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个神奇力量，突然给你两个月的假期，让你在这两个月内可以抛开一切责任想干啥就干啥，你会干啥呢？

如果你是一个成年人，我相信你不会把这两个月全用在吃喝玩乐上。你肯定有很好的计划。我有个朋友说他想以普通打工者的身份体验一下中国各地各种人的生活。也许你想去哪个寺院当两个月和尚。也许你可以去土耳其和沙特冒险。也许你可以学习一个新的技能。也许你只不过想读一本早就想读的书。也许你想研究一个什么东西，憋个大招！也许这两个月就能让你的人生状态发生根本的改变，最起码能让你的职业生涯上一个台阶。

某大学号称要“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 —— 在你五十年的职业生涯中两个月真不算什么。那你为啥没干这些事儿呢？你为啥就没有这么两个月呢？

这些事儿对你非常、非常重要。可是它们不紧急。时间管理的学问要求我们把事情按照“重要”和“紧急”这两个维度分类，可是你的日程表上全都是紧急。

所谓成年，大约就是习惯了做“该做”而不是“想做”的事儿吧。那两个月的梦想是你*想做*的事儿。你做的全都是你*必须做*的事儿。

而且你连必须做的事儿都做不完，所以你需要“时间管理”。

以我之见，时间管理的最高境界，是不做必须做的事儿。

先说简单的。比如有个作业必须周五交。如果到了周四的晚饭时间你还没写，那么对周四晚上来说，写作业就是你必须做的事儿。但是，同样是写这个作业，对周一来说，它就不是必须做的事。

咱们想想周一是个什么情形。你可以不写这个作业，也可以写。如果你选择写，那是你的一个主动的选择 —— 你手里有主动权，你不是被人用枪指着头，你充满控制感。如果你在周一提前把这个作业写完了，你的生活中就少了一件“必须做的事儿”。

如果你始终领先于你的时间表，你就没有必须做的事儿。当然这么说并不严谨，如果明天上午十点有个会议，你自己是不可能单方面提前完成它的，这个会议是你必须做的事儿。但是，对与会者群体来说，会议也存在“必须做”和“可以做”的区别。

不做必须做的事，带来的不仅仅是积极主动的感觉。它有战略意义。

没有必须做的事，你就有了选项。所谓“决策”，就是看看自己有什么可选项，从中选一个最好的。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时候根本谈不上什么决策，因为你没有可选项！你的日程表早就排满了，你只不过是随波逐流而已。只有在某个神奇的、空白的日子里，你才有可能抬起头来想象另一种可能性，你才用得上“决策科学”。

几年前一个经济学家（塞德希尔·穆来纳森）和一个心理学家（尔德·沙菲尔）写了本书叫《稀缺》，说贫穷和忙碌会把人陷入一个特定的思维模式，这个思维模式又会进一步限制人的发展能力，使得穷人更穷。

这本书里有个概念叫“余闲”，英文是“slack”。这个概念听起来非常新颖，因为此前人们完全不重视余闲。Slack 这个词在英文中带有贬义。一个游手好闲的人，穿个拖鞋听着随身听，谁跟他说个什么事儿他都心不在焉，用东北话叫“混吃等死”的人，就被称为“slacker”。但是 slack，在《稀缺》这本书中是个褒义词。

余闲代表任何一种多出来、可以任意使用的资源，可以是金钱、时间或者空间。很多自诩高效率的人认为应该可丁可卯地利用资源，但是《稀缺》认为余闲有两个好处。

一个是你不必须选择。如果你手里只有几百元钱，买什么东西就必须做取舍 —— 也就是 tradeoff。要买衣服，可能就不能买书了。但是如果你有很多钱，你就可以既买衣服又买书。

更重要的一个好处是你不怕犯错误。如果时间或者金钱是可丁可卯的，你选择做什么事情就得非常谨慎，一旦选错就是巨大的损失。但如果你有余闲，你就可以积极探索一些风险比较大的事情。看场电影来回要花三四个小时，时间少的人只敢看人人都说好的电影，有余闲的人却可以探索小众的东西。

探索需要代价，创造来自浪费。以前我听说，瑞典化学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之所以设立诺贝尔奖，本意并不是为了让科学家们展开发论文竞赛、更不是为了让科学家把日程表排得更满，而是为了给天才提供一笔奖金 —— 好让他们不必再为了钱而工作。诺贝尔希望你有财务自由，这样你就可以专门做自己*想做* —— 而不是*必须做*的事情，能够自由自在地搞搞研究。

可干可不干的事儿才有创造性。干什么都行的时间才是你的时间。

诺贝尔很可能没想到，他发的这点奖金完全不够给科学家赎身。对现代人来说，余闲比余钱可珍贵多了。

《稀缺》这个书名在我看来应该翻译成“紧缺”，书中描写穷人一种紧缺思维模式，用的例子主要是金钱上的贫穷。但是紧缺思维的所有表现，你都可以类比到时间上的贫穷。一个忙碌者可能有很多余钱，但是因为没有余闲，其实是个时间上的穷人。

穷人一直都在做取舍。就这么一点钱，用在这里就不能用在那里。同样地，如果你只有这么一点时间，要多跟一个客户见面，就不能陪孩子出去玩了。

穷人对价格非常敏感。忙碌者对时间非常敏感。我听说有些人跟老朋友见面约时间都得精确到分。说好了跟你聊十五分钟，聊 high 了聊了二十五分钟，他后面的日程就都会受到打扰。

紧缺思维有个“管窥效应”，也就是说穷人观察世界只能看见他急需的东西。经历过紧缺时代的中国人看东西都是“这值多少钱”。我最近还看到一个2018年的新研究 [1]，说正在节食减肥的人看什么东西都能优先发现食物。他们逛街对小吃摊最敏感，看电视最关注食品广告。他们除了吃简直就不想别的事情。而忙碌者满脑子都是时间。《奇特的一生》这本书说苏联昆虫学家柳比歇夫永远知道现在是几点钟，做什么事情都知道已经花掉了多少分钟。

我看金钱上的穷人和时间上的穷人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金钱上的穷人认为贫穷是不好的 —— 而很多忙碌者意识不到这一点。感叹“长恨此身非我有”的都得是重要人物，要说“偷得浮生半日闲”必须得位高权重才有资格。

但是在时间上斤斤计较真的好吗？要知道出其不意的创造性思维大多是在大脑空闲的时候迸发出来的。塔勒布在《反脆弱》这本书中推崇一个“杠铃原则”：说我们应该用最小的时间做最剧烈的脑力劳动，然后用大部分时间什么都不干。

对时间永远把握主动权，才是美好的生活。古典主义的英雄都是松弛有度的人，不可能一天到晚疲于奔命。那怎么才能做一个时间上的富人呢？

首先你得避免变成时间上的穷人。《稀缺》列举了很多研究，说贫困本身会加剧贫困。穷人本来钱就不够花，遇到紧急情况只好去借钱，而美国有很多专门针对穷人的小额贷款公司，它们的利息非常高，但是利润非常丰厚。为了偿还利息，穷人还得再借新的钱，以至于每个月在还各种借款的利息上就要花费400~600美元，这对于中产阶级家庭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这个道理是穷人在很多方面的花费其实更贵。拿固定电话来说，以前手机不普及的时候，正常家庭每月的电话费也就30美元左右。如果你这个月出现经济状况交不起，那么电话就会被停机。下个月等你发工资有钱了，还得再开通电话 —— 而重新开通电话需要40美元的“开通费”。有的家庭会反复交开通费。像这样因为贫穷而多出来的费用是个巨大的负担。

所以富人反而可以借钱，穷人千万别借钱。

那么如果你时间本来就少，就千万别预支未来的时间！这件事挤占了下一件事的时间，下一件事就不得不挤占另外一件事的时间，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而且还得交重新开通费。透支会大大加剧贫困。

那如果我已经是时间上的穷人了，怎么才能给自己积攒一点余闲呢？

首先你得改变姿态，敢于对很多事情说“不”。我不做这件事不是因为我没时间做 —— 是因为我想“有时间”。

其次你可以搞个重新启动，干脆放弃一些项目，一次性地得到一大笔余闲。

但是要想保住这笔余闲，你得非常自律才行。印度有些穷人做这么一种生意。每天早上向人借1000卢比作为本钱，买一些货物到集市上卖，到晚上能得到1100卢比。但是他必须当天还回借款，外加5%的利息 —— 所以他一天只挣50卢比。

那你自然会想，如果这个人自己能拿出来1000卢比，他就不用去找人借钱，他每天的收入的100卢比不就都是自己的了吗？他的收入不就立即翻倍了吗？

研究者也是这么想的。研究者来到印度，直接送给这些人每人1000卢比，想看看这样能不能彻底改善他们的生活。

结果发现不能。头几个月这些人的生活的确好转了，但是不到一年，他们纷纷又回到每天要借1000卢比的状态！

这是因为生活中会有各种“震动”。亲朋好友过生日，没钱也就算了，可是既然现在能拿出钱来，他就会心动，他就会拿出钱来买一个贵重的礼物 —— 于是第二天的本钱就没有了。

余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给震动做准备的，但是余闲非常害怕震动。你得忍住不动才能保住余闲。一下午的自由时间，如果说不干就真的什么都没干就没有了。余闲的种种好处，也就没有了。自律未必等于康德式的自由，但是自律总比他律好。

拥有余闲就拥有主动权，就拥有了创造、冒险和改变的可能性。时间就好像是金钱：你花了它就不是你的了，可是你一直不花它也不是你的 —— 只有在你“可以花也可以不花”的那一刻，它才是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