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简单的事情千万遍做好就是不简单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20日表决通过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这是该法自1996年颁布施行以来的首次大修，内容从五章四十条完善至八章六十九条。新职业教育法自2022年5月1日起施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和高水平的技能技术，呼唤高质量的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法如何通过修订与时俱进？将给教育体系带来怎样的改变？“新华视点”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首次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在公众以往的认知中，职业教育定位模糊。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首次明确，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

北京师范大学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院长和震表示，在法律层面规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地位同等重要，有利于塑造社会共识，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新职业教育法对职业教育的内涵作出完善：职业教育，是指为了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使受教育者具备从事某种职业或者实现职业发展所需要的职业道德、科学文化与专业知识、技术技能等职业综合素质和行动能力而实施的教育，包括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

2020年12月17日,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综合职业技术教育中心飞机维修专业教师在给学生上课。

“职业教育最重要的定位，就是为产业发展提供有能力、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同济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副教授李俊认为，完善职业教育内涵，明确职业教育类型属性，在教育教学中注重培养专业实践能力、职业素养，有利于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着力提升职业教育认可度

“职业教育低人一等”“职业学校不是好学校”“职校学生找的工作不体面”……有关职业教育的社会认知里，偏见和杂音时有出现。

在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曾天山看来，受中国传统文化“学而优则仕”等观念的影响，加上职业教育相对普通教育而言兴起较晚，社会大众需要更新观念、破除成见。

对此，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中规定了不少“实招”，着力提升职业教育认可度。

譬如，明确规定国家采取措施，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提出国家通过组织开展职业技能竞赛等活动，为技术技能人才提供展示技能、切磋技艺的平台，持续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和大国工匠；提出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
2021年11月23日，参赛选手在贵州省龙里县中等职业学校参加艺术插花比赛。

“各行各业所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都是不可替代的。职业教育社会地位的提升，仍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主动作为。”和震认为，社会观念应从重视学历转向重视贡献、重视能力；应建立各行各业平等的职业资格框架制度，人人都能在自己的职业轨道上走到相应的高层次等级。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实施职业教育应当注重产教融合，实行校企合作。”其中，“产教融合”一词取代了现行法中的“产教结合”。一字之改格外有深意。

“过去讲的‘产教结合’具有滞后性，企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经常不能及时反映到学校中，企业与学校之间类似‘朋友帮忙’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很不稳定的。”曾天山说，“融合”就是要成为一体，企业与学校共同投入、共同制定人才方案、共同进行人才培养，达到共建共赢。
2021年5月8日，河间市职业教育中心教师在河间市一家企业为学生讲解机床实操。

为了深化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发挥其在校企合作中的作用，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进一步明确诸多举措：国家发挥企业的重要办学主体作用，推动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鼓励企业举办高质量职业教育；企业可以设置专职或者兼职实施职业教育的岗位；企业开展职业教育的情况应当纳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国家鼓励行业组织、企业等参与职业教育专业教材开发。

除此之外，新职业教育法还包含对深度参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企业作出奖励、税费优惠等激励政策。

完善职业教育保障制度和措施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职业教育办学成本是普通教育的3倍左右。

在实践过程中，由于需要更多的场地、设备和耗材，举办职业教育本身就是一项高投入的事业。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林宇2021年底时曾透露一组数据：如今高职的招生数占到高等教育的55%以上，而高职所获得的财政直接投入只占整个高等教育的20％左右。

针对这一现状，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增加规定：国家根据产业布局和行业发展需要，采取措施，大力发展先进制造等产业需要的新兴专业，支持高水平职业学校、专业建设；国家优化教育经费支出结构，使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与职业教育发展需求相适应，鼓励通过多种渠道依法筹集发展职业教育的资金。

“目前，各地的职业教育发展程度基本与地方经济发展程度正相关。”曾天山认为，职业教育发展不能完全依靠政府投入。要在学校的公益逻辑和企业的市场逻辑中寻得结合机制，多渠道增加职业教育投入。

和震表示，国家应优先保障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重大国计民生行业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对于其他新职业、新业态，则可多依靠市场机制进行调节。“社会越发达、越文明，职业教育的价值就越突出。发展职业教育，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满足人们多样学习、进步的需求。

国家移民管理局官方微信发布声明称，近期，部分群众反映有不法分子冒用010-66265110电话号码，冒充国家移民管理局工作人员，以护照失效、护照被冒用、有非法出入境犯罪等移民管理领域事项为由进行电信诈骗违法犯罪活动。

对此，国家移民管理局郑重声明：该局从未通过010-66265110电话号码致电群众通知或核实任何事项。请广大群众提高警惕，如接到类似涉嫌诈骗的电话，请直接挂断、不予理会，不提供任何个人有效信息，不对任何账户进行资金转账。如对本人护照状态、出入境记录等存在疑问，可以通过国家移民管理局政务服务平台、“移民局”APP、微信或支付宝小程序进行查询，也可以拨打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平台进行咨询。

好久没有收到惊喜，今天公司给了一个惊喜，周六不上班。

社交媒体的发展,正让消费变得“社交化”。相较于品牌方或明星广告,我们更愿意相信一些素人博主,认为他们的体验更真实、具体、透明。当我们想了解一个口红色号好不好看、一个景点是否值得打卡等,很多人第一选择是去社交平台搜索一些素人博主的分享,并往往会因封面的“真人测评”“良心推荐”字眼而被“种草”。一些博主所谓的“好物分享”可能只是某中介代写的文案,自己压根儿就没用过这件物品。

从品牌方发布宣传需求,到中介代写文案,再到素人博主将文案发布至社交媒体,“种草”已经形成一条涉及多环节的链条，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分享正在遭遇毫无底线的“恰饭”挑战。这种新型的虚假营销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给互联网生态带来挑战。

由于相关环节的隐蔽性,一些内容发布平台虽不断加大对这种行为的整治力度,但依然难以杜绝。2021年12月,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打击流量造假、黑公关、网络水军”专项行动,其中就包括重点整治雇佣专业写手和网络水军虚构“种草笔记”“网红测评”。

既然“虚假种草”已经形成了产业链,在治理上就要各个环节联动,形成合力。内容发布平台要承担起主体责任,在内容入口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核,畅通用户对“虚假种草”行为的举报渠道,及时封禁涉嫌违规的品牌,并处理相关账号。对于提供“代写代发”服务、以“招募写手”名义招募水军的第三方中介,网络平台和相关部门也要加大规范和治理力度。

互联网营销绝非法外之地。对于品牌方来说,应该自觉遵守营销的底线和原则,以产品的口碑去争取用户,而非靠流量去“骗取”用户。对于博主来说,更要珍惜粉丝的信任,厘清分享和营销的边界。“种草经济”作为一块大蛋糕,博主通过自身努力从中分享红利无可厚非,但前提必须是合法合规,须接受法律和平台的约束。

2021年，中国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由此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但如何准确理解“共同富裕”却也出现了一些认知偏差。共同富裕要回到“大锅饭”时代？共同富裕要“劫富济贫”？海外更有声音将其与平台企业监管、反垄断举措相挂钩，称“共同富裕”会影响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利益。当下，亟需为“共同富裕”正名。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近日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称，“共同富裕”不是平均分配，它必须是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条件下，形成一套更完善的制度，让所有人都能从经济发展中获益。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中新社记者：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理解“共同富裕”？有哪些误区需要纠偏正名？

王小鲁：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有些人把共同富裕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认为共同富裕是“均贫富”，那是错误的。共同富裕不是共同贫困，不是回到吃“大锅饭”的时代，应该是先要把蛋糕做大才能实现共同富裕。怎么能做大蛋糕？经济发展要有效率，而市场经济才能提高效率。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实行计划经济，全国统一分配，每个人贡献多或少得到的回报差不多，没有积极性，经济生产也没有效率。今天的共同富裕不是平均分配，它必须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再去形成一套更完善的制度，让所有人都能从经济发展中得到好处。要承认收入差距的存在，每个人贡献不同，打工得到工资，投资有资本回报，发明创造也能得到相应的收入，收入差距也因此自然产生，这是按照市场条件的初次分配，根据付出贡献所得。“共同”不是“平均”，不是每个人都一样。我们要保护弱势群体、困难民众，即使他们贡献相对少一些，或者没有贡献，像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病人、残疾人及失业者，也都应当得到基本生活保障，而且随着经济发展他们的生活也应得到改善。这需要靠制度和治理来实现，包括收入转移支付、再分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当人们都能被社会保障体系覆盖，生活都有基本保障，都能享受基本公共服务，使每个人都能从发展中得益，收入差距也保持在合理范围内，不能无限扩大，我认为这就是“共同富裕”。中新社记者：中国当下需要哪些制度来促进实现“共同富裕”？王小鲁：现在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社会保障体系，但这个体系覆盖不全，城镇里有2亿多农民工，他们早已经不是农民，长期在城市里生活工作，从事非农产业，这些人也应被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覆盖，不能因为户籍的限制，导致他们游离在保障体系之外。2020年疫情严重时，很多人丢了工作，但实际领到失业保险金的人是少数，是有城镇户籍的，那些没有城镇户籍的农民工，即便他们中一部分人已经加入了失业保险，但由于领取失业保险金有许多繁杂的制度规定，多数人还是很难领到保险金。只是在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放宽政策后，一部分人才得到一定程度的救济。同样在城市工作，同样作出贡献，但制度只给一些人提供福利，另一些人却没有覆盖，这就是制度的缺陷，要进一步改善。比如，在城市工作了三年或五年，应该可以自然被接纳为城镇居民，享有同等的社会保障待遇。如果能做到这些，那离共同富裕就更进一步。还有公共服务的城乡差异、区域差异也要努力去逐步缩小。保障性住房的供给也要大大加强，让所有人有房可住。山西太原，棚改区居民入住西华苑安居保障房后，在小区内晾晒衣服。中新社记者：“共同富裕”对中国的富人群体、大型企业来说意味着什么？

王小鲁：对他们来说，这不应该意味着有什么根本性改变。通过市场获得收入报酬，只要是合法致富就是应得的。如果企业家有爱心，特别关注低收入群体、弱势群体，愿意去帮助他们，这非常值得鼓励和提倡，但并不是意味着要承担某种义务，不能因为某种政治压力、社会压力去做慈善。企业家把企业做好做大就是对社会的贡献，提供大量就业，交了很多税，创造GDP。“共同富裕”并不意味着要改变市场分配原则，而且通过市场途径取得的合法收入必须得到法律保护。但我们的税收制度还要完善，可能有些人的利益会受到某些影响，但这些影响是“有加有减”的，不应当是单纯加税。大方向应是相对于收入而言，税负重的应减税，收入高但税负轻的可能要加一点，使大家的税负更均衡，与收入更加匹配。收入多缴税多，但不是给收入高的人一个惩罚性的税率。企业员工在福建宁德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服务中心税务窗口办理有关业务。中新社记者：比起西方高福利制度，中国该如何去实现“共同富裕”？王小鲁：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中国基尼系数是0.468，一些研究机构的计算结果更高。在发达国家中，除了美国的收入差距较大，基尼系数大致在0.40左右，多数西欧、北欧国家都要更低，西欧国家大致在0.30至0.36之间，北欧国家和日本大致在0.25至0.30之间。当然，各国国情有差异，制度应结合本土的实际情况来进行优化，学习国外经验也要“中国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目标是要通过更加合理完善的分配制度，把“共同富裕”做得更好。不能说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要搞平均分配，要回到计划经济，由政府来代替市场，由政府来进行分配。因为过去的实践已经证明这条路走不通。想“走老路”，蛋糕就不可能做大，“共同富裕”就会变成“共同贫困”。我们需要在保证效率的基础上，在不改变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把分配制度做得更完善一些，让大家都能享受到比较好的福利待遇。中新社记者：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是不是也有各自版本的“共同富裕”？王小鲁：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都各有特点，但也有共同的东西，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结晶，这不分国界，可以共享，对此不应当排斥。总体上讲，市场经济、收入再分配制度、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都如此。整个所谓的西方世界或发达国家都是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并不只属于西方世界，而且他们今天的市场经济和19世纪有了很大变化。19世纪的西方各国，大体上是完全放任的市场。20世纪，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一套收入再分配制度和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体系。这个变化也是在社会各阶层之间互相对话、博弈、斗争下产生的。像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罗斯福实行新政，政府拿钱来救济失业者，先是一种临时措施，后来走上了常态化轨道，逐渐完善中建立了失业保险制度和其他社会保障制度。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演变成一种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共生的混合经济，但这个社会主义是指全民共享发展成果，并不是政府决定一切的计划经济，也不是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中新社记者：西方国家的高福利制度实行多年，我们在借鉴过程中怎么避免走弯路？王小鲁：我认为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是福利制度的全民性，要全民共享，不能把一部分人排除在外。这一点，一些发达国家做得更好，我们需要改进。第二要避免过高福利影响发展。比如前些年，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的高福利制度成为导致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因为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支撑不了那么高的福利，只能是“寅吃卯粮”，通过借钱来维持高福利制度，最后就会变成债务危机。我们需要有一套公共福利制度，但要适应发展水平，不能让经济、社会负担过重。同时要注意，政府投资规模也不能超越经济条件的许可，过度投资也会形成越背越重的债务包袱，导致债务危机。公共支出的钱应该都花在刀刃上，一方面应该先做到雪中送炭，解决民众最迫切的问题，再去考虑锦上添花，另一方面，钱要用得合理有效，需要有健全的制度保障，防止政府和经手机构乱花钱，防止公共资源的浪费、流失、贪污腐败，通过完善制度，同样数额的资金可以带来更好的福利保障。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 News）报道，今年2月，美国纽约一白人男子在未受挑衅的情况下，2小时内袭击了7名亚裔女性，年龄在19岁到57岁之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2021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指出，美国针对少数族裔特别是亚裔的歧视和攻击愈演愈烈，仅纽约市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就比2020年猛增361%。近日，《亚裔美国的创生：一部历史》译者、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副教授伍斌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在美国《排华法》颁布近一个半世纪后，种族主义和仇外偏见仍在美国屡见不鲜，反映出美国“白人至上主义”的根深蒂固。疫情下的仇亚暴力，既是美国种族主义和不公的最新表达，也是仇外情绪的表现，继而勾起了亚裔美国人的沉痛历史记忆。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当前美国发生仇亚事件的共同特点是什么？

伍斌：自疫情在美国大规模暴发以来，亚裔美国人也因新冠病毒而面临着“种族主义”和“仇亚情绪”的次生威胁，成为顽固仇亚者持续骚扰和攻击的目标。亚裔遭受的仇视言行此起彼伏，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其一，弱势群体更易遭到攻击。美国社会仇亚的多数袭击目标是亚裔老人和妇女。据美国民权组织“停止仇恨亚太裔”（Stop AAPI Hate）公布的数据显示，在2020年3月19日至2021年3月31日记录的6603起仇亚事件中，64.8%的报告来自女性。其二，在针对亚裔的仇视暴力中，以语言侮辱为主，包括推搡和攻击在内，有身体接触的暴力占比较低。其三，无端攻击亚裔事件大多发生在公共场所。美国几乎所有的仇亚暴力，是在亚裔并无挑衅的情形下发生的。其四，仇亚事件在亚裔集中的区域更频发。在所有报道的仇亚事件中，近44%来自加州。最后，华人是仇亚言行的主要目标。
2021年3月，一支由美国加州奥克兰唐人街商户和居民自发组成的义工安全巡逻队在唐人街巡逻，防止针对亚裔的歧视和暴力犯罪，维护当地安全。中新社记者 刘关关 摄

中新社记者：以仇亚为代表的种族主义事件导致了哪些问题？给美国社会造成哪些影响？

伍斌：一方面，美国社会的仇亚暴力，引发了美国亚裔的恐慌和精神创伤。亚裔又一次成了“外国人”(aliens)，其在美国的归属感再次遭受打击。另一方面，这种恐慌情绪也打乱了亚裔的日常生活。美国的仇亚情绪引发了人们对亚裔美国人遭受日益严重敌意的担忧，也显示出亚裔在美国社会处境的脆弱性。

此外，仇亚事件是美国社会撕裂的写照。诸多带有明显种族主义的仇亚事件，不但严重干扰了美国社会的正常秩序，对美国的国际形象和软实力亦是巨大的损耗。

在美国，种族主义既是一种历史传统的延续，也是其沉重的国际负担。美国在海外宣扬的“崇高理想”和“人权”，与其国内的局势形成强烈反差。在美国将外交重心转向亚太之际，仇亚情绪无疑会阻碍美国外交目标的达成。仇亚暴力事件的激增触动了移民母国的同情，引发了其他国家或克制或激烈的外交谴责。

事实上，美国从未完全实现过其所宣称的“人权”理想，一些政客只是让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撕裂得更为显著罢了。而这种撕裂对美国信誉和形象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短时间内也无法恢复。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美国仇亚的历史文化根源及当前美国社会部分人仇亚情绪的导因是什么？

伍斌：当前美国的仇亚情绪看似事发偶然，实则由多种因素催生而成。第一，美国历史上的反亚裔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white supremacy）。仇亚并非新鲜物，而是美国系统性种族主义的一部分。19世纪中期以后，这种种族主义演变为将“美国例外”的种族及文化“神圣化”并捍卫其“纯洁性”的仇外民族主义。近两个世纪以来的反亚裔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导致当前美国仇亚情绪的根源。仇亚暴力是“白人至上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第二，当下美国社会对亚裔的攻击言行，与亚裔被视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替罪羊”有直接关系。美国种族主义的潜意识认为他们是疾病的携带者。这在美国历史上时有发生。华人移民经常被指控应对天花、梅毒、麻风病和鼠疫等传染病的暴发负责，而唐人街则被视为这些疾病滋生的“温床”。第三，美国政府官员和部分媒体的误导言行助长了美国社会的仇亚情绪，加剧了美国社会针对亚裔的攻击事件。Stop AAPI Hate联合发起人之一、旧金山州立大学教授张华耀通过调查分析证明，“政客的仇外言论”煽动了更多针对亚裔美国人的种族主义暴力。第四，仇恨亚裔的暴力虽然看似是美国的国内问题，但其与国际局势关联甚密。美国社会对特定族裔群体的敌意，常受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而激增。美国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与亚裔在美国的经历桴鼓相应。特朗普政府时期中美关系急剧恶化影响到美国华人，进而波及亚裔。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同中国“脱钩”和对抗的战略。尽管中国综合实力大幅提升，但正如基辛格所言，由于价值理念上的巨大差距，中美之间并未“形成共同的世界秩序观”。

第五，亚裔内部多样，缺乏凝聚力。美国的亚裔人口已超过2000万，代表30多个不同族群，其母国故土几乎来自亚洲所有国家和地区。在同一民族内，地域方言、宗教、阶级背景、教育程度、政治观点，以及世代、性别、生活方式等方面均有突出差异。总体来看，美国亚裔内部的贫富差距是所有美国族群中最大的。群体内部甚至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与冲突，导致不同亚裔群体间的利益很难统一，在争取利益和权利时不易形成有影响的合力。

第六，美执法部门和媒体对以往针对亚裔的种族主义犯罪和暴力缺乏重视。这对亚裔美国人是一种无形的打击，也助长了美国的仇亚暴力。

此外，美国“身份政治”的崛起，保守主义的复兴，经济的相对衰退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白人至上主义”的发展，“政治正确”所引发的身份焦虑等，也是导致当前美国仇亚暴力不可忽视的因素。2021年4月，纽约举行反仇恨亚裔大游行，上万民众手持标语在曼哈顿弗利广场集会后，游行穿过布鲁克林大桥至布鲁克林卡德曼广场。

中新社记者：怎么看待当前亚裔和美国社会对仇亚事件的应对之策及其成效？

伍斌：虽然仇亚的歧视与暴力在美国并非新鲜事，然则当前美国社会愈演愈烈的仇亚暴力，已成为决定亚裔美国人未来的“关键十字路口”。以仇亚为代表的种族主义事件是美国社会的结构性桎梏，短期难以解决，必将长期困扰美国社会。亚裔在总体上有意识觉醒，他们利用自身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方面资源，来积极应对当前美国的仇亚暴力。集会游行、注重对妇女老幼等弱势群体保护、购买防身武器、加强亚裔群体的活动与声音、成立更多促进亚洲人权利和正义的机构、社交媒体的积极参与、商界和民权组织采取行动、向各级政府施压等，都成了当前亚裔所采取的应对措施。

仇亚情绪也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美国各级政府对仇亚言行进行谴责，同时出台相应政策法规维护亚裔的正当权益和生活秩序。在联邦层面，拜登就任总统后首个星期便签署行政命令，承诺打击对亚裔的歧视。这是一系列以种族平等为核心的行政举措的一部分。

美国国会30多年来首次就反亚裔暴力问题举行听证会，讨论当前美国的仇亚问题，以寻求缓解之策。州政府也采取了相关政策应对美国日益加剧的仇亚暴力。当地官员和市民还提出增加警力、志愿者巡逻和设立专线等措施。亚裔在反抗仇亚事件和维护权利的抗争中，也得到了其他族裔和组织的声援。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初中时在课本上读苏轼的《水调歌头》，还不甚解语中意。随着年龄和生活阅历的增长，才逐渐体会到苏轼词中所表达的深意，回味无穷。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事业、家庭、容貌……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完美。固然没有人是完美的，但如何对待不完美之处，决定了你的前进方向。如果敢于坦然面对和接受，至少说明迈出了成熟的第一步。人生常态，季羡林曾在书中写道：“每一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从古至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不完满才是人生常态。”小时候得不到的玩具、不理想的考试成绩；长大后进入社会的迷茫、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进入中年后事业的不如意、家庭的压力；进入老年后身体的衰退与孤独……人生的每个阶段，总有烦恼与不如意，总是显得那样不完美。而我们似乎也总是执着于自己的不完美，却忽略所拥有的美好，一味仰望别人的幸福，其实回头看看，你所经历的未必不好。月盈则缺，水满则溢。不完美是常态，这其实也是一种完美。接受不完美“尺之木必有节目，寸之玉必有瑕瓋。”《吕氏春秋·览·离俗览》里的这句话，道出了世间万物各有所短，不可能十全十美。一尺长的木材会有节疤；一寸见方的玉石一定会有瑕疵。但从另一角度说，正因为有节疤，树木才更坚韧、更能经得住风吹雨打，而玉石也正因为易碎，才凸显了宝贵。电影《海上钢琴师》里，主人公1900被遗弃在邮轮上，被船上的锅炉工抚养长大的他，竟有着非凡的音乐天赋。他没有原生家庭，没有父母，没有亲人，也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只跟着一艘大船漂泊，没有上过海岸，但他却是最快乐的，有着最纯粹的自由，在船上，他也洞察了人生百态。主人公1900本可以下船去向世界展示自己的音乐天赋，获得无数名与利，追逐自己心爱的姑娘。但故事的结局却是1900几次放弃下船，最终与船葬身大海。

这不是完美的结局，但却又是完美的——1900坚守住了自己的纯粹，没让自己陷入现实的泥沼。这个“并不完美”的剧情，也让《海上钢琴师》成为经典名作。更勇敢些罗曼-罗兰曾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爱它。”人活一世，心态很重要。人生不可能圆圆满满，生活也不可能尽如人意，也正是因为这些不如意和不完美，才会有所追寻。前段时间在北京冬残奥会高山滑雪女子超级大回转-站姿比赛上夺冠的中国选手张梦秋，因患小儿脑性瘫痪，导致身体有一定的运动功能障碍。不过，热爱运动的她，最终还是成为了一名残疾人运动员。14岁时，张梦秋接触到高山滑雪项目，因为身体原因，张梦秋的反应速度比其他人慢。别人一个小时就能学会的动作，她需要花两三倍的时间才能掌握。凭借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在刻苦训练、反复琢磨技术动作之下，张梦秋入选国家队，此后渐入佳境。张梦秋曾说自己的梦想是站在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的最高领奖台，用了6年时间，她如愿圆梦，活出了自己想要的样子。坦然面对，是奋起而行的第一步。当然，后面还会有很多艰难险阻，荆棘丛生。但抛去自暴自弃，自怨自艾，轻装上路的你，已经迈出了成熟人生的第一步。愿你我都能坦然面对自己的不完美。也都通过努力，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每个人都只有一场独一无二的人生，你才是你人生的主角。

目标考核是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抓手。随着国家治理更加系统化，各地治理从过去强调中心目标“切换”到现在统筹多重目标，高度统筹性成为基层治理模式转型的特点之一。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在此治理转型过程中，基层承担的各项任务越发繁重，治理模式转型进度远远不能适应实际需要，出现目标打架、多头重复下达、层层加码等乱象。 基层干部和专家认为，要做好目标统筹工作，不断提升目标管理能力，为基层赋权并提供能力保障。 图片 “既要、又要、还要”，基层任务繁重复杂 同一家能源企业，因全力完成保供任务受到当地能源部门多次表扬，但又因为违规增产被安全监察部门通报批评，被处以巨额罚款……不久前，北方某省一位能源领域工作人员向记者讲述了他的困惑：无论是保供应还是保安全，都不允许出一丝差错；但现实问题是，面对去年四季度新增的保供任务，不违规超能力生产，就完不成增产任务。 “从各个部门看，每项政策都有道理，但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多项政策齐头并进，各项指标全部刚性考核，有的目标之间相互冲突，基层很难执行，有时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位工作人员说。 从过去追求高速增长，到现在追求高质量发展，我国正进入目标多元、政策多元的新发展阶段。在“既要、又要、还要”的多重目标下，基层面临“一难、两难、多难”等复杂局面，又因实际能力与目标要求不匹配，出现诸多不适应表现。 据了解，来源多重、头绪繁多、压力多元的工作任务，导致基层精力分散，难以聚焦于主要业务。 西部一位街道平安办工作人员说，防疫期间，既要填报涉疫地区来返人员数据等各类表格，又要紧盯社区疫情防控工作，还要分心于日常各类名目繁多的督查、检查、考核。基层干部特别是社区工作人员应接不暇。 “上级部门下发大量任务，全压在街道和居委会身上，我们除了无法提供医疗服务外，居民买菜、看病、吃药……几乎所有大小事情都要处理解决，上面却没有派下来多少人力援助。”这位工作人员说，人员短缺问题普遍存在，部分街道、社区依靠仅有的几名全职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勉强维持秩序，身心面临巨大考验。 层层加码、动辄调度，加重基层负担 半记者发现，从强调中心目标到统筹多重目标的治理转型背景下，一些不合理的治理方式进一步加重了基层负担。 ——硬性目标，层层加码。中部某县一名担任了16年党总支书记的村干部说，他现在最发愁的是推动新冠疫苗加强针接种。文件精神要求群众自愿接种，但有的部门又要求百分百完成。有村干部背着百岁老人去接种疫苗，老人的孩子站在身后喊：“俺娘打针出一点意外，你可负责？” 又比如，受疫情影响，部分村民出门打工受阻，光靠种地和打零工收入不足，手头紧，不愿缴纳社保医保养老保险。但上级政府对相关数据提出95%的底线指标。 ——频频使用调度评比。为了应对不断增多的考核目标，定期开展调度评比成为重要的治理手段。然而，有基层干部反映，调度评比有过多过滥的倾向，除经济发展、安全生产、疫情防控等重要任务外，大量琐碎小事也被纳入其中。 南方一位村干部说，前不久镇长开会布置工作，大大小小总共13项，而且全都要调度评比。“连殡葬火化工作也要调度，县里调度镇里，镇里调度村里，村里一个月没人去世竟然还要表态发言。” ——任务下放多，权限下放少。要实现多重目标，需要赋予基层更多自主权力。中共中央、国务院2021年4月发布的《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到，依法授予乡镇（街道）综合管理权、统筹协调权和应急处置权，强化其对涉及本区域重大决策、重大规划、重大项目的参与权和建议权。 然而，不少基层干部表示，面对上级安排的各项任务，目前基层只能被动执行，面对不同部门下发的重复任务，很难快速有效地向上级部门反映，即使反映了，上级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壁垒也不是基层可以推动解决的。 ——遇难题就让“做做工作吧”。干部工资发不了？做做工作吧！项目缺钱申请经费？做做工作吧！遇到群众上访？做做工作吧！不少问题需要上级部门协调解决的时候，“做做工作”就成为重要说辞。 “领导没说不支持，总是先让你做做工作，如果事情还是没解决，那就是工作没做到位。”北方一名乡镇干部说，这两年基层防疫任务陡增，上级下放的任务增加，但发放的资金补助减少。他跟上级部门申请增加公益性岗位，以缓解基层干部的工作压力，却只得到“做做同志们的工作吧”这句话。 强化目标统筹，加大基层保障 大别山区一位副县级干部表示，发展产业是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工作，但乡村振兴由乡村振兴局统筹，产业发展由农业农村部门负责，这两个部门是平级单位，如果上面协调不一致，下面就很难推进工作。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邹东升认为，面对新旧治理模式转变，各地应提升目标管理能力，纠正目标考核中的形式主义问题，整治多头重复下达目标等乱象。 一方面，上级要先统筹好多重考核目标，科学下达，精准实施。其中，既要统筹上下级之间的命令执行关系，也要统筹部门之间的横向协作关系。各部门间建立目标统筹和研讨机制，克服“部门主义”“本位主义”，避免目标打架、多头重复、层层加码等情况。 另一方面，加大对基层的赋权和能力保障，结合实际，强化基层组织对涉及本区域重大决策、重大规划、重大项目的参与权和建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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