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简单的事情千万遍做好就是不简单

清明时返乡扫墓。下了高速入省道，十几公里后转入县道，一路畅通。
从小镇出来，再有三四公里就到我老家的村庄了。这是一条乡道，小时候，我无数次从这条路上走过，去镇上的学校上学或赶集。
那时候，它还是一条简单硬化的碎石子路，走在上面，鞋底薄的话会硌脚；骑自行车的话则一路歪歪扭扭、蹦蹦跳跳，快不起来还特别费轮胎。如果不小心将路上的石子磕飞，会把在荒地里埋头吃草的老牛吓一跳。
现在的路况已经好多了，只是铺成的水泥路有点窄，仅能容一辆车通过，若是对面忽然来了车，会车就成了问题。
开车的妹夫说，不怕，有办法。他经常开车下乡，常走这样的乡道。
正说着呢，前面就来了一辆车，是农村常见的那种三轮车。妹夫放慢了车速，往右侧打方向，贴着路牙子。那辆三轮车也往它的右侧靠了靠，两辆车交汇，几乎是车身贴着车身，惊险而过。
转个弯，对面来了一辆农用货车，我们坐在车里，都能听见它“突突突”沉重的喘气声。可怎么跟这大家伙在狭窄的乡道上错车呢？
妹夫再次放慢了车速，缓缓前行。农用货车司机也显然看见了我们，同时放慢了车速。两辆车慢慢接近，我看见妹夫的目光飞快地扫向两侧——在我们左前方不远处有一条小岔路，妹夫说我们在那儿会车。
我有点疑惑，那条岔路比我们这条乡道还要窄，我们的车根本开不进去啊。妹夫说，不用开进去，那条小路与我们这条路的交叉口有个小平台，农用货车只要贴着平台往边靠，让出一点空我就能过去。我还是有点担心，农用车要是不往那边靠，两辆车可就顶住了。
如妹夫所料，农用货车司机果然也看到了那个岔路口，它加了点速度，“突突突”开过去，车头插进去一点，停了下来。我们的车头慢慢驶过它身边时，农用车一把方向别回车头，车尾甩了个弧线，又让出了一点空间，我们的车就贴着它开了过去。
这真是一次惊险而又完美的会车。我对妹夫的车技大为赞赏。妹夫笑说，不是我车技好，而是对方为我们让了道。在乡道上开车就是这样，对面来车了，双方都会提前看一看，谁的一侧有空地，都会主动并尽量地往那一侧靠，以便对方能通过。不然，车头抵车头，谁也过不去。
说着话，远远地又见对面来了辆跟我们一样的小车。我们右前侧有块稍宽一点的空地，妹夫开过去，贴着路牙子停下来。那辆小车驶到我们身边，忽然停了下来，开车的女司机探出头，看了看两辆车的位置，然后伸出手，将自己车左侧的后视镜收了起来。妹夫也伸出手，将自己车的后视镜折叠起来，并向对方招招手，示意她可以开过去。
她缓慢地前行，与我们擦身而过，车里飘来一声“谢谢”，妹夫摁了一声喇叭表示回应。我们起步继续前行时，妹夫告诉我，其实刚才她不用收后视镜也能通过，估计还是个新手，害怕擦着。所以，他也收起了后视镜，让她放心。
在与下一辆车会车时，那司机告诉我们，前方堵车了。因为有两辆车互不相让，结果越来越多的车被彻底堵死，他倒了好长一段路的车，才找到了一个可以调头的地方。
好在前面已经能看见我老家的村庄了，只要左转弯进入另一条乡道就能进村了，所以前方的堵车已经不影响我们。妹夫却忽然在丁字路口停了下来。我往村庄的方向看去，原来是从村里驶出了一辆小白车。
妹夫打开了左转灯，小白车也打开了转向灯，它是右转的，也就是说它要驶入我们这个方向。妹夫又往前开出一段，让出了路口。待那辆小白车驶过，才倒车，左转，进入通往村子的路。妹夫说，它已经驶出村庄了，所以我先等它经过。换做是我驶进这条路，它也会停下来，等我驶过去它再开进来。
在这条三四公里的乡道上，我们先后与七八辆车会车，有我们主动让道的，也有主动为我们让道的。正因为互相让道，在本来只能通行一辆车的狭窄乡道上，我们才能每一次都顺利地会车。
妹夫说得对，别人能通过，你才能通过，别人有路了，你也有了路。有时候，予别人方便，也正是为了我们自己。这是会车的学问，又何尝不是人生的智慧呢？

我们兄妹三人，大哥是不讨喜的那一个。确切说，他从小到大都不太讨我爸这个一家之主的喜欢，我爸更偏心我和小哥。
大多家长的偏心可能都没什么道理，比如我爸。他偏心的原因很简单——大哥的性子天生有些闷，小时候话就少，不闹腾不顽劣不叛逆，是顺从又温和的乖小孩。然而，这却不符合我爸对男孩的认知。
两年后出生的我小哥，顽皮得不像样，爬墙上树，拉伙打架，从幼儿园到高中，隔三差五地因为闯祸被叫家长……如此顽劣，反倒是我爸的心头好。
而我，两个男孩之后的小棉袄，自然是家里的锦上花，一出生就自带讨喜功效。
于是，和我小哥在家中的地位，直接碾压了我大哥。
我爸是真不太喜欢大哥的，觉得他“没男孩样儿”也罢了，还“木”。比如大哥小时候在外面玩儿，如果内急，不管多远都一定要跑回家。有次跑得急，在门口摔了一跤，结果尿了裤子。
我爸觉得他太笨，四五岁的小男孩，这个问题都会就地解决的。大哥却不，因为幼儿园老师说过“不能随地大小便”，他便牢牢记住并坚决执行。
大哥连爱好都是“木讷”的，我记忆中，他小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是钓鱼。
当时我们住的大院外面有条河，不算宽，但河水丰沛。夏天时，男孩们都喜欢去河里游泳，也有成年人在河边钓鱼。
同样是小孩子的大哥却不爱游泳，偏偏就喜欢上了钓鱼。不知他跟哪位叔叔讨来一根旧鱼竿，又在家里找了一个小铁桶，周末便跑去钓鱼，带两个馒头，在河边一坐就是一天。
他不怕晒，也不觉得闷。
起初，我和小哥因为好奇，去河边看过大哥钓鱼。可是待好久也不见他钓上鱼来，鹅毛杆做的鱼符漂浮在水面上，除了风吹来时随着河水的波纹动一动，大多时候就那么静静地漂浮着。大哥不吭声，也不着急，坐在河边托着腮耐心地看着几近静止的鱼符。
过好半天，他把鱼竿拉起来，没有鱼，鱼钩上的蚯蚓却不见了。他说，是被狡猾的小鱼给吃了，早晚会钓上来的。而我和小哥很快便耗尽了属于孩子的好奇和耐心，丢下大哥跑开了。
大哥也不管我们，依旧守着他的鱼竿，到傍晚时回家，晃晃悠悠拎着他的小铁桶，里面竟真的有了几条小鱼，是那种最常见的脑袋大大、胡须长长的小硌鱼。
再后来，大哥迷上了各种课外书，不多的零花钱都用来租了书，没日没夜地看，很快便戴上了厚底眼镜，原本就不太活泼的五官，更显得有些木讷。
这样的大哥越发不讨我爸的喜欢，他每次看到大哥都会微微蹙起眉头，不像看到我和小哥，总是微笑着，眼神温和。我爸对大哥的不好，其实不在生活上，而在情感上。作为父子，他们有些疏远。
我和小哥自然知晓大哥的不讨喜，小时候，也经常“势利”地欺负他。每次爸妈让大哥去外面唤我回家吃饭，我都要他背着，否则便不回去。大哥便蹲下来，让我攀住他的脖颈，背着我慢悠悠地回家。小哥则总是把自己的零花钱飞快花光后，哄来大哥的那份用来买乱七八糟的小玩意儿。
我们在这种关系中慢慢长大了。几年后大哥高考落榜，便参加了工作。因为是运输部门，经常要出差，他便搬去了单位宿舍。
但我和小哥照样可以“欺负”他。小哥高中三年，直接吃住在了大哥那里。我也经常去找大哥讨零花钱，或者让他给我买衣服、买零食。其实当年大哥工资挺低的，可他从来没有抱怨过，只是尽所能地满足我和小哥。
大哥成年以后，我爸对他的态度慢慢温和起来，偶尔在一起，也会有几句成年人那种平等的对话。他不再挑剔大哥，却开始充满忧虑：那么笨的孩子，不懂变通，也不太懂得经营人际关系，不知工作是否能胜任，会不会被同事欺负……
但，我爸的担心显然多余。大哥不仅胜任工作，还年年被评上先进，慢悠悠地稳步升职。他的人缘也特别好，从不欺负别人，也从没被什么人欺负。
那年，我爸住院做手术，需要家属签字。我和小哥先到了，在商量由谁签字时，我爸突然说：“等你大哥来了，让他签吧。”我俩同时愣住，好半天，才一起点头应道：“好，让大哥签。”
眼泪突然流了下来。

家有喜事，乡下人都会热闹一番，办个喜宴，邀请亲朋好友们来欢庆一下。受邀的亲友当然不可以空手而去，得包个红包，随份子。而对并不富裕的家庭来说，这样的人情却是种躲不开的沉重负担。我家尤是。
因为我家亲戚实在太多了。我母亲有5个亲哥外加两个堂哥，我父亲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这样一来，我的7个舅舅又生了我那些表哥表姐；我的大伯、二伯、两个姑姑家，也同样是人丁兴旺。我的堂哥堂姐、表哥表姐们，都是要成家的。
他们建新房、娶妻、出嫁、生子，都是喜事，我们家都是要去吃喜宴的。于是，就要不断送出份子钱。这些亲戚的关系太近，每次还不能少，少了拿不出手。因此，亲戚家有喜事时，我父母都是既高兴又发愁。高兴的是能沾沾喜气，发愁的是又要拿份子钱了。
我的父母都是他们各自家族里年纪最小的，所以他们的子女，也就是我和弟弟、妹妹，也成了所有同辈亲戚中年龄最小的。我的那些亲戚，今天你家办喜宴，明天我家办喜宴，份子钱有出有进，礼尚往来，互相流通。而我家只有出，没有进！
但愁归愁，也只能放在心里。每次参加喜宴时，父母都是乐呵呵地带着份子钱去。我跟在他们身后，一起去赴宴。那几天，总是鞭炮声不断，欢笑声不断，且每天都有好吃好喝，还能找哥哥姐姐们玩，我欢喜又开心。
喜宴参加多了，我就在心里期待，什么时候自家也能办一次，好好热闹一番。父母也说过，若是家遇喜事，也要办下，相当于先把钱存在银行里，到时把亲戚们的人情和份子钱都拿回来。
但事与愿违。我和弟弟、妹妹一直都在读书，不像亲戚家那些哥哥姐姐们都早早地离开校园，成家的成家，嫁人的嫁人，然后又生子，喜事不断。
我18岁时，家里终于有了一次办喜宴的机会——我考上了大学。亲戚们得知后纷纷来道喜，他们还直接送来份子钱，就等着吃喜糖。

但我父母最终没有办。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办喜宴太麻烦了，忙饭忙酒地折腾死人。份子钱被他们一一退了回去，还附赠了一些喜糖。再后来，我的弟弟、妹妹也考上了大学，家里同样没办喜宴。
受父母的影响，我在城里买房、结婚、生子，同样也没邀请亲戚来庆贺，更没有回乡下去办喜宴。
从未办过喜宴，算不算是我家的一大遗憾呢？那一笔笔送出的份子钱，一去不返，一分都没有回来过。多年后问过父母，他们说出了不办喜宴的真实原因：还是不给亲戚们增加经济上的负担吧，帮他们省一点，是一点。
那应该是我父母与生俱来的隐忍和善良吧——你想热闹地庆祝一番，我们一定会去捧场；但我们不会以同样的方式要求别人，尽可以不再带去麻烦和负担。
礼可以去，但不必来。

听到小女儿大哭，我赶过去，看到稍大些的二女儿正在安慰妹妹。她挽起裤腿，指着腿上的伤痕，说：“你看，我也摔过的，这里，还有这里……”
小女儿5岁，大她一些的二女儿9岁。每天下午，她俩都会和邻家孩子在户外草地上的运动器材上一展身手：蹦蹦床、秋千、云梯这些健身设施，其实是左邻家的，但早已被孩子们“共享”。
看见我，小女儿眼泪汪汪，哭诉：“爸爸，我受伤了。”她指着膝盖说，“出血了，我不能走路了。”

左邻的女儿艾玛丽和我家二女儿争先恐后说原委：是她自己从云梯上掉下来，膝盖撞到云梯的腿，然后趴在了草地上……刚过完8岁生日的艾玛丽，还亲自演示了我家小女儿的受伤过程——双手抓着云梯，右手松开去够下一格时，左手没有抓牢，然后掉落……
云梯是儿童运动器材，不高，而且下面是草坪。前些日子雨水足，草也长得厚实。我查看小女儿的膝盖，有擦破表皮的血印，并没渗出血来，骨头应该不碍事。
艾玛丽还痛说“家史”：她和姐姐、哥哥，都在云梯、滑梯还有单杠上摔下过很多次。她还当即展示自己的胳膊和小腿——果然伤痕累累。
孩子们安慰小伙伴的方法，基本上就两个：一是陪哭。你哭，我也跟着一起哭。哭是力气活。有小伙伴在边上陪着哭上半晌，心里的委屈和忧伤也只剩下一半。哭完，都轻松了。
二是比惨。邻伴遭受苦难，在一起的其他孩子也会内心震动。我也栽过跟斗的，跟眼下正遭受的你一样样的，现在不照样在欢蹦乱跳了么？这是心理疗法，疗效还是很显著的。
这不，我家小女儿很快就忘记了哭泣。不过这一次，功劳最大的，不是姐姐，也不是艾玛丽，而是一只猫。
艾玛丽家的猫辛巴适时出现在路上，一下子把孩子们的目光全都牵引过去了——辛巴在追击一条小蜥蜴。蜥蜴逃，辛巴追上去，用它的猫爪撩拨蜥蜴，蜥蜴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再逃。辛巴穷追不舍，再挥舞爪子戏弄蜥蜴……
孩子们不明白辛巴为何会欺负一条比小指头还细的蜥蜴，想阻止眼前的这场战火，喊：“辛巴，停下来！” 艾玛丽跑过去，弯腰去抱辛巴。没想到这只猫却不想玩了，它一口叼住蜥蜴，“吧唧”，生吞了。
辛巴虐杀蜥蜴的游戏，把孩子们惊呆了，没想到它会把蜥蜴当零食。我家小女儿完整地看毕辛巴吃掉蜥蜴，抬头看到我仍在她身边，嘴一咧，重新抽泣起来。但没等我安慰她，就开始掰住我的胳膊找伤疤，问：“爸爸，你小时候摔过没？”
我立刻曝光自己的胳膊和腿，并辅以解说：“爸爸小时候，常常和小伙伴们比赛着数身上的伤疤，谁的伤疤最多，谁就是赢家。”
二女儿立马挽起自己的裤腿数起来，把蚊子咬个包、总用手去抠出的一个小疤痕也纳入账单。
我回忆：“小时候，你们的奶奶几乎每天都会说，摔了就摔了，自己爬起来就是。任谁家的孩子，还不都是摔着长大的。”
“每一个孩子都是摔大的。”现在想想，这虽不是千古名言，但哪个爹妈没对儿女说过类似的话？
爬行时会摔个嘴啃泥，蹒跚学步时会来个仰面摔，飞跑时会来个侧滚翻，就算是躺平在床上，也说不定会一个翻身掉到地上……摔着摔着，忽然间就发现，自己已经成年了。
“你们奶奶说的每一个孩子都是摔大的，其实还有一个意思呢。”听我这么一说，9岁的二女儿来了兴趣，追问是什么意思?
我捏了捏她头上的漂亮发夹，说：“等你长大，哪天明明栽了个大跟斗，却找不到伤疤在哪儿，就明白了。”

2015年我去加利福尼亚州旅行，第一次看到了一家免费图书馆——它坐落在一个公园外的马路边。我是个爱书之人，免费读书对我来说可谓是人生幸事。
那时候我已经结婚，我们的家在安大略省惠特比镇，家里已经有了几堆书。那次旅行回到家后我和丈夫说，我也想办个自己的免费图书馆。他一点儿也没有感到意外。
我是个作家，平时少言寡语，一想到偶尔能和别的爱书人说一句“你好”，我就很开心。
第二年冬天，丈夫将我家花园里的松木棚屋改装了一下，在里面摆了几个书架，安了个玻璃门，春天到来时，我们的简易图书馆就建成了。我们有不少存书，热心的朋友们又赠了一些，它们全被摆在了图书馆的几个书架上。
又过了两个月，我们的免费图书馆有了口碑，有些陌生人晚上出门散步也会专门找过来了。来访的客人还向我们捐了小说、诗歌、生活类和百科书等等，让图书馆的书架更充实了。有人开玩笑说，我们图书馆就如同一个喂鸟器，招来了众多“觅食者”。
我对书的痴爱要追溯到1970年，那时我在安大略省，刚上小学一年级。我喜欢看图画书，可是学校里的地下室图书馆受潮，书都损坏了。
一天，镇子里来了一个用卡车车厢改装成的流动小图书馆，我马上登记，领了几张借阅卡，除自己留一张外，还送了几张给附近学校的几个朋友。从那时起，我就体会到了读书之乐。
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发生，开始封城时，出于对安全的担忧，我们考虑过是否暂时关闭图书馆。
但想到了建立免费图书馆的初衷，就是为了方便大家互相借阅，找到同道中人。而很多人因为疫情无法出门，心中难免有压抑和焦虑情绪，读书正好可以帮他们聊解心中之忧，便决定继续开放。
不过，我们在图书馆里准备了手部消毒剂，并写了安全提示，要求大家保持距离、注意卫生。
我们在免费图书馆里增加了一些儿童故事书。我想象着，附近的爷爷奶奶带着孙辈们出来遛弯，可以来看看童书；也或者会有成年人过来，翻翻他们小时候最爱看的书。
摆好那些书后，我看到有年轻的妈妈带孩子来到窗前，对小小的孩子讲：“你拿走一本书，也应该再送来一本书，学会分享快乐会更多。”
在我的少女时期，读书带我畅游了各个时代、天上地下。书籍展现给我不同的文化，教会我如何运用各种视角看待生活和世界，让我知道了怎样克服逆境，以及在纠结一些事情时少了孤独无助。
到了二三十岁，我开始忙碌工作和生活，很少有时间看书了。但是遇到艰苦时刻，之前所读书中的故事便跳出来提醒我：生活中会有无数个可能。当日子过得稳定了一些，我又捧起了久违的书，还遇到了美好的爱情。
现在，偶有访客在免费图书馆停下脚步，我们都会隔着几步远的安全距离，聊聊彼此的读书心得。其中有和我们住同一条街上的常客，他们近水楼台，经常过来看看有何新书上架；还有住得远些的人，会开车过来看书。有的人借走书后一去再不复还，我们也只是对此一笑。
记得一位书友曾经送给英国女作家维吉妮亚·伍尔芙的一句箴言：“旧书会让陌生人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因为彼此都是爱书人。”
小小的免费图书馆至今仍保持开放，我和丈夫都很欣慰。疫情的残酷让我们知道了健康的重要，也让我们懂得了读书的重要。
书籍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会给我们战胜磨难的力量。我们彼此保持着身体的距离，心却聚在了一起。

下雨了。雨点直接砸到地面的时候，竟然没有声音，地面都是泥灰，雨点砸进去，“倏”就没了，像泥鳅钻进了烂泥里，又像土拨鼠钻进了干土洞里，快得都让你来不及看见，也来不及听见。
但是，雨点落在树叶上，再从树叶上滑下来，你就能听得见了，“滴答”“滴答”，一滴滴很重地砸下来，跟奶奶用锄头砸碎了一块块土疙瘩一样。
3岁或者是5岁时，每一次听到“滴答”的雨声我都很兴奋。我家屋檐下摆着两只破缸，雨水落在屋顶上，然后沿着瓦楞汇聚下来，落进缸里，它们是“滴答滴答”的声音。如果雨大一点，那就是“哗哗”的声音了，跟村后山坡上的小瀑布差不多。
这些被缸接住的水，将成为我们家的生活用水，被我们喝下去，或者舀来煮饭。不过，我可不喜欢大雨，雨太大时，会从某个瓦片的缝隙钻进我家，很可能就钻进了脖子或者床上的被窝。奶奶将家里的盆盆罐罐都找出来，摆在地上、桌上、床上，像接天神一样接住那些从天而降的雨滴。
它们就在你的身边，因而，比任何“滴答”声都更清晰入耳——它们直接钻进了我的3岁或者5岁，也毫不客气地钻进了我一贫如洗的家。
我18岁那年，雨水似乎特别多。雨滴从树叶上滑下来，从屋檐上滑下来，从雨伞上滑下来……就像是我从窗前支起来的那块油布毡上滑下来的声音一样，“滴答，滴答”。
但我没时间和心情听它们——高考越来越近，决定我命运的时刻也越来越近；一个急于靠一场考试来改变命运的山里孩子，听见的不是雨声，而是时钟的声音，或者说是时间的声音。
几乎有半年多时间，我的家人都是踮着脚尖小心翼翼地在家里走来走去，他们担心一不小心就踩到了我的某根紧张的神经。就连我那得了气管炎的爷爷，也是用被子捂住嘴剧烈地咳嗽，他希望该死的咳嗽声能掩在被子里。
有时候，我羞愧的内心宁愿雨更多一点，大一点，急一点，好让“滴答”声埋藏这一切。
有一年父亲病重，晚上我都在卫生院陪护他。病房的斜对面是个公共卫生间，墙壁上的水箱有点漏水，“滴答，滴答”地砸到地面。到了后半夜，这个声音愈加清晰，它从卫生间溜出来，到了病房的通道，又从门缝里钻进病房，它找到了我的耳朵，就停住不再离开了，一直顽强地“滴答，滴答”着。
我请求护士找人修理一下，可她们说修了，修不好。我只好把水箱上的水阀关了，但那个“滴答”声还是没有消失，水箱里残留的那点水仍够它继续“滴答”大半夜。那段时间，医院里到处听到的都是“滴答，滴答”的声音。
每一个像我父亲一样躺在病床上苦苦挣扎的人，手上都扎着针在输血或者输液，所以更多的“滴答”均无声地从那里传出，一瓶药水成千上万个“滴答”声，可能就是千千万万个希望。
但那“滴答”声终是没能拯救我的父亲，我最后看到的，是一滴药水凝在了输液管中，它没能“滴答”下来，流进我父亲的血管里。多年以后回想那一幕，我痛心地发现，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光，其实就是那么“滴答，滴答”地流走的。
当然不是所有的“滴答”声都那么愁苦。在我过往五十多年的生命旅程中，也有很多温暖和幸福的“滴答”声——它们穿越时光，从繁杂的声音中跳荡出来，被我听见。
我不喜欢雨，但1988年4月11日的细雨中，我遇见了她，那一天的雨水啊，就充满了无限的柔情。
那天，我打着一把伞，她打着一把伞，在走往图书馆的路上，我们相遇，相知，相爱，最后走到了一把伞下。细雨落在伞上，沿着伞骨“滴答，滴答”地滑下来，一半落在了她的左肩，另一半的雨滴则打湿了我的右肩。
那一天最幸福的雨水，就这样落在了我们的伞上，又兵分两路落在了我们的身上。那是我这辈子听到的最好听的“滴答”声，它是心跳的声音，青春的声音，爱情的声音，也是春天的声音。
你一定也无数次听到过“滴答，滴答”的声音，它是雨滴，也是时光；它是时钟，也是心跳；它既是独立的，又是某种汇聚；它落在我们身上，钻入我们的耳朵，在我们的血管里流淌，在人生的长河里凝聚、奔涌。
它是自然的声音，也是岁月的声音

人民教育出版社官方微信发布消息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小学语文教材虽然经历了多次调整，但鲁迅一直是教材选入作品最多的作家。

人教社表示，统编小学语文教材在六年级上册中，编排了专门的“初识鲁迅”单元。统编初中语文教科书中选入鲁迅作品7篇；统编高中语文教科书中选入5篇，总共12篇鲁迅作品。

人教社称，鲁迅先生的作品从未大规模“撤离教材”，鲁迅先生一直与所有使用中小学语文教材的孩子们同行。

一切始于保安老周3年前捡的那只沙发。
那是9栋一位业主重装自家房子时扔掉的，丝绒布艺，用久了的浅蓝色有点发白，但弹簧还是好的。
老周看到总有老人家喜欢在自己执勤的保安室门口，坐小马扎和小板凳上聊天，就想，留着这沙发，也许他们晒太阳时会更舒服些。
于是，他喊了两位保洁阿姨帮忙，一起将沙发拖到了对过儿的宣传栏下——那里安了防雨篷，可以遮风挡雨。
他还捡了个人家扔掉的铁艺花架，搁在了沙发的旁边。花架上方是老周自己养的花，下面空着，聊天的老人家可以搁放保温茶杯。
老周自己也没有想到，这里很快成了小区一个自发性的“邻里中心”，他一个人整日枯守保安室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以前，除来来往往的快递小哥和那些找快递、接外卖的业主们，很少有人会与老周搭话。
唯一与他主动聊天的熟人，是一位个子矮小、拄着拐杖的老太太，她是退休教师，发过脑溢血。每周二~周五的下午，只要不下雨，她都会拄着拐杖慢慢地踱出来，坐在保安室门口，向着外面的马路张望。
有时，这张望有了结果——老太太的女儿骑着电动车风风火火地降临了——她像一个跑腿大姐，提着两大兜东西，应该是给老妈买的吃食以及日用品吧。
女儿见面就埋怨:“你怎么又出来了？跟你说过很多遍，别出来，万一跌跤了怎么办？”老太太陪着小心，卑微地笑着:“我来等你呀，囡囡。”就像孩童盼来了家长似的，牵着女儿想跟她唠叨几句。
可老周看到，女儿总是轻轻挣脱了她，跑着将东西送进楼里，又飞快跑着出来，解释说:“不说了不说了，孩子还等着我回去烧饭呢，我都晓得了。”望着女儿呼啸而去的背影，老太太的腮帮像面口袋一样耷拉了下来，脸上皱纹更深了。

老周心里不是滋味，他记得老太太家的保姆阿姨说过，那次脑溢血手术后，老太太记性变差很多，时常忘记午饭有没有吃过，自己的药有没有吃过，连自己哪年退休的都忘了，却记得她女儿小时候哪一年学会跳绳的，什么时候学弹钢琴的，甚至会骑自行车的日子，以及她成长中的所有细节，都一清二楚。
沙发拖来保安室门口之后，老太太来得更勤了。为了安慰这位时常守而不得的老人家，老周有时会没话找话地表扬一下她头上的帽子真好看，老太太便说，手术后医生交代她最好一年四季都戴着帽子，还由此回忆起从前的岁月：那会儿别说这种薄布帽子，全家的衣服都是她自己缝制的。女儿的衣裙，外孙子、外孙女从婴儿时到小学毕业的衣服，都是她做的。
“而今，老头子已经去了天堂，小辈们越来越忙。我难得能找到一个说话的人了。”老周就说:“我老婆在苏州的羊毛衫厂当熨烫工，儿子在广州，父母在安徽老家，一家人也是天各一方，你以后来找我说好了。”
从此，天气好的时候，老太太就每天来这里“报到”，上班打卡一样。见她在这里聊得热络，住在这个院子里的老爷子和老太太们，也慢慢地加入了闲聊。还有人带着茶杯、点心和爬上爬下的小孙子一起过来，沙发不够坐，老周又捡了业主不要的老藤椅。
他发现，退了休的人们生活日渐趋同，阶层的桎梏被打破了，闲暇的老年人在这里交到了之前几十年完全不可能有交集的新朋友，人生新的拼图徐徐展开。
那位黯然神伤的老太太，安详地坐着，与另一位老太太商讨如何钩织毛线帽。在几乎全是同龄人的聊天队伍里，她不再打望外面的马路，直到女儿在她面前按响喇叭，才回过神来。
春天到了，老太太的毛线帽织完，又开始了另一个“浩大”的工程。夏天时，她送给老周一只手工钩织的茶杯套子，然后像打量自家儿子一般笑道:“套在茶杯外面，你就不会烫到手了。”
保安室门口这个邻里中心，是老周创造的，又似乎是居住在这里的长辈们创造的。经常来谈天说地的老人家会惦记着老周，包了粽子和汤圆都给他送一份。
哪位经常露面的老人家有一段时间不出现了，其他老伙伴们就会互相打听他：是住到儿女家去了？还是去了老年福利院？或者，忽然进了医院？猜测中大家不无忐忑，直到那人再次出现，他们会不约而同放下扑克牌和报纸，赶上前去嘘寒问暖。他们多皱的脸上表情欣喜，像一朵开到荼靡的花，被夕阳照亮。
一天，常来闲坐的退休工程师老江，提议老伙计们在这里开个黄昏音乐会。他将搁置多年的手风琴取出来练了练，发现早先的琴艺还在。他说，大家总是在等待儿女，等待孙辈，等待快递，等待日落西山，不如自找乐子，吹拉弹唱。
一些老人响应了他——经过个把月的排练，他们打上发蜡，穿上雪白的衬衫和背带裤，终于在这个自发的邻里中心开了场音乐会。那是一个周五，路灯下婆娑的梧桐树影里，篱笆上的金银花像瀑布一样盛放着，传来阵阵浓烈的香气。二胡欢快的声音与手风琴曼妙的旋律融合在一起，萨克斯若有所思的吹奏与长笛的默契呼应，竟显得如此和谐。
悉心打扮了一番的老人家们，缓慢地、沉醉地跳起了小步舞。属于他们生命中的黄金时光已哗哗地流走，而一个欢乐夏日的夜晚，又让青春有了美妙的闪回。老周在一旁忙着录像，他想放在业主群里，让更多的人看一看。
他也想让老家的爹娘看一看。独自在外的老周，总是安慰还在种地、卖菜的老爹老娘，说自己在城里有朋友，有同事，生活好得很。爹娘却总是将信将疑。老周也没有想到，自己竟意外地创造了一个“邻里中心”，让他如同一滴水珠融进了海洋，一只鸟雀飞入了天空。在这座浩大的城市中，他也终于不再孤独，有了一种强烈的归属感。

大年初四，父亲就扛着铁锹，下地了。这时候地里的土，都还冻得硬邦邦呢，挖也挖不动，再说，离春耕还早着呢，地里能有啥活？
父亲说，我去将油菜地和小麦地的田埂挖开，过两天，天一暖和，地里的雪和冰就融化了，要让水排走。
父亲算得真准，正月初六，太阳忽然钻了出来。天暖和了，地里的雪开始融化，屋檐滴答滴答地往下滴着雪水；站在村口，呼呼的风声中，你能听到田野之上，到处都是滴水和流水的声音，仿佛大地一下子就苏醒过来了。
我在城里生活多年，经常听到人说，哪儿的花开了，大地就苏醒了。真是外行话！大地的苏醒，不是看花开没开，草有没有发芽，而是看水有没有流动——当水从土里渗出来，慢慢地汇聚，然后流动起来，那就是大地苏醒了。

村里的男人们，都赶紧扛着铁锹下地去挖沟渠，让油菜地和小麦地里的积水流走。父亲也扛着铁锹下地，可是，我们家的庄稼地，不是早就挖好了沟渠吗？
父亲笑说，你忘了，我们家还有一块地，是要种早稻的。他要去检查一下，把那块地的缺口堵上，给地蓄点水。父亲说，这时候的水呀，带着土的味道，比天上的雨水还要金贵呢。我的老父亲，总是比挂在墙上的日历，快上一步。
我在农村生活到了18岁，直到去读大学。像所有生长在农村的孩子一样，我几乎干过所有的农活，但我一直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干什么。没关系，父亲什么都知道，他早已将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他让我们锄地，我们就锄地；他让我们栽秧，我们就栽秧；他让我们种棉花，我们就在地里挖一个坑、又一个坑，将棉花的秧苗一棵棵栽下去。
在村集体时，父亲做过生产队的队长，是种庄稼的一把好手，我们当然信任他。村里的人也信任他——父亲泡稻种了，他们就跟着泡稻种；父亲犁玉米地了，他们就跟着犁玉米地；父亲给瓜秧打叉了，他们就跟着给自己家的瓜秧打叉——父亲成了村里最准时的农事日历。
但是，对于父亲将所有农活都掐得那么准，似乎一分不能早、一秒不能迟这样的事，我就不以为然。
有一天，他让我们跟他一起去地里除草，那天正下着大雨、地里烂着呢，而且天气预报说明天就放晴了，等天晴了再下地除草不好吗？可父亲还是坚持。
那天，雨打在脸上噼里啪啦响，村里和我们同龄的孩子，也许都在屋檐下开心地嬉闹呢。于是，我和妹妹们对父亲的怨气，跟肚子里咕噜噜响的饥饿一起，飞升起来。
第二天果然就晴了，气温飙升，大多数人家都是第二天甚至第三天，等地干透了才下地除草。我听二狗子说，庄稼地里没一点风，热得他差一点中暑。而更要命的，是土壤板结之后根本拔不动杂草，它们的根与黄土疙瘩完全板结在一起了。二狗子的牢骚，让我对父亲的英明决策，忽然有了敬意。
不过，父亲的很多做法，我仍然不能认同。3月下旬，棉花的秧苗都已经成活了，父亲让我们将棉花地全部锄一遍，没有杂草的地方也要锄，将土松开。
我和妹妹们在棉花地里锄了整整两天，才将每一个角落的土都翻了一遍。没过几天，下了一场小雨，棉花地里刚翻开的土又变板结了。父亲让我们再去锄地。等到4月中旬，我们家的棉花地，已经锄了三四遍，而我们家边上的小刘家的棉花地，只毛毛躁躁地锄过一遍。他家的棉花，却跟我们家的棉花看起来一样郁郁葱葱，一样生机盎然。
我不满地向父亲嘟囔，我们这么辛苦，跟人家有什么区别？父亲笑笑，说，儿子，三四月的事情，等到了七八月，自有答案，等着瞧吧。
两三个月眨眼就过去了。棉花已经长到半人高，枝丫上开满了花，每一朵花很快都会结果，等这些果子再次炸开绽放的时候，它们就是洁白的棉花了。
只隔着一条田埂，能看见我们家的棉花地，比小刘家的枝叶更茂盛，花开得更多。我们家地里跟小刘家是一样的土，施的是一样的农家肥，棉花秧苗也是一样的。但现在，能一眼就看出，两家的棉花是如此不同。
父亲说，我们只是多锄了几次地，让棉花的秧苗可以在松软的土里自在地呼吸，这就是答案，这就是土地的回报。
即使农活再忙，父亲也从不占用我晚上的时间。从地里收工回来后，我就可以在灯下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看书和写作。一个农家的孩子，不能在阳光明媚的时候不下地干活，也不能在细雨绵绵的时候不下田插秧除草。
但是，当夜幕拉开，父亲给了我完全的自由，让我在如豆的灯下做喜欢的事情。他就像相信土地一样，相信在我的身上，三四月的事情，等到了七八月，也自有答案。
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多年了，我也离开家乡的土地多年了，但我保留了很多小时候与父亲一起下地干活的习惯。这个3月，这个春天，我像以往一样，埋头做好现在的事情——我坚信父亲的话，到了人生的七八月，一切自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