胎换了十多条。后来，那兄弟俩又载着他们的母亲到了台湾……那辆板车的名字，叫“感恩号”。

去年秋天，我父亲走了，他去的那个世界，是人间不能及目的无穷远。母亲常常蜷缩在外墙已满是苔藓的老屋子里，翻看那些和父亲在一起的老照片。

有一张是1964年母亲和父亲在县城相馆里拍的结婚照——父亲穿着4个兜的中山装，衣兜里有模有样地插着钢笔；母亲扎着辫子，眼神纯真。

那一年，是母亲第一次去县城看在机关工作的父亲。她走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步子深深浅浅，远没有赤足走在家乡田野上那么豪气。

今年76岁的母亲，县城已是她去过的最远的地方，而当年的县城而今也膨胀成了一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了。婚后，母亲随父亲来城里住。离开乡下的那天，一条大黑狗眼泪汪汪地追着载她的小货车，奔过一道又一道山梁……

进城后，父亲一直寻思着带母亲一起出去走走。他在地图上用手给母亲比划着，自己都去过哪座城市、哪个风景名胜。说，如果把国家比作一棵参天大树，那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最多只是一片小枝叶。母亲伸出指头在地图上涂抹着，嘀咕，就那么小？

一年秋天，家乡有了机场，我打算带着父母坐一趟飞机去北京看看。记得有次看电视，母亲对着群山叠翠中苍龙一样伸展的长城，说，要是能亲眼过去看看就好了。而父亲也当场爽快地答应，行，我带你去！可就在我准备着订机票时，母亲却突然嚷嚷着不去了。

她的理由是，在地上看看飞机就行了。新机场建好后，母亲曾去看过飞机，当那巨鸟呼啸着一飞冲天时，她眯缝着的眼神还久久地停留在云层里。后来父亲一语道破母亲为什么不愿意乘飞机去北京，是因为她舍不得钱。

一张去北京的机票得一千多块钱，母亲盘算着可以买多少斤大米和猪肉了。于是她斩钉截铁地说，不去了，以后再说。

也是那一年，想买房的我还缺一些钱，求借几个平日里看上去都很仗义的朋友，结果均被各种理由温情婉拒。

一个黄昏，父亲和母亲神情“鬼祟”地来到我住处，进了屋母亲便迅速掩上门，把用报纸里三层外三层裹了的10万元钱“哗啦啦”打开，说，拿去！当我拿到新房的钥匙，雀跃着心情扑进房门，总感觉那房间里渗透着母亲的体温。

望一眼窗外婆娑的灯影，眼前便浮现起母亲颠着小脚去银行里攒钱的情景，就能看见步履蹒跚的母亲朝我微笑着走来。

父亲生前反复感叹过，母亲这一生没出过远门，这是他的遗憾。78岁那年，父亲患上了严重的痛风和帕金森症，长期瘫坐在家里的沙发上，每一次艰难起身，都摇摇晃晃如拔起了脚下的根须一样。让母亲出一趟远门的念头，尽管还在他心里涌动，但很快就被现实的海浪荡涤至尽。母亲终日陪伴着父亲，相对无言却默默情深。

我有个年少时的朋友在上海安家后，多次请我带父母去他那里走一走。朋友说，当年在乡下，家里揭不开锅了，他的母亲提着布袋走遍了全村，想要借点粮食糊口，只有我母亲把柜子里最后的口粮拿出来——50斤黄金一般的稻谷，倒进那个嗷嗷待哺的口袋……母亲对他家有恩。

我把朋友的想法和诚邀说出来，母亲连连摆手，说，不去了，不去了，你爸还是在家里放心，我陪着他。到了腊月，母亲立刻嘱我把她亲手做的腊肉腊肠用快递给我上海的朋友寄去。

如今，我那一辈子浸染在烟熏火燎、风霜雨雪里的母亲，腿脚已经很不方便，只能困在老房子里，让我在万般无奈中一点一点熄灭了带她去远游的念头。现在，无论这个世界如何的花红柳绿、繁华似锦，对母亲来说，都没有一家人平平安安相伴一起更重要了。

这个世界上，有人可以豪迈地穿越地球，甚至遨游太空；也有人只能在时间的更迭里，活成老墙上一只小小的闹钟，滴滴答答旋转着感受人生的苍茫。也许你无法左右命运，却能守住一份亲情。相伴始终，就是圆满。

如何解决“城中村”核酸采样难题？

近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博士毕业的黄忠良

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黄忠良是广州市纪委监委的一名选调生

在一线支援抗疫的他

运用系统思维

优化核酸采样流程

经过他和团队的努力

一个村子整体所需的上门核酸采样时间

从9个小时骤减到2.5个小时

他是怎么做到的？

“城中村”流动人口多

如何做到精细化管理？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明星村

是个典型的“城中村”

流动人口多

名单底册杂乱

给疫情防控工作带来不小的挑战

为了摸清村里的情况

5月3日晚至5月4日凌晨

黄忠良和其他工作人员连续奋战

把居家隔离人员名单底册

按照地址和“户”

整理汇总

运用数理统计技巧

建立起清晰的数据库

最终生成700多人的名单

为后续的统筹调度打下基础

5月3日，黄忠良和同事在通宵核查隔离人员名单。

一家一户敲门 扫居民“核酸码”

费时长怎么办？

黄忠良将扫码环节前置

志愿者提前收集好居家人员的核酸码

每天早上在村委扫码、配管

这样医护人员在上门时

只需进行咽拭子采样

每户减少一分半分

累计起来就是好几小时

村民志愿者在村委提前进行扫码、配管。

面对复杂路线

 医护人员上门如何不再“弯弯绕”？

此前，由于不熟悉路线

上门做核酸的医护人员

稍不留神会就在村里曲折小巷中迷路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黄忠良和其他工作人员

把村子划分成一个个小网格

每个网格由固定的熟悉片区的志愿者负责带路

避免了迷路的情况

明星村按经济社划分网格，医护人员分组上门进行核酸采样。

我们存在的价值无须有证据，不必为此而苦恼。

琳达·斯塔福德15岁时在英语课上宣布，将来她会自己写书并插画。班上一半人不屑一顾，一半人直接嘲讽；更难堪的，是老师回应她只有天才方能成为作家，并补充说她这学期的成绩恐怕在及格线以下。

回到家里，琳达难过地写了一首梦想破碎的短诗，寄给一家周报。没想到报纸不仅选用了诗，还寄给她两美元稿费。她把这件事告诉了老师，可老师回答“谁都有走大运的时候”。琳达没理会老师的说法，继续写作。

其后两年发表了几十首诗和其他作品，高中毕业时已贴满一本剪贴簿。但是，她再也没有向老师或同学提及发表作品的事。

琳达说，她这个时候还很脆弱，梦想对她至关重要，而有些人是“梦想终结者”，她不能冒险被那些人用轻率的评论摧毁。

马克·吐温曾说：“远离那些试图贬低你雄心的人。小人物总爱这样做，但真正伟大的人会让你觉得你也可以变得伟大。”

琳达没有为自己的雄心、自信或对生活的追求辩护。即使在青春期，她也明白自我肯定的价值。她充分运用了自己生命中短暂的时光，而最终成为了一名作家。

我们的生活里有很多“梦想终结者”，但也有一些梦想创建者——他们对我们的抱负给予支持，激励我们迈出下一步。梦想创建者总是予以我们肯定，在我们灰心丧气想转身离开时，他们会展现我们的愿景——他们保护了我们的梦想，我们应当感激他们。

在“梦想终结者”和梦想创建者之间，我们要知道该听哪些人的话，更该知道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双减”政策的出台不仅有效遏制了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学业负担，对于遏制幼儿教育“小学化”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半月谈记者在北京采访发现，曾经的“学前班热”有所缓解，幼儿园大班幼儿流失渐少。

与此同时，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一份针对6238位家长的调查显示，部分家长依旧对幼小衔接心存担忧，渴望了解小学“零起点”实施状况。受访专家认为，应在促进幼儿园与小学联动基础上，提高教育的“透明度”，减少家长焦虑。

幼儿园大班重受欢迎

“我们的老师，面对学前班热曾经很无奈，但我们还是一直坚持科学的幼小衔接，终于等到了双减政策。”北京一位幼儿园负责人说。“双减”前每到春天，园里的大班孩子就会纷纷离园上学前班。今年，孩子们终于可以在幼儿园里度过学前的无忧时光。

燕山星城幼儿园园长杨毅对过去三年大班第一学期与第二学期的人数进行了比对。“从2019年的减少23人到后来不断增加，今年则出现了明显回流。”她说，过去幼儿园周边学前班泛滥，每年大班第二个学期会流失近四分之一的幼儿。在商家的宣传鼓动下，许多家长把孩子从幼儿园送到了学前班。

“学前班过度、超前教授幼儿知识，也导致小学‘零起点’教学落实艰难，形成恶性循环。”杨毅说，自教育部颁布《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以来，越来越多家长在幼儿园的引导下逐渐意识到幼小衔接的真正意义，不再让孩子过早背负沉重的学习负担。

“双减政策落地后，幼儿园大班的在园人数得到了保障。”朝阳区教科院学前教研部主任黄培说。2021年，朝阳区制定了《进一步推动幼儿园与小学学科衔接实施方案》和以3年为周期的具体措施。目前，全区近400所幼儿园和周边小学都进行了“手拉手”。日常开展幼小共研、互培、互访，有效转变幼儿园和小学教师及家长的教育观念与教育行为，逐步形成科学衔接的教育生态。

三里屯幼儿园与白家庄小学对接后，该园教科研主任张雅静说：“幼儿园老师在与小学互访后发现，小学的要求和幼儿园预想的不一样。”随着交流的深入，幼儿园完善了关于“好习惯”的培养目标，小学则同意给新生留出更多适应时间。

家长担心入学准备不足

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虽然“双减”政策有效降低了学前班热，让孩子们回到了幼儿园中，但依然有相当多家长认为孩子在学前应接受拼音、数学、汉字等方面教育，甚至不惜牺牲休息时间在家亲自授课。

“幼儿园什么都不教，只能自己在家上课。”一位家长说，孩子通过网课认字，学数学、英语仍比较普遍。另外，也有一些家长通过“攒班”方式邀请老师来家中授课，或者自己利用周末开设家庭小课堂。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关于幼小衔接的调查显示，八成以上家长表示孩子在上小学前接受过或计划接受汉字认读、汉语拼音、英语、逻辑思维、数学计算等学科类学习培训。有近一半的幼儿园大班孩子每周参加学科类学习培训的时长超过3小时，超过10%的孩子每周培训时长超过6小时。

上述调查还显示，多数家长仍有过度重视知识储备的倾向，将学习排在入学准备的第一位。在此观念之下，不少家长自己辅导和使用线上App进行学习辅导。家长最期待幼儿园能为孩子做的工作为“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如专注力、倾听能力等”。在学习方面排在前三位的“家长最担心的事”分别为：担心孩子注意力不集中、担心孩子学习习惯不够好、担心孩子学不会拼音。

此外，不少学前家长对“双减”政策的执行效果存在疑虑和不确定感。家长比较关心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小学一年级能否做到“零起点”教学，能否完全落实“双减”政策……这些担忧，成为家长入学准备焦虑难以有效缓解的重要原因。

增加透明度，确保“零起点”

半月谈记者采访了解到，家长焦虑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对小学情况“不了解”。受访专家认为，下一步应在促进幼儿园与小学联动的基础上，提高教育“透明度”以减少家长焦虑。第一，阐明“知识抢跑”并不具备持续效应。华东师范大学学者刘怡倩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学龄前学习过小学阶段知识的学生，他们后期的学习适应性反而比没有学习过小学知识的学生差”。“幼儿园通过对部分毕业生的追踪发现，学前有过训练的孩子入学初期在知识上有一定优势，但到了二三年级，学习习惯、自我管理、社会适应等综合能力更重要。”黄培说。第二，增进幼儿园和小学双向课程衔接。北京教科院早期教育研究所所长苏婧提出，在加强幼小衔接教育研究与课程实施过程中，要遵循教育部印发的《幼儿园入学准备教育指导要点》与《小学入学适应教育指导要点》要求，幼儿园、小学以及社区应联合为幼儿及家长开展多种观摩体验活动，不仅满足儿童知识经验的衔接，而且注重情感与社会性的衔接。第三，加强对家长的指导，缓解焦虑。“家长应树立全程全面、双向多维的幼小衔接理念，不能把注意力只放在学习适应上，尤其要更多关注孩子的习惯养成和社会交往。”苏婧说，过度重视知识准备不仅加重了儿童的学习负担和心理负担，还容易造成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发展不均衡。受访专家建议，以幼儿园和小学为依托，向家长提供更多指导性资源，帮助家长了解如何为儿童上学做好准备。

万物生长靠太阳。不同波长的光，为不同作物创造最佳生长条件。10年来，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周艳虹教授尽心于从光谱中寻找不同蔬菜作物的“生长密码”，为现代设施农业插上智慧的翅膀。

一束光的“生长密码”

在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五楼的一间“植物工厂”里，上千株番茄幼苗植株在LED光照下努力生长，其中几株已经结出青色小果。“这是我们培育的耐低温番茄新种质，基于LED功能光谱的光环境调控技术，可以有针对性地调控作物不同生长阶段的生长发育需求。”穿梭在一排排番茄幼苗中的周艳虹说。

周艳虹教授（左二）与科研团队成员在“植物工厂”中工作

早些年，人们认为光对作物的影响仅取决于光照强度，但如今，科学家们通过大量实验证明，光不仅是作物生长的重要能源，不同的光环境还可以调控作物生长发育。

“比如大棚里种番茄，总是容易着色不良，口感也不够好，这是因为大棚内光照强度弱或光照时间不足，而且远红光比例较高。”周艳虹说，她和团队研究发现，只要傍晚补充低强度的蓝光，就能显著提升番茄的品质，果实更具光泽，味道也会更浓郁。

操控光来让蔬果作物长得更好，原理并不复杂，但要达到理想的效果，却需要久久为功的探索。周艳虹和她的团队倾注10多年的心血，提出一整套植物光环境调控方法和策略，创建了基于功能光谱、光周期和光强的补光新方法，利用LED光环境提高作物产量、品质和抗性。

好技术，要让老百姓用得起

这项技术与市场上常见的植物荧光灯等补光产品相比，每亩少投入成本30%~50%，生产能耗降低50%以上，生产效益整体提升25%。周艳虹说，只有老百姓真正用得起的技术才算是好技术。

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板桥草莓生产基地和山东省博兴县的日光温室番茄长季节生产基地分别于2016年和2017年开始应用该项技术。

“草莓早晚补光一小时，阴雨天气则全天补光12小时。番茄每日早晚各补光2小时，如遇阴雨、雾霾等天气，全天补光15小时。”基地农技人员介绍，通过补光，两地草莓糖度提高2-3度，单季增产37%，番茄集中采收上市期提前9天，整个采收期增产15.1%，营养品质也显著提高。

近10年来，我国设施农业快速发展，在体量上已占世界总量近八成。取得这一成绩与技术突破密不可分。如今，周艳虹团队研发的多项光环境调控技术已在山东、河南、浙江等地设施作物冬春生产中广泛应用。

“土”学科有大学问

说起来，周艳虹的专业“蔬菜学”许多人都觉得“土”，当年她进浙大时兴冲冲向别人介绍自己的专业，人家还不耐烦——“不就是拿个锄头下田种菜嘛！”其实，“土”学科里，蕴藏着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密码。

周艳虹团队提出的土壤自毒物质消除技术、抗性诱导技术，解决了农田“一年旺、三年黄、五年荒”无法连续耕种的连作障碍难题；LED光环境调控技术与生物质二氧化碳加富技术则可支撑设施蔬菜提质增效、绿色高效生产……

近些年，国家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我们就是要做‘有用’的研究，找到农民‘用得起、效果好’的技术。农产品提质增产、农民增收，让我最有成就感。”周艳虹说。

现代农业正向着机械化、轻简化、智慧化、清洁化的目标快速发展，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把“智慧农业”的建设写在显著位置。“农学贵在研以致用。浙江大学涉农院系超过50%的硕博士研究生以成为创新应用型农科人才为目标，这也正是我对青年一代的期待。”周艳虹

15日，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布通知，调整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这是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以来，首次下调首套房贷款利率下限。

当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布的通知称，对于贷款购买普通自住房的居民家庭，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调整为不低于相应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减20个基点，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下限按现行规定执行。

在此之前，全国层面执行的利率下限是首套房贷利率不得低于相应期限的LPR，二套房贷利率不得低于相应期限LPR加60个基点。政策调整后，按照4月20日发布的5年期以上LPR测算，首套房贷利率不得低于4.4%。

记者了解到，此次政策调整主要针对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存量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仍按原合同执行。

也就是说，如所在城市政策下限和银行具体执行利率跟随全国政策同步下调，居民家庭申请贷款购买首套普通自住房时，利息支出会有所减少。

我国房地产市场区域特征明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和首付比例确定遵循因城施策原则，并采用全国、城市、银行三层的定价机制。不过，在实践中，多数城市直接采用了全国政策下限，没有额外再做加点要求。

此次全国政策下限调整后，各地政策是否会同步调整？

其实，3月份以来，由于市场需求减弱，房贷利率已经历过一波调整，且主要是发生在银行层面。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介绍，全国已经有一百多个城市的银行根据市场变化和自身经营情况，自主下调了房贷利率，平均幅度在20个到60个基点不等。同时，部分省级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也配合地方政府的调控要求，根据城市实际情况，在全国政策范围内，下调了本城市首付比例下限和利率下限。

“这是城市政府、银行根据市场形势和自身经营策略，做出的差别化、市场化调整，适应了房地产市场区域差异的特征。”邹澜说。

相关数据显示，当前商品住宅销售额出现下滑，个人住房贷款发放额也有小幅回落。新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表明，4月住户贷款减少2170亿元。其中，住房贷款减少605亿元。

此次通知明确提出，在全国统一的贷款利率下限基础上，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各派出机构按照“因城施策”的原则，指导各省级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根据辖区内各城市房地产市场形势变化及城市政府调控要求，自主确定辖区内各城市首套和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加点下限。

专家认为，在城市贷款利率下限基础上，下一步银行业金融机构将结合自身经营情况、客户风险状况和信贷条件等因素，合理确定每笔贷款的具体加点数值。

人民银行表示，房贷政策调整旨在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全面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支持各地从当地实际出发完善房地产政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自由安排效率高

不用通勤还挺好

朝九晚九忙不停

居家办公更辛劳

哪个是你呢

受疫情影响

很多人都开启了居家办公模式

有的人说

居家办公更自由了

可以午休

可以做饭

不必在领导的目光中

刻意表现出忙碌的样子

完成工作后就能自由支配时间

也有的人说

居家办公更累了

从睁眼干到闭眼

一天要开5次视频会议

上下班失去了仪式感

生活与工作的界限被模糊

一会儿要下楼核酸

一会儿该做饭了

有娃的还要一手带娃一手工作

在家总有各种各样的干扰因素

工作效率也变低了

甚至有的企业

担心员工居家摸鱼办公

想出了五分钟打卡一次的招数

员工因害怕被罚而不敢上厕所

特殊状态下的居家办公

引发了不少讨论与思考

有网友这样形容

“员工眼中的居家办公

我为公司节约了办公成本

老板眼中的居家办公

我的员工会不会偷懒摸鱼”

事实上

无论是居家还是通勤

完成工作任务、提升工作效率

才是企业与员工的一致目标

疫情背景下的居家办公

更多了些无奈

比起消耗情绪和信任成本

企业与员工更应该相互理解

才能保证业务正常运转

作为员工

要及时调整状态优化工作方式

作为企业和用人单位

也要给予员工有足够的尊重和信任

当居家办公成为常规选项

个人又应当怎样调节呢

谈谈为大家提供以下小建议

建立独立的办公区域

执行熟悉的办公时间

制定计划提升办公效率

接纳负面情绪学会适当宣泄

那么，对于居家办公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快来留言区说说吧！

为增添开学仪式感，广州王女士给读小学三年级的女儿网购了个新书包：粉色双肩带，正面有光滑的涂层，印着鲜艳的美人鱼图案，拉链上还吊着心形挂件。“女儿一眼看中，到货后爱不释手。”王女士说。

眼下，色彩鲜艳、图案印花时尚、挂饰新颖、防水防漏的书包备受青少年青睐。然而，这类书包不少存在有害物质超标的隐患。

部分书包检出有害物质超标

半月谈记者在网购平台及文具市场随机购买了不同产地的10个书包，送广州广电计量检测发现，书包大多含有增塑剂——邻苯二甲酸酯及氯化石蜡。

检测人员对送检的书包进行检测

专家介绍，邻苯二甲酸酯类增塑剂用于印花、烫画、涂层、挂饰，会使产品颜色鲜艳，还具备防水、防渗漏功能；氯化石蜡分为短链、中链和长链，添加在橡胶、皮革、纺织品等工业产品中具有阻燃增塑润滑等作用，会增加塑料的柔韧度，提高触感。

但这些物质具有一定毒性。邻苯二甲酸酯的危害主要为干扰人体内分泌、致畸、致生殖系统病变、提高乳腺癌发病率等；若流入自然界也将造成环境污染。短链和中链氯化石蜡可致畸、致癌、致突变。

广电计量化学有机检测主任林炼锋说，从检测结果上看，9个书包邻苯二甲酸酯超过新国标要求，7个书包检出短链氯化石蜡，5个书包检出中链氯化石蜡。学生们每天和书包相伴，长期与含有邻苯二甲酸酯、氯化石蜡的书包接触，有毒物质可能会通过呼吸道、皮肤等进入人体，对孩子身体健康造成损害。

标准有缺失，监管有空白

为了让书包更美、手感更好，厂商有添加增塑剂的冲动，需要相关部门作出硬性规范。今年2月1日，我国文具行业唯一强制性安全标准《学生用品的安全通用要求》正式实施。在这一新国标之下，对书包的有害物质检测更为严格。不过，也有专家表示，新国标尚未覆盖一些常见有害物质。

广东省科学院测试分析研究所（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医药化工实验室二级研究员吴惠勤说，短链氯化石蜡这一有害物质，新国标里尚未涉及；邻苯二甲酸酯通常包括6项，新国标里只规定了其中3项，就连塑胶跑道标准都已将这6项全部列入。

相关检测机构工作人员还告诉半月谈记者，现在各地送检的书包，如果是在新国标正式实施前生产的，仍然沿用旧标准；如果是之后生产的，才使用新标准。这就意味着，仍有部分有害物质含量超标的书包在市场流通。

与此同时，相关市场监管部门尚未针对新国标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其开学前开展的专项检查重点集中于在售儿童玩具和学生用品是否有厂名厂址、产品合格证、安全注意事项及警示标志等。

多管齐下，守护“书包安全”

专家建议，应进一步完善标准，加大宣传力度和市场监管强度，让孩子们背上“绿色书包”。

吴惠勤建议，将6项邻苯二甲酸酯全部列入限制，总含量应不超过1000 mg/kg。同时，增加短链氯化石蜡及中链氯化石蜡限量指标。这两种物质已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列入《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禁止使用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清单之中。

林炼锋建议，相关部门加强对书包安全的监管。由于新型有毒有害物质不断增加，生产企业也要加强对新型有害物质的关注并从源头避免使用。

“对消费者来说，应尽量选择正规品牌，注意查看产品信息，避免选购‘三无产品’；尽量选择款式简单、装饰少，以纺织品为主要原料的书包。”林炼锋说。

我们从未忘记那一天

2008年5月12日

8.0级特大地震突袭四川汶川

大地颤抖，天崩地裂

数万人遇难，举国同悲

灾难面前，救援人员不曾放弃

创造了一个个生命奇迹

14年过去了

我们见证了废墟上的重新站立

那些地震中的少年们

如今怎么样了？

01

2008年，11岁的饶洪银

是一名小学五年级学生

地震中，饶洪银不幸被掉落的预制板

死死压住

在废墟中苦苦坚持数小时后

终于被赶来的人民子弟兵救出

长大后，饶洪银考进三峡大学

就读中医专业

当年被救的经历

让他的心中一直埋藏着

一颗参军报国的种子

2020年9月

已经取得研究生入学通知书的他

毅然决定参军入伍

他说，“当年是解放军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如今，军营也成就了更好的我”

02

2008年，9岁的汤星月

还是四川汶川映秀小学五年级的学生

她在地震中埋在地下6个小时后被救出

然而因为脊椎受伤及髋关节脱位

她的身高停留在了1.3米

从小爱唱歌的她

地震后依旧坚持爱好

并得到好心人士的帮助

免费系统学习音乐

最终，她考入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音乐表演专业

△儿时的汤星月

大学毕业后

汤星月到四川一所乡村学校做音乐老师

她说，自己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

“我想用歌声为人们带来快乐

也想用音乐

去帮助更多像我这样的人

走出困境，重新面对生活”

03

2008年，15岁的王睿

在汶川大地震中失去右腿

之后，王睿安装了假肢

重新站了起来

2009年，在家人的鼓励下

她成为乒乓球运动员

几乎零基础的她，为了迎头赶上

每天训练超8小时，摔倒成了“家常便饭”

在一次次奋力挥拍中

她一路打进国家队

最终在东京残奥会上

和队友一起夺得乒乓球女团冠军

赛后，她接受采访时的一段话触动无数人

“我是汶川大地震的一名幸存者

感谢乒乓球给我第二次生命

我终于圆了奥运冠军梦

为国争了光！”

04

2008年，牛钰11岁

汶川地震中，她被一块石板

压在了坍塌的教室废墟下

她坚持三天三夜等来了救援

保住了性命，却永远失去了右腿

从难以接受

到慢慢与不完美的自己和解

2021年上海时装周

牛钰踩着假肢走上T台

用“机械小钢腿”征服了所有人

平时的牛钰

做视频博主、平面摄影师

跑马拉松，做公益

她靠乐观活出了明亮的人生

她说

“如果不是国家强大

救援人员不会那么快到达

我是被爱包围长大的孩子

我想把这份爱传递出去！”

05

2008年，曾家富9岁

他的家乡都江堰在地震中遭到重创

临时板房内

一位解放军叔叔送他笔记本、水彩笔

鼓励他要坚强

后来还资助他上学

带他走出了那段艰难时光

2021年，曾家富追随恩人脚步参军

并幸运地找到了

当年帮助自己的“铁军”叔叔

新兵授衔仪式现场

“铁军”叔叔亲自为他戴上军衔

他站姿笔挺，却泪流满面

他说

“有幸成为‘铁军叔叔’的战友

我绝不让‘铁军叔叔’失望！”

06

2008年，冯昱洁12岁

震中就在他的家乡

冯昱洁跟随父亲作为第一批志愿者

进入了北川灾区

冯昱洁负责撒生石灰、喷消毒液

一些简单的工作

在那里，年幼的他目睹子弟兵冒死营救

立志参军入伍

高中毕业后，冯昱洁如愿参军

经过日复一日的高强度训练

曾经是“旱鸭子”的他脱颖而出

被选到“蛙人小分队”

成为海上救护尖刀力量的一员

他说，入伍的初衷

是想变得像当年的解放军叔叔一样强大

“想救人，必须要足够强大！”

面对突如其来的苦难

少年们没有就此低头

他们在伤与勇中重新出发

用乐观与坚强书写人生

今天，我们缅怀逝去的同胞

也铭记危急时刻的生死救援

灾难面前的守望相助

此刻，一起致敬重生

祝福汶川！

5月1日，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正式施行。5月8日，以“技能：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2022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

11年前，周浩从北京大学退学、转至技工学校就读，轰动一时，成为职教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11年后，在职业教育的讨论热度仍在持续的时代背景下，当年的“吃螃蟹”者又有着怎样的“职教观”？“新华视点”记者近日直接对话周浩，追问他在职教之路上的思考。

1如何看待自己的选择？

2011年，周浩从北京大学退学，选择去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就读。经媒体报道后，这一选择引发争议。

不少人从现实考量，觉得人应往“高处”走：“北大文凭比技校的值钱得多。”也有另一种声音：应发挥自己的独特价值；为了名校文凭，去学习不擅长、无兴趣的东西，不值得。如今的他，对于这一人生转向，究竟是否后悔？

在周浩看来，这只是更忠于自己内心的选择。

从幼儿园起，他就喜欢拼玩具，还自学篆刻。直到现在，一有时间，他就扑在模型上埋头做一天。偶尔发的朋友圈，晒的也是花几年工夫做的模型。

周浩在朋友圈展示自己的作品。

2008年，周浩在高考中取得660多分的佳绩。他本想去实践课较多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但在大家建议下，为了“不浪费分数”，最终报考北大生命科学学院。

但其实，他对生命科学并无兴趣。这段学习经历带给他的更多是痛苦，甚至抑郁。之后，周浩尝试了各种办法：旁听、休学、南下打工，但都没能解决问题。

几经辗转后，他决定退学，学一门自己喜欢、也能养活自己的手艺。

周浩说，虽然自己“弃北大读技校”的做法有点“惊世骇俗”，但社会上不喜欢自己的专业、盲目报志愿的现象相当普遍——太多孩子直到高三仍不知道自己的兴趣所在，也不了解大学各专业的情况与未来方向。他很早就提出，应在中小学教育中引入职业启蒙，让学生对未来的职业发展有更清晰的认知。

新职业教育法第十九条，也已回应这一诉求。“鼓励和支持普通中小学、普通高等学校，根据实际需要增加职业教育相关教学内容，进行职业启蒙、职业认知、职业体验，开展职业规划指导、劳动教育……”

周浩认为，每个人都具有不同潜能，理想的教育应因材施教，帮助孩子更早发现和培养属于自己的潜能。

2职校生“就业好、地位差”的现象改变了吗？

“宁愿去最差的普通高中，也不去职业学校。”有家长担心，一些职业学校招生质量不佳，身处其中，孩子会受影响。

教育部2021年数据显示，近5年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率持续保持高位水平。不过不少人认为，职校生就业率虽然很高，但不容易找到“体面”的工作；与普校生相比，未来发展也会面临更多瓶颈、更高门槛。

从普通教育转至职业教育体系的周浩，对此也有切身体会。

2014年，从技师学院毕业后，周浩选择留校任教。站上讲台后，他很快意识到，责任不一样了。“老师的一句话，很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他发现，在传统教育体系和社会观念里，技校生常遭歧视，也易自卑。教师要做的，首先是帮他们重塑自信。

他讲了一个事例：不少学生可能并不在乎一台普通机器能不能修好，但当他们得知自己维修的机床要用于航天事业时，态度就不一样了。“要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工作是有价值的。”

但与此同时，隐形门槛与“天花板”依然存在。

周浩注意到，长期以来，一些用人单位更重视外在学历，而非岗位与能力的匹配度。为了有更好看的学历，不少中职学生选择继续读高职和硕士。“用人机构需要进一步转变观念，并提升专业评估能力。”

职校学生毕业后，也面临薪资待遇上的落差。一些学生会直接问他：“数控机床维修这么难、这么苦，我们好不容易学会了，为啥每个月还是只能挣几千块钱？”“作为高技能人才，为什么收入达不到中层管理人员水平？”……

甚至他自己，也会遭遇职场“天花板”——随着学校发展壮大，教师中有越来越多硕士、博士，无论是评职称还是晋升，周浩的学历都没有优势。

3平等之路还有多远？

新职业教育法明确，“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

在周浩看来，平等的法律地位是好的开始，但要实现事实上的平等，依然任重道远。

职业教育究竟如何“破局”？他不止一次思考过这个问题，也认同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原院长童华强的观点——当务之急，是在工学一体化课程体系建设和师资培养等“内涵”上发力。

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在教师培养方面肯“下血本”：学校会出资十几万元，送教师去一流企业脱产培训几个月；设计“四级梯度”发展体系，从普通教师、一体化教师、课程负责人到专业负责人，老师们有明确的上升路径。

2017年，童华强离开技师学院，创办教育咨询公司，希望帮助更多职校提出改革之策。2019年，周浩也加入该公司，从职校老师转型为“职校老师的老师”。

通过研究国内外专业、去企业调研访谈、组织专家访谈会，他们帮助职校老师一步步梳理工作任务关键点和技能提升点，构建一体化课程体系，“通常一个专业要做三年，才能形成系统体系。一套方案数百万字，要反复打磨数易其稿。”

开展教育咨询项目后，“一些老师成长很快，学校也快速发展。大家能看到，这几年有些职校开始‘冒’出来了。”对此，周浩感到欣慰。

而在提升教学质量之外，社会观念的改变则仍需时日。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低，背后有价值取向、社会机制和教育自身原因。一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及“轻百工之人”的观念根深蒂固；二是社会结构存在等级梯度；三是教育目标更多是培养“人上人”，而非培养“人中人”、着眼健全人格与创造幸福。

周浩认为，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全社会的观念更新。只有在社会层面改变选人用人机制，在教育层面改进内容方式，在个体层面改变认知期待，“厚植尊重实践的工匠精神，鼓励多元发展的文化，整体社会认知改变，职业教育才能更多吸引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4如何让更多人安心实现“职教自由”？

有专家认为，培养过多学术型人才，会与社会需求脱节，中国更多大学应开展职业教育，培养职业技术人才、应用型人才。

在深圳打工期间，周浩曾遇到一个一起卖软件的女孩。其他人感觉完全一样的颜色，她一眼就能看出区别。但可惜的是，她既不知道自己具有超常的艺术感知力，也没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

周浩觉得，很多孩子都与这个女孩一样，具有不同潜能；但普通教育更多强调语言能力与逻辑思考能力，一旦学不好语文、数学，便被定义为“失败者”，其他潜能也被“封印”起来。

“理想的教育，应更多按照孩子的天性与潜能培养人才，而非简单依据成绩分流。”周浩说，要让学生拥有在不同教育轨道上自由切换的可能性，令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真正融通。

童华强常说的一句话，也令周浩印象深刻：教育的精髓是“人的发展”。

周浩注意到，职校学生可能在职业发展初期更具技能优势，但越向上走，综合学习能力强的学生越有潜力。因此在课程设计中，他反复强调，职校要注意培养学生的职业发展能力。

“职校学生也应学习综合知识。要为充满变数的未来培养技术人才，而非仅仅根据当下需求培训技术工人。”

一次，为了给某职校景泰蓝专业增设“初创课”，周浩与老师沟通小半年，甚至多次争吵。老师起初认为，中级工没有设计基础，无法创作。而在开设“初创课”后，一些学生的设计令人眼前一亮，呈现出更广阔的可能。

“创意需要被激发，且越早越好，这能让学生对职业产生更多认同感、成就感。”展示这些设计图时，周浩很兴奋。这是他最有价值感的时刻。

周浩觉得，每个人都有最适合自己的道路。他也在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上，逐渐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意义，以及自己在时代中的位置。

近期，全国各地新冠肺炎疫情多发，防控形势严峻。疫情不仅威胁着公众的身体健康，也大大影响了人们的心理健康。有人出现紧张、恐惧、焦虑等负面情绪，影响工作与生活。疫情之下，如何避免出现“心理红码”？

正确对待隔离和“变码”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教授张燕建议，疫情之下，一些人面对突如其来的出行限制，可能会出现对未来产生不确定性等心理应激反应，空间的封闭隔离容易加剧孤立无援的恐惧感。

心理疏导工作者接听热线电话

张燕说，隔离者要有正向思维，应明白住院集中隔离是为了防止疫情扩散的非常手段，能够更专业地救治病人，提高治愈率，且尽量减少疾病对周围人群的传播，力求在最短时间内解除危机。

湖南省人民医院心理专家万欢建议，当隔离时出现焦虑情绪，可以通过放松训练或其他可以转移注意力的方式，来帮助缓解焦虑情绪。如果仍觉得收效甚微，头脑里有很多消极悲观的念头，应反映给医生，专业的精神心理医师可帮助走出困境。

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副教授张丽说，疫情防控期间被赋黄、红码的人员，可及时获取权威、科学、正向的信息，了解官方对于红黄码管理及转码流程；保持良好的身心状态，包括保持科学的自我防范意识，及时调整自己的生活日程，如在“变码”期间出现焦虑、烦躁、不安、愤怒等情绪，要及时疏导，多与亲友们交流，获取支持，共渡难关。

控制接收信息时长，及时寻求帮助

张丽建议，广大群众应在疫情期间积极接纳自己的情绪，当出现严重不良情绪时，积极寻求帮助。如果出现了恐惧、无助、无望、空虚、迟钝与麻木等情况并且持续时间超过两周以上，可以拨打心理咨询热线或找专科医生就诊。

疫情的出现，电视、网络充斥大量信息，造谣、辟谣消息随处可见，超出了人们的心理负荷。张丽建议，一方面相信权威来源信息，增加安全感。建议控制自己接收信息的时间，每天尽量不要超过1小时。避免接触太多涉及疫情的信息让自己出现焦虑情绪。

另一方面，加强自我积极暗示，培养积极情绪。张燕说，可以暗示自己“这种情况确实麻烦，但我可以应付”“我有能力应对生活挑战，一切都会好起来”“这一刻我仍然拥有健康，我要继续努力生活”。

“大白们”的心理调适同样重要

张燕指出，在应激条件下，一线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医务人员出现焦虑、紧张、恐惧情绪，持续的压力会导致悲观、绝望、抑郁、狂躁等。对此，心理调适一般原则是：注意饮食、保证营养；保证轮岗轮休，保持心情舒畅。

处在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要了解在灾难条件下会出现一些和平时不一样的心理、行为反应，这是正常的；允许自己出现负面情绪，并及时观察与调整；找到自我减压放松的方法，允许自己示弱；当感到无法承受压力时，及时倾诉；改变不良认知，防止灾难化思维，避免追求完美，以偏概全。

张燕说，医学不是万能的，医学是“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医务人员要及时寻求社会支持，保持和家人的联系，从家人的支持中获取温暖和力量；与同事之间相互支持，适时分享感觉与经验，同事之间可以相互鼓励、打气，相互肯定；处理问题时采用成熟的方式，解决问题而不是逃避问题。

万欢建议，医务人员还可以通过科学运动等方式调适心态，提升心理弹性，增加自己的抗压能力。

2022年5月9日，百岁“人民艺术家”秦怡于4时08分在华东医院逝世，享年一百岁。这个中国百年电影史的见证者和耕耘者，这个“人民艺术家”和“最美奋斗者”，走完了整整一百年的光影人生路。

择一事，终一生

1922年，秦怡在上海出生，抗战爆发后，16岁的她为奔赴抗战前线而离开家庭，辗转来到重庆。因缘际会踏上舞台，秦怡就此走上了艺术道路。 

抗战时期，秦怡是重庆的话剧四大名旦之一，用文艺作品宣传抗日；抗战胜利后，她通过大银幕里一个个鲜活的角色，继续为观众带来精神鼓舞。 

《铁道游击队》里与敌人周旋的芳林嫂、《马兰花开》里能顶半边天的拖拉机手马兰、《青春之歌》里视死如归的共产党员林红、《女篮五号》中敢爱敢恨的篮球手林洁…… 

作为百年中国电影史的见证者和耕耘者，秦怡在银幕上留下了许多经典的女性形象。 她曾说，“作为演员，终身追求的理想，应该是把自己从文艺中得到的一切感人的精神力量，再通过自己的表演给予别人”，“有一些精神可以得到弘扬，给人心灵启迪”。 
 电影是一生的追求

“严冬腊月往河里跳，酷暑也要往火里钻。”对待表演艺术，秦怡永远充满着激情。 

即便已经步入高龄，她依然为电影事业倾尽全力。

2014年，九旬高龄的秦怡登上海拔三千多米的青藏高原，拍摄电影《青海湖畔》，从筹备到开拍，她自编自演，字斟句酌，全程亲力亲为。

《青海湖畔》以修建青藏铁路为背景，秦怡多次表示，她对新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怀有崇高的敬意，希望晚年多为科学家们讴歌和创作。 

95岁时，秦怡还在陈凯歌导演的电影《妖猫传》中客串角色，戏份不多，却让人十分难忘。 

“电影是我一生的追求，活得越老，追求越多。我始终觉得，无论是痛苦还是欢乐，我们总要以满腔激情去拥抱事业。表演就是我的事业，就像是我的一支永远唱不尽的歌。”她曾这样说。

2019年，秦怡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
 爱从“小家”走向“大家”

在舞台和银幕上有着很高艺术造诣的秦怡，生活中实则经历过绵长的痛苦。

她曾数十年如一日，悉心照料着患有严重疾病的儿子，以柔弱的肩膀担负起家庭重担。 但对社会公益活动，她常常积极参与，多次慷慨解囊，无私奉献。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秦怡拿出自己绝大部分积蓄，先后捐出20余万元。她不顾医生反对，在刚做完腰椎手术后不久就前往都江堰参加上海援建小学的开学典礼。 

青海玉树地震，她再次捐款3万元，并参加大型慈善拍卖等公益活动。 

“一个人活在世上，有再多的钱也好，再怎么被说漂亮也好，得再多的奖也好，总有一天，你是要走的。你走了，一切就都消失了，多好的东西你都拿不走。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最要紧的东西是什么？还是一个价值——自己给予这个世界什么。别人不会在乎你得到了多少，而是看你付出了多少。”这是秦怡朴素的价值观。 

 上海电影家协会主席任仲伦在谈到秦怡时曾感叹：“她一生创作了很多优秀角色，其中最成功的，是她严谨地塑造了自己的形象——一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 

一路走好

可以低头工作，但绝不向工作低头。作为互联网原住民，Z世代的新新人类如今已经开始批量登陆职场。独有的价值观、行为准则和成长经历，使得他们成为一股新兴职场力量。不做“职场隐形人”，Z世代正在重新定义职场规则。

“站着挣钱”

近期，重庆一女子小刘因下班后拒绝参加单位应酬被公司辞退，此事引发热议。就在一些职场中年人觉得“这算什么事，不就是下班后去喝个酒吗”的时候，新一代的职场人、Z世代的新人们已经把工作和生活切割得清清楚楚了。他们边界清晰，认为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下班后是私人时间，加班需要加班费。还有一些网友表示：我们也不是不能加班的“小公举”（小公主），只是在朝气蓬勃的20多岁，我们更希望把时间用在刀刃上，下班后我们还要去听直播课，看专业书，充电学习考证…

Z世代职场新人们突破传统规则、张扬自我个性的工作理念和行为方式，已经成为职场不同凡响的存在。媒体上常见的Z世代职场话题多是挑战领导权威、挑战公司制度、挑战常规职场文化、离职率高等。Z世代工作不上心、不主动、不好带的刻板印象，从另一侧面也说明他们正在定义自己的职场规则。

前不久，一名互联网大厂应届生在公司群中批评管理层“无必要强制加班”，指责公司为了赶项目要求员工加班加点工作，连休息时间都没有，再次激起了网友对互联网行业加班文化的抨击。

在常人看来，这个应届生的做法大胆且出格，但在Z世代的职场新人们看来，这位职场新人强调劳动尊严，重视人格平等，敢于发声，主动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维持体面生活才是目的，工作只是实现的手段，要“站着挣钱”。

不做“职场隐形人”

2021年，智联招聘发布了《2021Z世代职场现状与趋势调研报告》，从职场角度对Z世代给出了清晰的画像：在工作态度方面，Z世代“兴趣至上，工作内容符合口味比升职加薪更重要”的比例明显高于前辈们；和工作强度相比，工作能够带来怎样的成就感和价值感，逐渐成为Z世代人群每天思考的问题。同时，他们也正在逐渐摒弃固化的职场观念，更加渴望拥有职场话语权，不再做“职场隐形人”，愿意为摆脱桎梏而发声。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整个社会思潮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认为钱买不来个人自由，反对无休止的无偿加班。相对于工作绩效和升职加薪，劳动者的自我主体感受更加重要。与此同时，还有官方背书支持，为确保劳动者休息权的实现，国家法律对延长工作时间的上限予以明确规定。有网友评论说：挣钱的目的是改善生存方式，活得幸福，“996工作制”让人成为工作的工具，没时间享受生活时光，也不利于消费市场的拉动。

另一方面，不同于前代，Z世代受个性自由思潮影响较大，且从小物质生活相对富足，对于侵害自身权益和尊严的不公容忍度低。和前辈们相比，Z世代更注重心理感受和情绪变化，除了拥有饱满的工作热情外，他们有的是大把时光、精进机会和试错成本。

“工作不顺心，大不了换一份从头来，没必要整天压抑自己的情绪”“趁年轻，我还是想做一个有原则的人，腰哪能随便弯呢？”“只要有能力，我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新工作。甚至再退一步，我可以当自由职业者，为自己‘打工’”……Z世代更加敢于表达自我，他们站出来反对庸俗的职场酒桌文化、控诉职场PUA。对于职场不公，他们通过网络将事实与情绪公之于众。他们反对内卷，更加在意自身工作感受。他们甚至快意恩仇，“大不了换一份工作”是他们独有的职场洒脱。

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

随着Z世代逐渐成为职场主力军，他们对于工作的态度以及对于职场规则的重构，让为劳动者营造平等、有尊严感的就业环境成为现实之需。给予每一位平凡的劳动者应有的尊严，成为一种趋势和全社会的价值取向。

如今，一些领导层和管理者也被倒逼着不断转变管理理念、改变领导方式。以往以管理者个人喜好为中心的粗放型管理模式，逐渐被职场淘汰。今非昔比，领导者们应该看到自己已经不再拥有决定员工人生的权力，也别尽想着去把Z世代改造成工具人。比起父辈们视单位为“第二个家”的奉献关系，Z世代更愿意把公司当作盟友。而在同盟关系里，没有人会要求员工单方面讨好老板，而是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实现更大的价值。就像李诞在《奇葩说》里说的：其实现实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站着把钱挣了”还是“跪着把钱挣了”的选择，大家都是商量着把钱赚了。谁也不用讨好谁，只有把工作做好，大家才能光明磊落、合作愉快地赚钱。

事实上，Z世代的职场人不光敢于发声，还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他们在为自己争取到的更多的时间里，有的为动物保护奔走、有的向困难群体伸出援手、有的抓紧时间充实自我，他们的人生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精彩纷呈。

时代已经赋予Z世代开放包容、勇于创新的精神，使之成为创新中国的又一批中坚力量。作为庞大的职场新力量，Z世代的成长与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生活的变革、潮流的演进同频共振。从Z世代的价值选择中可以看出，他们是值得期许和托付的一代，也是堪当大任的一代。

当然，Z世代也需要砥砺自我、完善自我、负重担当，在用个性定义职场规则的同时，还要不断用奋斗定义火热青春、定义出彩人生。

弘一法师出家，老友去寺里看他。一碗粥，一碟咸菜。老友尝了一下，惊呼太咸，要换一碟给他。弘一法师淡淡地说，咸有咸的味。

真是出家人不打诳语，一箪食，一瓢饮，无非是饥来吃饭倦来眠。

这是一种日常。还有一种日常，“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除此之外，差不多都是好吃佬。

好吃佬里头有些特别的。有一回，看报纸上有则轶事，解放前上海有个叫沈似的人很会吃，祖上留下的家业吃光后，能卖的卖光，还是吃，终成美食家。

解放后，一无所有，去找工作。人问，会做什么呀？朗声曰：会吃。一时传为笑话，不知怎么传到市长陈毅耳里，陈市长说，让他到国际饭店当品菜师吧。

据说，国际饭店菜品甚高，沈先生的嘴是有功的。一事精至，便可动人，这是一例。

说到好吃佬，不提苏曼殊似乎说不过去。有一回他去易白沙家里做客，吃了炒面一碗、虾脍二盘、春卷十枚，还有许多糖果。

易白沙以为他饿得太久，请他明天再吃饭。他说：“吃多了！明日须病，后日亦病。三日后当再来打扰。”做派颇似古人皇甫亮，在北齐当官，爱喝酒。几天不上朝。北齐皇帝高洋问他：你怎么几天都不打卡？他答：一日饮，一日醉，一日病酒。

苏曼殊曾给在美国的友人邓孟硕写信：“唯牛肉、牛乳劝君不宜多食。不观近日少年之人，多喜牛肉、牛乳，故其性情类牛，不可不慎也。如君谓不食肉、牛乳，则面包不肯下咽，可赴中土人所开之杂货店购顶上腐乳，红色者购十元，白色者购十元，涂面包之上，徐徐嚼之，必得佳品。”面包上抹腐乳，非好吃佬想不出来。

这样一位爱吃的名士，却常常没钱忍饥挨饿。有次孙文先生着人送了二百大洋，没过几天，收到请柬，他要宴客。孙先生哑然失笑，还是赴约了。

这跟弗洛伊德讲的一个人很像，一个穷人上午向朋友借了二十五块钱，说是急用。下午，这位朋友遇见他在饭店吃一盘很贵的奶浆沙罗门鱼。于是上前责备：“你刚跟我借钱，就跑来吃鱼。这是你借钱的意思吗？”穷人回答说：“我不明白你的话。我没钱时不能吃鱼，有钱时又不许吃鱼。请问啥时才可以吃？”振振有词，想来也可爱。

好吃佬里有些愿意舍命的人，比如常州有一士大夫请苏东坡吃河豚。东坡不发一言地吃，等吃美了，长叹一声：“也值得一死。”“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那时，河豚和芦芽做羹，美得很。如今的河豚还有这种吃法，但大多的河豚用来红烧。吃河豚而亡的人不少，日本还在上野公园为这些人树了纪念碑。

不要命的好吃佬毕竟是少数。更多好吃佬，常能克服各种困难，最终如愿，想来甚是可爱。李璜回忆当年和李劼人在巴黎留学的事情。

李劼人想吃烟熏兔肉，并且要按成都的吃法，熏好之后凉拌下酒。那就熏吧，可是李劼人不苟且，一定要用花生壳来熏。“这一购办落花生的差事，又把我跑苦了！法国不产花生，我亦不知其洋名称，图画捉拿，才在巴黎郊外找到。吉卜赛人称之为瓜瓜里赤。我买得的花生斤两也不多，劼人视为珍宝……”

这些好吃佬还只是闻其名，而我老家有一位就住在隔壁。他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山上摘了野果，找一点酒曲，酿了一罐酒。当时没有下酒菜，他去河边拣了一捧小小的石子，回家用盐水煮了，喝一口酒，抿一颗石子，过会儿“啪”地吐在地上。

据说那副陶醉的样子让人垂涎三尺，于是好多人也去河边拣石子，回家煮，一颗颗含在嘴里，但立刻吐掉，都觉得受到了嘲弄。可他只是摇摇头，说了一句，古人就这样干！

多年之后，他已头发花白。我问他盐煮石子，是不是李太白说的“客到但知留一醉，盘中只有水精盐”？他孩童般笑了。说，没想到你也是好吃佬。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愿你如这立夏般阳光，意气风发，恣意昂扬！

青春有为，你只管去奋斗。

盼解封

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也希望疫情早点结束。早点结束这禁闭生涯。

5月1日起施行，取消初中毕业后普职分流！中职生不仅可以读大专，还可以读本科

职业教育法将自5月1日起施行。这是该法实施25年来首次“大修”。职业教育法修订已经连续三届列入人大立法规划，从本届人大列入立法规划到修订通过，也已经过了近4年。

修订后的新法将让众多今年秋季入学的新生受益，因为职业教育法在招生考试制度、高等教育体制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

取消初中毕业后普职分流，这让更多人可以升入普通高中，减轻义务教育“内卷”；明确本科职业教育，高考后填报志愿的选择将更多；写入本科以上层次职业教育，有助于培养更高技能人才。

长期以来，职业教育被认为“低人一等”，初中毕业后读中职无法读大学，有的职业院校毕业生在考公、事业单位招聘、考研时遭遇学历歧视。

如今，职业教育法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不是层次不同，而是类型不同，将让更多学生在职业发展上大有可为。

当然，虽然职业教育在中职、高职、本科、研究生的上升通道更加顺畅，但应明确的是，这并非助长社会的学历崇拜，职业教育的导向是促进就业创业，更高学历是为了更好就业。

目标考核是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抓手。随着国家治理更加系统化，各地治理从过去强调中心目标“切换”到现在统筹多重目标，高度统筹性成为基层治理模式转型的特点之一。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在此治理转型过程中，基层承担的各项任务越发繁重，治理模式转型进度远远不能适应实际需要，出现目标打架、多头重复下达、层层加码等乱象。 基层干部和专家认为，要做好目标统筹工作，不断提升目标管理能力，为基层赋权并提供能力保障。 图片 “既要、又要、还要”，基层任务繁重复杂 同一家能源企业，因全力完成保供任务受到当地能源部门多次表扬，但又因为违规增产被安全监察部门通报批评，被处以巨额罚款……不久前，北方某省一位能源领域工作人员向记者讲述了他的困惑：无论是保供应还是保安全，都不允许出一丝差错；但现实问题是，面对去年四季度新增的保供任务，不违规超能力生产，就完不成增产任务。 “从各个部门看，每项政策都有道理，但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多项政策齐头并进，各项指标全部刚性考核，有的目标之间相互冲突，基层很难执行，有时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位工作人员说。 从过去追求高速增长，到现在追求高质量发展，我国正进入目标多元、政策多元的新发展阶段。在“既要、又要、还要”的多重目标下，基层面临“一难、两难、多难”等复杂局面，又因实际能力与目标要求不匹配，出现诸多不适应表现。 据了解，来源多重、头绪繁多、压力多元的工作任务，导致基层精力分散，难以聚焦于主要业务。 西部一位街道平安办工作人员说，防疫期间，既要填报涉疫地区来返人员数据等各类表格，又要紧盯社区疫情防控工作，还要分心于日常各类名目繁多的督查、检查、考核。基层干部特别是社区工作人员应接不暇。 “上级部门下发大量任务，全压在街道和居委会身上，我们除了无法提供医疗服务外，居民买菜、看病、吃药……几乎所有大小事情都要处理解决，上面却没有派下来多少人力援助。”这位工作人员说，人员短缺问题普遍存在，部分街道、社区依靠仅有的几名全职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勉强维持秩序，身心面临巨大考验。 层层加码、动辄调度，加重基层负担 半记者发现，从强调中心目标到统筹多重目标的治理转型背景下，一些不合理的治理方式进一步加重了基层负担。 ——硬性目标，层层加码。中部某县一名担任了16年党总支书记的村干部说，他现在最发愁的是推动新冠疫苗加强针接种。文件精神要求群众自愿接种，但有的部门又要求百分百完成。有村干部背着百岁老人去接种疫苗，老人的孩子站在身后喊：“俺娘打针出一点意外，你可负责？” 又比如，受疫情影响，部分村民出门打工受阻，光靠种地和打零工收入不足，手头紧，不愿缴纳社保医保养老保险。但上级政府对相关数据提出95%的底线指标。 ——频频使用调度评比。为了应对不断增多的考核目标，定期开展调度评比成为重要的治理手段。然而，有基层干部反映，调度评比有过多过滥的倾向，除经济发展、安全生产、疫情防控等重要任务外，大量琐碎小事也被纳入其中。 南方一位村干部说，前不久镇长开会布置工作，大大小小总共13项，而且全都要调度评比。“连殡葬火化工作也要调度，县里调度镇里，镇里调度村里，村里一个月没人去世竟然还要表态发言。” ——任务下放多，权限下放少。要实现多重目标，需要赋予基层更多自主权力。中共中央、国务院2021年4月发布的《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到，依法授予乡镇（街道）综合管理权、统筹协调权和应急处置权，强化其对涉及本区域重大决策、重大规划、重大项目的参与权和建议权。 然而，不少基层干部表示，面对上级安排的各项任务，目前基层只能被动执行，面对不同部门下发的重复任务，很难快速有效地向上级部门反映，即使反映了，上级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壁垒也不是基层可以推动解决的。 ——遇难题就让“做做工作吧”。干部工资发不了？做做工作吧！项目缺钱申请经费？做做工作吧！遇到群众上访？做做工作吧！不少问题需要上级部门协调解决的时候，“做做工作”就成为重要说辞。 “领导没说不支持，总是先让你做做工作，如果事情还是没解决，那就是工作没做到位。”北方一名乡镇干部说，这两年基层防疫任务陡增，上级下放的任务增加，但发放的资金补助减少。他跟上级部门申请增加公益性岗位，以缓解基层干部的工作压力，却只得到“做做同志们的工作吧”这句话。 强化目标统筹，加大基层保障 大别山区一位副县级干部表示，发展产业是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工作，但乡村振兴由乡村振兴局统筹，产业发展由农业农村部门负责，这两个部门是平级单位，如果上面协调不一致，下面就很难推进工作。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邹东升认为，面对新旧治理模式转变，各地应提升目标管理能力，纠正目标考核中的形式主义问题，整治多头重复下达目标等乱象。 一方面，上级要先统筹好多重考核目标，科学下达，精准实施。其中，既要统筹上下级之间的命令执行关系，也要统筹部门之间的横向协作关系。各部门间建立目标统筹和研讨机制，克服“部门主义”“本位主义”，避免目标打架、多头重复、层层加码等情况。 另一方面，加大对基层的赋权和能力保障，结合实际，强化基层组织对涉及本区域重大决策、重大规划、重大项目的参与权和建议权。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20日表决通过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这是该法自1996年颁布施行以来的首次大修，内容从五章四十条完善至八章六十九条。新职业教育法自2022年5月1日起施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和高水平的技能技术，呼唤高质量的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法如何通过修订与时俱进？将给教育体系带来怎样的改变？“新华视点”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首次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在公众以往的认知中，职业教育定位模糊。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首次明确，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

北京师范大学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院长和震表示，在法律层面规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地位同等重要，有利于塑造社会共识，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新职业教育法对职业教育的内涵作出完善：职业教育，是指为了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使受教育者具备从事某种职业或者实现职业发展所需要的职业道德、科学文化与专业知识、技术技能等职业综合素质和行动能力而实施的教育，包括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

2020年12月17日,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综合职业技术教育中心飞机维修专业教师在给学生上课。

“职业教育最重要的定位，就是为产业发展提供有能力、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同济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副教授李俊认为，完善职业教育内涵，明确职业教育类型属性，在教育教学中注重培养专业实践能力、职业素养，有利于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着力提升职业教育认可度

“职业教育低人一等”“职业学校不是好学校”“职校学生找的工作不体面”……有关职业教育的社会认知里，偏见和杂音时有出现。

在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曾天山看来，受中国传统文化“学而优则仕”等观念的影响，加上职业教育相对普通教育而言兴起较晚，社会大众需要更新观念、破除成见。

对此，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中规定了不少“实招”，着力提升职业教育认可度。

譬如，明确规定国家采取措施，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提出国家通过组织开展职业技能竞赛等活动，为技术技能人才提供展示技能、切磋技艺的平台，持续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和大国工匠；提出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
2021年11月23日，参赛选手在贵州省龙里县中等职业学校参加艺术插花比赛。

“各行各业所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都是不可替代的。职业教育社会地位的提升，仍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主动作为。”和震认为，社会观念应从重视学历转向重视贡献、重视能力；应建立各行各业平等的职业资格框架制度，人人都能在自己的职业轨道上走到相应的高层次等级。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实施职业教育应当注重产教融合，实行校企合作。”其中，“产教融合”一词取代了现行法中的“产教结合”。一字之改格外有深意。

“过去讲的‘产教结合’具有滞后性，企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经常不能及时反映到学校中，企业与学校之间类似‘朋友帮忙’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很不稳定的。”曾天山说，“融合”就是要成为一体，企业与学校共同投入、共同制定人才方案、共同进行人才培养，达到共建共赢。
2021年5月8日，河间市职业教育中心教师在河间市一家企业为学生讲解机床实操。

为了深化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发挥其在校企合作中的作用，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进一步明确诸多举措：国家发挥企业的重要办学主体作用，推动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鼓励企业举办高质量职业教育；企业可以设置专职或者兼职实施职业教育的岗位；企业开展职业教育的情况应当纳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国家鼓励行业组织、企业等参与职业教育专业教材开发。

除此之外，新职业教育法还包含对深度参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企业作出奖励、税费优惠等激励政策。

完善职业教育保障制度和措施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职业教育办学成本是普通教育的3倍左右。

在实践过程中，由于需要更多的场地、设备和耗材，举办职业教育本身就是一项高投入的事业。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林宇2021年底时曾透露一组数据：如今高职的招生数占到高等教育的55%以上，而高职所获得的财政直接投入只占整个高等教育的20％左右。

针对这一现状，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增加规定：国家根据产业布局和行业发展需要，采取措施，大力发展先进制造等产业需要的新兴专业，支持高水平职业学校、专业建设；国家优化教育经费支出结构，使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与职业教育发展需求相适应，鼓励通过多种渠道依法筹集发展职业教育的资金。

“目前，各地的职业教育发展程度基本与地方经济发展程度正相关。”曾天山认为，职业教育发展不能完全依靠政府投入。要在学校的公益逻辑和企业的市场逻辑中寻得结合机制，多渠道增加职业教育投入。

和震表示，国家应优先保障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重大国计民生行业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对于其他新职业、新业态，则可多依靠市场机制进行调节。“社会越发达、越文明，职业教育的价值就越突出。发展职业教育，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满足人们多样学习、进步的需求。

好久没有收到惊喜，今天公司给了一个惊喜，周六不上班。

2021年，中国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由此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但如何准确理解“共同富裕”却也出现了一些认知偏差。共同富裕要回到“大锅饭”时代？共同富裕要“劫富济贫”？海外更有声音将其与平台企业监管、反垄断举措相挂钩，称“共同富裕”会影响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利益。当下，亟需为“共同富裕”正名。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近日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称，“共同富裕”不是平均分配，它必须是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条件下，形成一套更完善的制度，让所有人都能从经济发展中获益。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中新社记者：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理解“共同富裕”？有哪些误区需要纠偏正名？

王小鲁：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有些人把共同富裕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认为共同富裕是“均贫富”，那是错误的。共同富裕不是共同贫困，不是回到吃“大锅饭”的时代，应该是先要把蛋糕做大才能实现共同富裕。怎么能做大蛋糕？经济发展要有效率，而市场经济才能提高效率。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实行计划经济，全国统一分配，每个人贡献多或少得到的回报差不多，没有积极性，经济生产也没有效率。今天的共同富裕不是平均分配，它必须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再去形成一套更完善的制度，让所有人都能从经济发展中得到好处。要承认收入差距的存在，每个人贡献不同，打工得到工资，投资有资本回报，发明创造也能得到相应的收入，收入差距也因此自然产生，这是按照市场条件的初次分配，根据付出贡献所得。“共同”不是“平均”，不是每个人都一样。我们要保护弱势群体、困难民众，即使他们贡献相对少一些，或者没有贡献，像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病人、残疾人及失业者，也都应当得到基本生活保障，而且随着经济发展他们的生活也应得到改善。这需要靠制度和治理来实现，包括收入转移支付、再分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当人们都能被社会保障体系覆盖，生活都有基本保障，都能享受基本公共服务，使每个人都能从发展中得益，收入差距也保持在合理范围内，不能无限扩大，我认为这就是“共同富裕”。中新社记者：中国当下需要哪些制度来促进实现“共同富裕”？王小鲁：现在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社会保障体系，但这个体系覆盖不全，城镇里有2亿多农民工，他们早已经不是农民，长期在城市里生活工作，从事非农产业，这些人也应被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覆盖，不能因为户籍的限制，导致他们游离在保障体系之外。2020年疫情严重时，很多人丢了工作，但实际领到失业保险金的人是少数，是有城镇户籍的，那些没有城镇户籍的农民工，即便他们中一部分人已经加入了失业保险，但由于领取失业保险金有许多繁杂的制度规定，多数人还是很难领到保险金。只是在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放宽政策后，一部分人才得到一定程度的救济。同样在城市工作，同样作出贡献，但制度只给一些人提供福利，另一些人却没有覆盖，这就是制度的缺陷，要进一步改善。比如，在城市工作了三年或五年，应该可以自然被接纳为城镇居民，享有同等的社会保障待遇。如果能做到这些，那离共同富裕就更进一步。还有公共服务的城乡差异、区域差异也要努力去逐步缩小。保障性住房的供给也要大大加强，让所有人有房可住。山西太原，棚改区居民入住西华苑安居保障房后，在小区内晾晒衣服。中新社记者：“共同富裕”对中国的富人群体、大型企业来说意味着什么？

王小鲁：对他们来说，这不应该意味着有什么根本性改变。通过市场获得收入报酬，只要是合法致富就是应得的。如果企业家有爱心，特别关注低收入群体、弱势群体，愿意去帮助他们，这非常值得鼓励和提倡，但并不是意味着要承担某种义务，不能因为某种政治压力、社会压力去做慈善。企业家把企业做好做大就是对社会的贡献，提供大量就业，交了很多税，创造GDP。“共同富裕”并不意味着要改变市场分配原则，而且通过市场途径取得的合法收入必须得到法律保护。但我们的税收制度还要完善，可能有些人的利益会受到某些影响，但这些影响是“有加有减”的，不应当是单纯加税。大方向应是相对于收入而言，税负重的应减税，收入高但税负轻的可能要加一点，使大家的税负更均衡，与收入更加匹配。收入多缴税多，但不是给收入高的人一个惩罚性的税率。企业员工在福建宁德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服务中心税务窗口办理有关业务。中新社记者：比起西方高福利制度，中国该如何去实现“共同富裕”？王小鲁：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中国基尼系数是0.468，一些研究机构的计算结果更高。在发达国家中，除了美国的收入差距较大，基尼系数大致在0.40左右，多数西欧、北欧国家都要更低，西欧国家大致在0.30至0.36之间，北欧国家和日本大致在0.25至0.30之间。当然，各国国情有差异，制度应结合本土的实际情况来进行优化，学习国外经验也要“中国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目标是要通过更加合理完善的分配制度，把“共同富裕”做得更好。不能说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要搞平均分配，要回到计划经济，由政府来代替市场，由政府来进行分配。因为过去的实践已经证明这条路走不通。想“走老路”，蛋糕就不可能做大，“共同富裕”就会变成“共同贫困”。我们需要在保证效率的基础上，在不改变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把分配制度做得更完善一些，让大家都能享受到比较好的福利待遇。中新社记者：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是不是也有各自版本的“共同富裕”？王小鲁：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都各有特点，但也有共同的东西，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结晶，这不分国界，可以共享，对此不应当排斥。总体上讲，市场经济、收入再分配制度、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都如此。整个所谓的西方世界或发达国家都是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并不只属于西方世界，而且他们今天的市场经济和19世纪有了很大变化。19世纪的西方各国，大体上是完全放任的市场。20世纪，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一套收入再分配制度和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体系。这个变化也是在社会各阶层之间互相对话、博弈、斗争下产生的。像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罗斯福实行新政，政府拿钱来救济失业者，先是一种临时措施，后来走上了常态化轨道，逐渐完善中建立了失业保险制度和其他社会保障制度。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演变成一种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共生的混合经济，但这个社会主义是指全民共享发展成果，并不是政府决定一切的计划经济，也不是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中新社记者：西方国家的高福利制度实行多年，我们在借鉴过程中怎么避免走弯路？王小鲁：我认为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是福利制度的全民性，要全民共享，不能把一部分人排除在外。这一点，一些发达国家做得更好，我们需要改进。第二要避免过高福利影响发展。比如前些年，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的高福利制度成为导致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因为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支撑不了那么高的福利，只能是“寅吃卯粮”，通过借钱来维持高福利制度，最后就会变成债务危机。我们需要有一套公共福利制度，但要适应发展水平，不能让经济、社会负担过重。同时要注意，政府投资规模也不能超越经济条件的许可，过度投资也会形成越背越重的债务包袱，导致债务危机。公共支出的钱应该都花在刀刃上，一方面应该先做到雪中送炭，解决民众最迫切的问题，再去考虑锦上添花，另一方面，钱要用得合理有效，需要有健全的制度保障，防止政府和经手机构乱花钱，防止公共资源的浪费、流失、贪污腐败，通过完善制度，同样数额的资金可以带来更好的福利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