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前看

      在网上遇到一个失独妈妈，一年前独女在一场车祸中离去。但在提及她女儿时，我并没有觉得她有多悲痛，反倒有一丝乐观。开始我以为她对女儿的感情很淡薄。

　　我边聊边翻看她的心情记录。

　　有一条大概是她女儿刚离去时发的吧。“女儿，你怎么忍心丢下我？妈妈很想你。”怕又重新揭开她的伤疤，我小心翼翼地试探着：“你当时是不是很悲伤？”

　　她发来一段话：“我的悲伤早死了。看到骨灰的那一刻，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倾倒了。我不知道自己抱着骨灰盒哭了多少天，根本无法接受。后来的一个月我一看到女儿的照片就崩溃。”

　　我顿时愧疚起来，自己不懂那种痛，还自以为是地猜测。

　　她开始和我主动谈起之后的心路历程。

　　一个月后，她干脆把照片藏起来，把所有和女儿相关的东西都锁起来。很多人劝她：时间就是治愈伤心的良药，慢慢就忘了，睹物思人只会越陷越深。但是她并没有被时间一点点治愈，反而更加绝望，心像被大火灼烧着，好几次徘徊在死亡的边缘。

　　她又把女儿的照片拿出来，一直凝视，一直流泪。她看着女儿永远定格的笑容，哭着哭着就笑了。她说她不能让女儿看到妈妈这么消沉，她要振作，要活下去。

　　“女儿的笑容拯救了我。我现在想开一点了。”她说。以后她每天都看女儿的笑容。曾经，那可是她的雷区。

　　在我们的观念里，悲伤的时候，最怕的就是触景生情。但一个人究竟靠什么才能从悲伤中解脱出来？刻意的忘记和忽视就可以消除一切吗？不一定吧。开始的时候，它让你悲痛，最后，它却让你解脱。

　　如海明威所说：“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

　　使我们悲伤的东西，时间久了，我们却要靠它解脱。悲伤与解脱，两者激烈冲突，又温和地达成协议。什么让你悲伤，你就得靠什么解脱。让你悲痛的东西，往往就是解药。

       一天中午，包拯吃完饭，刚想休息片刻，衙门外就传来击鼓声。包拯以为又有案件发生，立刻升堂。

　　“威武……”

　　包拯来到大堂，只见跪着一胖一瘦两个农夫打扮的人，问道：“下跪者何人？有何冤情速速报来！”

　　只见瘦农夫说道：“包大人，我们今天就想请你给我们评评理，重新分一下铜钱。”

　　包大人眉头一皱，说道：“什么钱这么难分，要闹到衙门来？”

　　瘦农夫特别委屈道：“今天我们两人在田地干活，我带了3个馒头、胖子带了5个馒头当午餐。正当我们准备吃饭时，有一个商人经过，想让我们分一些食物给他，并答应给我们钱。”

　　包拯问道：“是不是商人吃了馒头没付钱？”

　　胖子接过话说道：“我们三人把8个馒头平均分成了三份，每人吃了一份，那个商人吃完后留下8个铜钱就走了。”

　　瘦农夫连忙说：“对，可是8个铜钱，你不应该只给我3个，你拿5个啊，应该平均分！”

　　胖农夫反驳道：“可我拿出来的馒头比你多，所以应该多分一些。”

　　包拯明白了事情的经过，对瘦农夫说：“你拿3个铜钱不满意是吗？”

　　瘦农夫点点头说：“是的，分钱应该公平合理。”

　　包拯走下大堂，说：“把铜钱给我，我重新公平合理地分一下。”

　　包拯取出1个铜钱给瘦农夫，7个铜钱给胖农夫，笑道：“现在公平了！”

　　“啊，怎么这样？包大人，你怎么向着胖子？”瘦农夫更不满意了。

　　包拯惊堂木一拍，说道：“本大人的分法公平合理，8个馒头分三份，每份个，商人付了8个铜钱，也就是说个馒头值1个铜钱，瘦子你拿出3个馒头，自己吃了个，也就是说你只给商人个馒头，当然只能拿1个铜钱了，而胖农夫却拿出了个馒头，所以应得7个铜钱。”

　　瘦农夫听完后暗暗后悔，可也无话可说。

　　“退堂……”瘦农夫灰溜溜地走了。

     在一次访谈节目中，宋丹丹爆料自己曾经在35岁到48岁十多年的时间里“没戏”，让她很苦恼。这让我很惊奇，只以为这位大腕不屑演戏，她在春晚小品“超生游击队”、“钟点工”、“昨天今天明天”等中塑造的那些人物形象，现在想起来都会令人会心一笑，她已经在小品界占据了神级的地位。

　　宋丹丹分析自己没戏的原因，一是因为自己从不主动找戏，只坐在家中守株待兔，这让她“酒香也怕巷子深”而有价无市；二是自己同小品之间的纠葛，“成也小品败也小品”，许多人认为她只能演小品而没有片约。

　　在没戏的时间中，宋丹丹没有沉沦。首先她罢演小品，2001到2005年，连续5年不上春晚。在2008年上完最后一次，就彻底与春晚“决裂”，“除非用枪逼着”。其次，告别“麻桌”，主动出击，主演了电视剧《马文的战争》，一炮打回影视圈。《美丽的契约》让她再度蹿红，年逾50，成为影视圈中“大器晚成”的传奇者。

　　即使有如宋丹丹这样的名人，也会遭遇人生的“滑铁卢”，在一个演员最辉煌的十多年间空坐冷板凳。只有从自己“下手”，做出改变，才能带来人生第二春。用宋丹丹自己的话说，就是成功无他，只是赢了自己而已。

　   松浦弥太郎小时候就不时做出一些“另类”的事情来。直到读了高中，爸妈本以为他会改掉这个“劣根”，认真读书。哪知刚读高二，他又一次不走寻常路。

　　当爸妈看到儿子压在桌角的那封信时，松浦已经踏上了美国之旅。他在信中称自己对束缚个性的学习失去了兴趣，辍学逃离日本，去寻找独特的风景，过一种不一样的生活。可是一个人孤单地行走在异国，他有点失望，甚至觉得比在日本还要煎熬。

　　那天，他晃荡在旧金山街头，一家书店吸引了他。这是一家专卖旧杂志的书店，里面全是六七十年代的《Life》杂志、具有历史感的写真集、艺术绘本等，那些古书籍在灯光的照射下泛着淡黄色的光芒。他立刻喜欢上这种徜徉在文字、线条与像素之间的感觉。他觉得这才是人生大幕的一针一线，一个人只有注重生活的小细节，珍惜眼前的每一段美好时光，才是生活的本真。

　　回国后，他带回了大量的杂志和写真集等，并一页页地撕开，按照自己的理解对图片和写真进行分类。分类后进行重新组装，然后拿出去摆地摊卖，他要用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去感染人们，让人们学会品味生活。同时，他用笔抒写自己对生活的感悟。

　　很快，他开了一家书店，不同的是，这里的书都是经过他特别挑选，具有文化意涵的绝版书和具有特殊价值的古董书。更怪的是，他坚持只卖2000本书，是正常书店的一半储量。

　　有一天 ，他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邀他去参加一个会议。到了才知道，《生活手帖》杂志想让他出任总编。这是日本有名的杂志，创办于1948年，最鼎盛时期曾单期卖过100万册。然而进入新世纪，随着读者层年龄增长和阅读媒体多样化，它发行量锐减，公司运营艰难。松浦临危受命，出任新总编。

　　上任后，人们以为他会对杂志进行大换血般的改变。然而在第一次员工会议上他就宣布：将继续坚持60年不接广告，注重读者纯粹的阅读体验，还要保留创刊以来的插画封面。大家议论纷纷，奇怪，不接广告，这不是等死的节奏吗？

　　“怪怪”的新规实施后，员工们好像比以前更会享受生活了。每天3点的下午茶时间，所有人拿出自制的点心、果酱，边吃边闲聊最近好玩的事儿。其实，这是每天的“选题会”，大家在喝茶工夫间，选题就诞生了。选题内容不是那些新奇古怪的东西，而是教你如何料理一份可口的便当，或编织一双经典又温暖的长筒袜等等……

　　这些生活的情趣和理念给了编辑们以无限的创作灵感，使得杂志缓慢温和地新陈代谢。三年之后，杂志单期销量上升到16万册。他也因此被人们称为日本最懂生活的男人。每当有人问及成功的经验时，他会反问道：“教人们如何生活的杂志，如果你是编辑，你都不懂得生活，怎么让读者懂得生活？”

　　如今的松浦，依然保持“一周买一次花”、 “享受当季美食”；每天早上5点起床跑步、下午5点半结束工作、7点和家人用餐、10点睡觉的习惯。在他的世界里，所有细微的事物都有其美感。他一直坚持着自己的“怪”，因为他始终觉得，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人不应该被同化，只有保持个性，做到足够“怪”，生活才会够滋味。

       那位老师叫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

　　在我上初二时，他教了我们一学期的手工课。手工课不是主课，所以班里很多同学并不重视。难得的是，他上课很认真，经常鼓励我们发挥想像力搞一些小发明，或布置一些手工作业。

　　记得有一次，他要求我们“变废为宝”自制一把小刀，说每个人都必须完成，因为得分会记入期末的总评成绩。那时我特别希望自己能够得90分以上，因为每次上课，他都会把得90分以上的作品放在讲台上的一个“专区”里，让大家排着队上去参观。这是一种巨大的荣誉！

　　为了这个梦寐以求的90分，我一回家就四处找材料，从我家附近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找到一根光亮干净没有锈痕的废锯条。但是接下来的工作可让我犯了难：我家没有磨刀石，这可怎么办？突然，我的脑海里灵光一闪——我家门口的楼梯不太光滑，表面上布满芝麻大小的凹坑，在上面磨锯条一定行！于是，那几天一放学，我就端一碗水坐在楼梯口，把地和锯条都洒湿，然后就撅着屁股呼哧呼哧地磨起来，一直磨到母亲叫我吃饭时，才长出一口气收工回去。就这样卖力地干了两天，我的小刀终于“完工”了！

　　上手工课那天，一看到别人做好的小刀，我心里立马凉了半截。别人的刀刃磨得又光又亮。刀锋也长；而我的刀刃在楼梯上磨得黑不溜秋的，刀锋也是短短的，只能算是“小匕首”。老师开始一件件地“鉴赏”了，他很认真地给每一把小刀打分，每逢有做得精致的，他都要夸奖几句，并把这件作品放到讲台最前面的“精品区”里。突然，周围一阵大笑，只见他从一堆精致的小刀里抽出我的“小匕首”，脸上一副诧异的神情。我的心猛地收紧了，泪水也涌上了眼眶。

　　“这是哪位同学做的？”他的嗓门儿平日就很大，今天更是让胆小的我打了个寒噤。我犹豫着站了起来，周围的笑声更大了。“告诉老师，怎么回事？”我强忍住泪水哽咽地解释道：“我家没有磨刀石，这是我在楼道里磨了两天才做出来的。”

　　“哦——他微笑着轻轻地把我的小刀放到”精品区“里，和那些制作精致的小刀搁在一起。

　　从那以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尽了最大的努力，别人就不会轻视我。直到现在，但凡我做一件事情，纵然身边高手如云，我也绝对不会为自己的弱势而自卑。因为我知道，只要自己努力了，就对得起天地良心。

       英国某小镇，有一个年轻人，整日以沿街为小镇的人说唱为生；另外，有一个华人妇女，远离家人，在这儿打工。他们总是在同一个小餐馆用餐，于是他们屡屡相遇。时间长了，彼此已十分的熟悉。

　　有一日，华人妇女关切地对那个小伙子说：“不要沿街卖唱了，去做一个正当的职业吧。我介绍你到中国去教书，在那儿，你完全可以拿到比你现在高得多的薪水。”

　　小伙子听后，先是一愣，然后反问道：“难道我现在从事的不是正当的职业吗？我喜欢这个职业，它给我也给其他人带来欢乐，有什么不好？我何必要远渡重洋，抛弃亲人，抛弃家园，去做我并不喜欢的工作？”

　　邻桌的英国人，无论老人孩子，也都为之愕然。他们不明白，仅仅为了多挣几张钞票，抛弃家人，远离幸福，有什么可以值得羡慕的。在他们的眼中，家人团聚，平平安安，才是最大的幸福。它与财富的多少、地位的贵贱无关。

　　于是，小镇上的人，开始可怜我们的女同胞了。

　　中国山东，有这样一对夫妇：刚刚结婚时，妻子在济宁，丈夫在枣庄；过了若干年，妻子调到了枣庄，丈夫却一纸调令到了菏泽。若干年后，妻子又费尽周折，调到了菏泽，但不久，丈夫又被提拔到了省城济南。妻子又托关系找熟人，好不容易调到了济南。可是不到一年，丈夫又被国家电业总公司调到重庆。

　　于是，她所有的朋友，就给她开玩笑——你们俩呀，天生就是牛郎织女的命。要我们说呀，你也别追了，干脆辞职，跟着你们家老张算了。

　　但是，她以及公婆、父母，都一致反对。“干了这么多年，马上就退休了，再说，你的工作这么好，辞职多可惜。要丢掉多少钱呀！再干几年吧，也给孩子多挣一些。”

　　其实，他们家的经济条件已经非常优越，早已是中产阶级，但是他们仍然惦念着退休。于是，夫妻两个至今依然是牛郎织女。

　　我们，是一个尚义轻利的民族。中国人一直是为了某种自己未必真正明白的意义而活着。于是，中国人不能在没有目标的生活中活着。而这个目标，可以是工作，可以是理想，可以是金钱，可以是孩子，可以是老人……但是，唯一不可能是的，就是自己。

　　我们可以很委屈地活着。可以是工作上的极不顺心，可以是婚姻上的勉强维持，可以是人际关系上的强作笑颜，可以是所有欲望的极端压制，可以是为了一个所谓的户口……哪怕牺牲自己一生的幸福，也在所不惜。于是，在外国妇孺皆知的道理，而我们，却经常想不明白。

       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曾受一位挚友之托，写了一篇题为《昼锦堂记》的文章。欧阳修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把文章写好后，便命一差官骑马给友人送去。

　 　可是到了晚上，欧阳修突然想起了什么，马上命令一个仆人道：“你赶快骑快马去追那送文章的差官，让他把文章带回来！”

　　“老爷，那差官已到百里之外了，现在又是晚上，哪能追得上呀！”那仆人说道。

　　“无论如何你也要追上他，即使我那文章已经送到，也得设法取回来！”

　　看见主人态度如此坚决，仆人就急忙骑上马，走捷径，抄小道，拼命追赶，最后总算追上差官，把文章带了回来。

　　欧阳修为何一定要把文章追回呢？原来是为了添上两个“而”字。

　　《昼锦堂记》开头有这样两句：“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原稿中没有这两个“而”字，欧阳修将文章追回，就是为了把它添上去。

　　为了添两个字，竟如此劳神费力，是小题大作吗？不是。虽然不添这两个字，文章开头也并无语病，但添上后，文章的语气便与原文大有区别，即由直而曲，由急而缓，表现出欧阳修文章曲折舒缓的艺术风格。

       小时候父亲做的一件事情，一直到今天还让我记忆犹新。

　　父亲是个木工，常常帮别人建房子，每次建完房子，他都会把别人废弃不要的碎砖烂瓦捡回来，或一块两块，或三块五块。有时候走在路上，看见路边有砖头或石块，他也会捡起来放在篮子里带回家。久而久之，我家院子里多出了一个乱七八糟的砖头碎瓦堆。我搞不清这一堆东西的用处，只觉得本来就小的院子被父亲弄得没有了回旋的余地。直到有一天，父亲在院子一角的小空地上开始开沟挖槽、和泥砌墙，用那堆烂砖左拼右凑，一间四四方方的小房子居然拔地而起。父亲把本来养在露天到处乱跑的猪和羊赶进小房子，再把院子打扫干净，我家就有了全村人都羡慕的院子和猪舍。

　　当时我只是觉得父亲很了不起，一个人就盖了一间房子。那时我家穷得几乎连吃饭都成问题，但我父亲没有放弃，日复一日捡砖头碎瓦，终于有一天有了足够的砖头来造心中的房子。

　　后来的日子里，这件事情凝聚成的精神一直在激励着我。在我做事的时候，我一般都会问自己两个问题：一是做这件事情的目标是什么，二是需要多少努力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做成，之后就要有足够的耐心，因为砖头不是一天就能捡够的。

      汤显祖写《牡丹亭》入了迷，饭不吃，觉不睡。有一次，汤夫人问他饿不饿？他说：“我整天都同杜丽娘、柳梦梅、春香打交道，哪里还觉得饿！”

　　一天中午给他送饭，书房里竞空无一人，急忙派人四处寻找，也毫无影踪，后来忽然发现柴房里隐隐传来痛哭声，夫人进去一看，正是他掩面悲恸。 原来（《牡丹亭》写到（《忆女》一场，春香陪老夫人到后花园祭奠死去三年的杜丽娘，悲从中来，低头看见自己身上的罗裙，恰是丽娘生前穿过的，物在人亡，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他说：“我正写到，‘赏春香还你旧尼裙’一句，好像自己成了春香，睹物思人，情发于中，忍不住就哭出声来了！” 汤夫人把他从柴堆上拉起来，又是埋怨又是关切地说：‘快回去吃饭，你这个人呢，就是不知道爱惜自己。“直到这时，他才发觉肚子咕咕作响了。

　　由于汤显祖全身心地投入创作活动，使《牡丹亭》一问世就轰动了当时的文坛，”家传户诵，几令《西厢记》减价。“搬上舞台后更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

       沉默是金，人们常说。这话还被写成大字，镶在框里，贴在很多墙壁上。人们用它来告诫自己：言多必失，少说多做，祸从口出，实干兴邦空谈误国。总之，能闭嘴的时候就闭嘴。

　　但是马丁·路德金说过：历史将记取的社会转变的最大悲剧不是坏人的喧嚣，而是好人的沉默。

　　历史上无数悲剧源于集体沉默。二战期间，普通德国人大多已经隐隐知道那些被推上火车的犹太人的下场，但是他们对此不闻不问，照常买牛奶面包，上班下班，并对迎面走来的邻居温和地问候“早上好”。

　　今天的中国，朋友们聚餐，点龙虾鱼翅燕窝，结账的时候在座的人中有公职的那位“要一张发票”，这上万块钱的餐费最后摊到了谁头上，不会有人追问。

　　“房间里的大象”，在英文里，意指所有那些触目惊心地存在却被明目张胆地忽略甚至否定的事实或者感受，用作者泽鲁巴威尔的话来说，就是那些“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该知道”的事。

　　在一个电视相亲节目中，嘉宾们七嘴八舌分析某个相亲失败的男人哪句话说错了、哪个表情不当，却绝口不谈他的职业是厨师或者鞋匠的事实，这时候，电视屏幕里站着一只大象。

　　有些时候，沉默也许是起源于善意和礼貌，比如在临终亲友面前，我们不愿意谈起他们的病情，比如和一个口吃的人聊天，我们假装注意不到他的口吃。但是另一些时候，沉默源于怯懦。人们害怕权力，害怕高压，害怕失去升官发财的机会，害怕失去房子车子，于是沉默成了自我保护的机制。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沉默是沉默者的通行证。

　　另一些时候，人们所恐惧的，甚至不是利益上的损失或者肉体上的暴力伤害，而是精神上被自己的同类群体孤立。出于对归属感的依恋，他们通过沉默来实现温暖的“合群”。

　　所以，沉默的人数越多，打破沉默就越难——因为当越来越多的人卷入沉默的漩涡，从这个漩涡中挣脱出来需要的力气就越大。历史上的先知，往往命运悲惨。面对第一个站出来大喊“屋子里有大象”的人，人们往往不会顺着他的手指去看有没有一只大象，而是怒斥他为什么吵醒了自己的好觉。甚至，他们会因为那个人的勇气映照出自己的怯懦而恼羞成怒，你那么大喊大叫干什么？哗众取宠、爱出风头、不识时务、神经病。“沉默如癌细胞般分裂生长”，房间里的大象就这样在“合群”的人们的相互拥抱中越长越大。

　　好在随着大象越长越大，作者指出，它被戳破的可能性也随之加大——因为随着大象越来越大，掩盖这只大象所花费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并且，目击者的增多也意味着出现“叛徒”的可能性在增大。最终，孩子小声的一句嘟嚷“皇帝没穿衣服”，就可能使这只充气大象迅速地瘪下去。二战之后，德国人纷纷睁开闭上的眼睛，可惜，在众人眼睛的这一闭一睁之间，已经有无数人成了沉默的祭品。

　　拒绝发声并不奇怪，因为发声不但需要勇气，而且意味着承担。谈论全球变暖意味着我们要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意味着我们可能要选择不买车、少开暖气和空调、刻意节约用水。所以，沉默是金。但是大象并不会因为你不谈论它而消失，你可以不谈论它，甚至不谈论这种不谈论，但是全球还会继续变暖……

　　直视我们生活中的沉默，人们习惯于用政治或社会的压制来为自己的沉默辩护，却往往忘记了正是自己的沉默在为这种压制添砖加瓦。我们尽可以堵上自己的耳朵或者捂上自己的嘴巴，但是当房间里有一只大象时，它随时可能抬起脚来，踩碎我们天下太平的幻觉。

      他进来的时候，微笑着向办公室里的每一个人说：“你好！”我们都知道，他是靠关系才获得这份工作的。于是，在我们不屑的扫视里，他微低着头，涨红了脸，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

　　我们的刻意疏远，加上他性格内向，使得共处一室做事的我们，却有着人潮拥挤的街头，彼此擦肩而过的那种陌生，以至于他请了两天假，我们都几乎不曾感觉到办公室里少了一个人。

　　第二个月，我们渐渐发现他身上还是有很多优点的。他做事认真，为人谦虚，连谈到工作的事，他都是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似乎不是在讨论问题，而是讨教。

　　在我们刚对他有些好感的时候，他又提出要请假两天。主任生气了：“你请假做什么？”他说：“我有事。”主任问：“什么事？”他咬着嘴唇，支吾了半天，说：“私事。”

　　第三个月，他再次请假两天。主任大发雷霆：“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办的私事，我理解并支持，但周末双休日还不够吗？你非得要额外请两天假？”

　　他没有作任何解释，脸上写满了委屈，大颗的眼泪一滴一滴地滚落在地面上，立即化成一道破碎的水印。

　　他走后，主任去找老领导谈关于他的事。我们偷笑，等着看好戏。

　　主任回来，软软地坐下，不住地叹息。在我们惊奇的目光中，主任无比自责地说：“我一时的冲动，伤害了一颗高贵的心。”原来他是个义工，每个月都会去敬老院做两天义工，一年四季，风雨无阻。这也是他能免试得到这份工作的直接原因。办公室里瞬间变得异常的安静，静得可以听到心跳的声音。

　　我们没问他为何不选择周末去敬老院，为何要保密。之前对他的冷漠，让我们觉得自己不配去问这些问题。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在他回到办公室的那一刻，上前给他一个最真心的拥抱。我想，其他人的感受也与我一样吧，千言万语，如鲠在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