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储管理

我们认为，老年人的养老问题要分情况讨论，一个是城镇地区的老年人养老问题，另一个是乡村地区的老年人养老问题。

对于城镇地区，首先，20世纪开始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很多城镇家庭养育了独生子女，其子女成家立业后，可能面临着夫妻双方要赡养双方父母，同时还面临着养育子女的重大压力。尤其是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越久，老年抚养比越高。第五次至第七次老年抚养比分别是10.15%、19.02%和19.69%，老年抚养比越大，意味着劳动力家庭的平均抚养压力越大。城镇地区的老年人的退休工资高于乡村地区老年人，因此可以自己负担一定的养老支出。综合来看，城镇地区的老年化可以通过子女、老年人和国家等三方来承担养老负担。政府提供更适宜的养老设施，例如养老院等，子女承担一定的赡养义务，老年人承担一定的养老开支。

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养老问题不同于城镇。尽管计划生育政策较早出台，但是计划生育政策对农村地区仍然有一定的倾斜，比如大孩是女儿，则农村家庭可以再生育二孩，此外，尽管政策要求仅生育一孩，但是农村地区超生后可能面临的仅仅是罚款，而城镇地区有工作的还可能面临失业问题。综合来看，农村地区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家庭规模往往还是高于城镇地区。这意味着农村老年人的子女更多，能够赡养父母的子女更多。但是农村居民往往以劳务耕作，个体经济为主，因此在社会福利方面不同于城市居民。年老后，可能仅有少量或者没有退休金。因此，农村地区的养老问题，更需要依靠子女和国家来解决。

第二，老龄化加重，如何应对老年劳动力减少？

老龄化加重，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劳动力退出市场，可能削弱对经济的贡献度。目前主流观点是延迟退休，以保障劳动力的有效供应。我们认为，部分行业如教育、医疗等领域等劳动力年纪越大，则意味着经验越丰富，此时，用人单位不应该局限于年龄限制，可以考虑在退休后，通过返聘的形式最大化人才的价值。

经分析，影响生育的不仅包括计划生育政策，育龄人群规模，还有生育观念和生育意愿等。近10年内，先后放开了二胎和三胎，逐渐解除了政策上的限制。同时，育龄人群仍然维持较大规模。但是人口出生率并没有明显提升，且人口总量增速进一步放缓。此外，我们注意到二胎政策放开后，短期内产生了一定影响，随后，影响力度变弱。

综合以上现象，我们认为，生育率偏低的主要症结在于生育观点和生育意愿。一是观念发生改变，越来越多人期望先有学业，事业，而延迟结婚及生育，甚至接受不婚不育。二是生育成本在提高，降低了居民的生育意愿。但是婚育观念和生育意愿不是短期内就能改变的，而是长期慢慢调节。因此，如果要提升生育率，长期应对举措也应该围绕以上两点。

第一、尊重个体的婚育观，但是不主动提倡晚婚晚育，不婚不育。

第二、从多个维度缓解家庭的生育成本。

①城镇化方面，城镇化提升仍是趋势，但是推动城镇化不应该局限于吸引人口从乡村转移至城镇，还应该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服务，降低城镇转移人口的居住成本、教育成本等，以提升农村转移家庭的风险抵御能力，提高生育率。首先，以前往往强调大城市更需要保障性住房，租赁住房等解决居住问题。实际上，中小型城市人口居住问题虽然没有大城市突出，但是政府主导保障性住房、租赁住房供应可以给城镇化人口提供更为低廉的居住用房，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居住成本。其次，教育问题也至关重要。由农村转移至城镇后，如果能从政策上给予居民成本适当的教育资源，解决教育问题，也有助于提升居民的生育意愿。再次，城镇化是趋势，但是也要避免城镇化导致的贫富差距拉大，这会增加乡村转移人口的隐性生活成本。

②强调男女职场平等，避免因生育问题歧视女性，降低女性的生育意愿。比如一味地延长女性产假，可能将弱化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而适当的男性陪产假可能有助于男女双方平等尽生育义务，让男女双方在职场上更为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