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个神奇力量，突然给你两个月的假期，让你在这两个月内可以抛开一切责任想干啥就干啥，你会干啥呢？

如果你是一个成年人，我相信你不会把这两个月全用在吃喝玩乐上。你肯定有很好的计划。我有个朋友说他想以普通打工者的身份体验一下中国各地各种人的生活。也许你想去哪个寺院当两个月和尚。也许你可以去土耳其和沙特冒险。也许你可以学习一个新的技能。也许你只不过想读一本早就想读的书。也许你想研究一个什么东西，憋个大招！也许这两个月就能让你的人生状态发生根本的改变，最起码能让你的职业生涯上一个台阶。

某大学号称要“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 —— 在你五十年的职业生涯中两个月真不算什么。那你为啥没干这些事儿呢？你为啥就没有这么两个月呢？

这些事儿对你非常、非常重要。可是它们不紧急。时间管理的学问要求我们把事情按照“重要”和“紧急”这两个维度分类，可是你的日程表上全都是紧急。

所谓成年，大约就是习惯了做“该做”而不是“想做”的事儿吧。那两个月的梦想是你*想做*的事儿。你做的全都是你*必须做*的事儿。

而且你连必须做的事儿都做不完，所以你需要“时间管理”。

以我之见，时间管理的最高境界，是不做必须做的事儿。

先说简单的。比如有个作业必须周五交。如果到了周四的晚饭时间你还没写，那么对周四晚上来说，写作业就是你必须做的事儿。但是，同样是写这个作业，对周一来说，它就不是必须做的事。

咱们想想周一是个什么情形。你可以不写这个作业，也可以写。如果你选择写，那是你的一个主动的选择 —— 你手里有主动权，你不是被人用枪指着头，你充满控制感。如果你在周一提前把这个作业写完了，你的生活中就少了一件“必须做的事儿”。

如果你始终领先于你的时间表，你就没有必须做的事儿。当然这么说并不严谨，如果明天上午十点有个会议，你自己是不可能单方面提前完成它的，这个会议是你必须做的事儿。但是，对与会者群体来说，会议也存在“必须做”和“可以做”的区别。

不做必须做的事，带来的不仅仅是积极主动的感觉。它有战略意义。

没有必须做的事，你就有了选项。所谓“决策”，就是看看自己有什么可选项，从中选一个最好的。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时候根本谈不上什么决策，因为你没有可选项！你的日程表早就排满了，你只不过是随波逐流而已。只有在某个神奇的、空白的日子里，你才有可能抬起头来想象另一种可能性，你才用得上“决策科学”。

几年前一个经济学家（塞德希尔·穆来纳森）和一个心理学家（尔德·沙菲尔）写了本书叫《稀缺》，说贫穷和忙碌会把人陷入一个特定的思维模式，这个思维模式又会进一步限制人的发展能力，使得穷人更穷。

这本书里有个概念叫“余闲”，英文是“slack”。这个概念听起来非常新颖，因为此前人们完全不重视余闲。Slack 这个词在英文中带有贬义。一个游手好闲的人，穿个拖鞋听着随身听，谁跟他说个什么事儿他都心不在焉，用东北话叫“混吃等死”的人，就被称为“slacker”。但是 slack，在《稀缺》这本书中是个褒义词。

余闲代表任何一种多出来、可以任意使用的资源，可以是金钱、时间或者空间。很多自诩高效率的人认为应该可丁可卯地利用资源，但是《稀缺》认为余闲有两个好处。

一个是你不必须选择。如果你手里只有几百元钱，买什么东西就必须做取舍 —— 也就是 tradeoff。要买衣服，可能就不能买书了。但是如果你有很多钱，你就可以既买衣服又买书。

更重要的一个好处是你不怕犯错误。如果时间或者金钱是可丁可卯的，你选择做什么事情就得非常谨慎，一旦选错就是巨大的损失。但如果你有余闲，你就可以积极探索一些风险比较大的事情。看场电影来回要花三四个小时，时间少的人只敢看人人都说好的电影，有余闲的人却可以探索小众的东西。

探索需要代价，创造来自浪费。以前我听说，瑞典化学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之所以设立诺贝尔奖，本意并不是为了让科学家们展开发论文竞赛、更不是为了让科学家把日程表排得更满，而是为了给天才提供一笔奖金 —— 好让他们不必再为了钱而工作。诺贝尔希望你有财务自由，这样你就可以专门做自己*想做* —— 而不是*必须做*的事情，能够自由自在地搞搞研究。

可干可不干的事儿才有创造性。干什么都行的时间才是你的时间。

诺贝尔很可能没想到，他发的这点奖金完全不够给科学家赎身。对现代人来说，余闲比余钱可珍贵多了。

《稀缺》这个书名在我看来应该翻译成“紧缺”，书中描写穷人一种紧缺思维模式，用的例子主要是金钱上的贫穷。但是紧缺思维的所有表现，你都可以类比到时间上的贫穷。一个忙碌者可能有很多余钱，但是因为没有余闲，其实是个时间上的穷人。

穷人一直都在做取舍。就这么一点钱，用在这里就不能用在那里。同样地，如果你只有这么一点时间，要多跟一个客户见面，就不能陪孩子出去玩了。

穷人对价格非常敏感。忙碌者对时间非常敏感。我听说有些人跟老朋友见面约时间都得精确到分。说好了跟你聊十五分钟，聊 high 了聊了二十五分钟，他后面的日程就都会受到打扰。

紧缺思维有个“管窥效应”，也就是说穷人观察世界只能看见他急需的东西。经历过紧缺时代的中国人看东西都是“这值多少钱”。我最近还看到一个2018年的新研究 [1]，说正在节食减肥的人看什么东西都能优先发现食物。他们逛街对小吃摊最敏感，看电视最关注食品广告。他们除了吃简直就不想别的事情。而忙碌者满脑子都是时间。《奇特的一生》这本书说苏联昆虫学家柳比歇夫永远知道现在是几点钟，做什么事情都知道已经花掉了多少分钟。

我看金钱上的穷人和时间上的穷人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金钱上的穷人认为贫穷是不好的 —— 而很多忙碌者意识不到这一点。感叹“长恨此身非我有”的都得是重要人物，要说“偷得浮生半日闲”必须得位高权重才有资格。

但是在时间上斤斤计较真的好吗？要知道出其不意的创造性思维大多是在大脑空闲的时候迸发出来的。塔勒布在《反脆弱》这本书中推崇一个“杠铃原则”：说我们应该用最小的时间做最剧烈的脑力劳动，然后用大部分时间什么都不干。

对时间永远把握主动权，才是美好的生活。古典主义的英雄都是松弛有度的人，不可能一天到晚疲于奔命。那怎么才能做一个时间上的富人呢？

首先你得避免变成时间上的穷人。《稀缺》列举了很多研究，说贫困本身会加剧贫困。穷人本来钱就不够花，遇到紧急情况只好去借钱，而美国有很多专门针对穷人的小额贷款公司，它们的利息非常高，但是利润非常丰厚。为了偿还利息，穷人还得再借新的钱，以至于每个月在还各种借款的利息上就要花费400~600美元，这对于中产阶级家庭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这个道理是穷人在很多方面的花费其实更贵。拿固定电话来说，以前手机不普及的时候，正常家庭每月的电话费也就30美元左右。如果你这个月出现经济状况交不起，那么电话就会被停机。下个月等你发工资有钱了，还得再开通电话 —— 而重新开通电话需要40美元的“开通费”。有的家庭会反复交开通费。像这样因为贫穷而多出来的费用是个巨大的负担。

所以富人反而可以借钱，穷人千万别借钱。

那么如果你时间本来就少，就千万别预支未来的时间！这件事挤占了下一件事的时间，下一件事就不得不挤占另外一件事的时间，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而且还得交重新开通费。透支会大大加剧贫困。

那如果我已经是时间上的穷人了，怎么才能给自己积攒一点余闲呢？

首先你得改变姿态，敢于对很多事情说“不”。我不做这件事不是因为我没时间做 —— 是因为我想“有时间”。

其次你可以搞个重新启动，干脆放弃一些项目，一次性地得到一大笔余闲。

但是要想保住这笔余闲，你得非常自律才行。印度有些穷人做这么一种生意。每天早上向人借1000卢比作为本钱，买一些货物到集市上卖，到晚上能得到1100卢比。但是他必须当天还回借款，外加5%的利息 —— 所以他一天只挣50卢比。

那你自然会想，如果这个人自己能拿出来1000卢比，他就不用去找人借钱，他每天的收入的100卢比不就都是自己的了吗？他的收入不就立即翻倍了吗？

研究者也是这么想的。研究者来到印度，直接送给这些人每人1000卢比，想看看这样能不能彻底改善他们的生活。

结果发现不能。头几个月这些人的生活的确好转了，但是不到一年，他们纷纷又回到每天要借1000卢比的状态！

这是因为生活中会有各种“震动”。亲朋好友过生日，没钱也就算了，可是既然现在能拿出钱来，他就会心动，他就会拿出钱来买一个贵重的礼物 —— 于是第二天的本钱就没有了。

余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给震动做准备的，但是余闲非常害怕震动。你得忍住不动才能保住余闲。一下午的自由时间，如果说不干就真的什么都没干就没有了。余闲的种种好处，也就没有了。自律未必等于康德式的自由，但是自律总比他律好。

拥有余闲就拥有主动权，就拥有了创造、冒险和改变的可能性。时间就好像是金钱：你花了它就不是你的了，可是你一直不花它也不是你的 —— 只有在你“可以花也可以不花”的那一刻，它才是你的。

你好，昨天我们讨论了人到底是不是理性的问题。我们的回答是，人理性和不理性跟经济学没关系，经济学关心的，不是人理性不理性的问题，而是人们要怎样才能存活下来的问题，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人比较容易存活，什么样的行为比较容易存活。这样经济学就找到了一个稳固的基础，它跟人具体是理性的还是不理性的没有关系。

今天，我们讨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到底是自私的还是不是自私的。

有一种说法，说经济学是建立在人性自私的前提之下，但实际上，人经常又是不自私的，所以经济学不一定对。当人自私的时候经济理论说对了，但是当人不自私的时候，经济理论就错了。

还有一种说法，说人有时候可以自私自利，但人也要讲道德。特别是商人，一方面他在商场上要拼搏，要厮杀，但是同时商人的血管里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

很多人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Wealth of Nation，1776 ），主张人是自私的。

斯密的名言我们都记得：“每一个人，不需要自己关心社会福利，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去推动社会的福利。他只需要关心自己，追求他自己的福利就可以了。但是他在追求自己福利的过程中，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让他的努力转变为对公共事业的推动。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让他的自私自利推动社会福利的改进。”

但是，人们还会同时指出，其实亚当·斯密还写过另外一本著作，叫做《道德情操论》（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1759 ）。这本《道德情操论》你看标题就知道，它讲的是人应该有道德，所以人应该有两面性，一方面是自私的，但另外一方面要讲道德。

到底亚当·斯密的看法是不是这样自我对立的呢？有时候要自私，有时候要讲道德？那什么时候自私，什么时候讲道德呢？我们来看看亚当·斯密到底是怎么说的。

首先，亚当·斯密在1759年发表了《道德情操论》，隔了17年，也就是到了1776年才发表《国富论》。《道德情操论》是亚当·斯密整个理论框架的一个总和，一个总的体现，《国富论》是当中的一部分。

当然，这本17年后才发表的《国富论》篇幅要更长，也更出名。这是后话。那么，人到底是不是自私的呢？亚当·斯密是怎么回答的呢？

亚当·斯密首先说，人是自私的，那些完全不自私的人，连自己都不爱的人，自暴自弃的人，这种人在社会上是不受尊重的。

但亚当·斯密紧接着说，人不仅仅是自私的，他们同时也具有同情心，也就是有设身处地的一种能力。他把他认为的别人幸不幸福，当作自己幸不幸福的一部分：你幸福，我幸福；你痛苦，我也感到痛苦。这是一种天生的能力，这叫“同情心”，人人都有的。

当然，今天我们知道，并不是每一个人的同情心都一样强。有些人强一点，有些人弱一点；正常人强一些，自闭症患者可能弱一点；女人强一点，男人可能弱一点。

但不管怎么样，人是能够同情的，有同情心，也就是有爱心的，也就是有爱的能力。这是亚当·斯密说的第二句话，人是自私的，但人有同情心。    

紧接着，亚当·斯密又说了第三句话：“人的同情心，是随着人与人之间距离的拉远而急速下降的。”

我们自己看看，我们自己手机里面的通讯录，里面有多少人呢？微信里面的联系人有多少啊？几十人是至少的，很多人有几百人甚至上千人。

那我问你，这几百人上千人的朋友里面，有多少人是真正爱你的？有多少个是你拿起电话来，对方就放下手上所有的东西，听你倾诉的？有多少人是说我要借钱，我需要帮助，对方就不顾一切不顾成本的去帮你的？

有20个吗？有10个吗？有5个吗？很少的。这是说，我们只能爱很少的人。爱心是不能扩展到很大的范围里面去的。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面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我们假设伦敦有一位非常得体的绅士，这位绅士听说，远在东方中国发生了一场地震，这场地震让中国人全死了。这个消息传到伦敦，传到了这位得体的绅士的耳边，这位得体的绅士会做什么？你猜他会做什么？听说全中国人都因为地震死了，他会怎么做？

他会首先拿出地图来查一下，中国离伦敦有多远，先看看这场地震会不会波及到伦敦。一看，半个地球呢，很远，伦敦是安全的。

然后他会做什么？他会哀悼一下死难的中国人，他会到微博上面发一个蜡烛，概叹一下人的脆弱，大自然的强大。

然后他再干什么？该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他会回到自己的生活，关心自己的起居饮食。这时候，如果他自己的手指头被刀割了一下，这件事情的重要性，那就远远比发生在中国的事情更重要了。

你要注意，这是一个得体的英国绅士，他的爱心也就这么一点。这是一个正常人的应有的反应，也就这样了。

所以，亚当·斯密非常睿智的看到了这一点：

我们终我们的一生，花一辈子的时间，都很难赢得和维持几个人对我们的友情和爱情，但我们无时不刻需要成千上万人的帮助。我们看看自己吃的穿的住的，有多少人涉及其中，有多少人在帮助我们，但他们都不爱我们，他们都不认识我们。这怎么办？这么大的一个空隙怎么填补？

答案就是市场。市场是一个陌生人跟陌生人之间打交道的地方，是一个陌生人服务陌生人的地方。

所以这是一种二分法：

人是自私的，他有同情心，他能够爱，但是爱是非常有限的，随着人与人的距离的拉开，爱就会下降。我们不能靠爱，爱是不够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市场。市场是陌生人和陌生人打交道的地方。

所以，亚当·斯密有另外一句名言：

我们每天之所以能够吃上晚饭，不是因为面包师，不是因为屠夫，不是因为酿酒商，他们爱我们，他们的慈善，而是因为他们要自私自利，他们要追求他们的利益。每当我们跟他们做生意的时候，我们不说我们自己需要什么，而是说他们需要什么。

我上课的时候，我总是跟同学说，你们为什么应该学点经济学，经济学为什么对你们会有帮助。而我从来不会告诉同学们我家里还缺钱，要买一个洗衣机，要买一个微波炉。

商业才是最大的慈善，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连续的光谱：

人是自私的 —> 他有爱心 —> 爱心有限，爱心不能扩张 —> 于是我们需要一个陌生人互助的平台，那就是市场。

我们不会把陌生人跟陌生人打交道的规则，用到我们的小圈子里去，不会把市场的规则用到家庭、用到朋友圈里去。同样，我们也不会用家庭里面的要求和标准，去要求社会上其他的陌生人。

--  课堂小结  --

我们今天介绍的二分法非常重要。也正是因为亚当·斯密看清了人性的这种两面性，也看清了我们对付这种两面性的基本方法：在小圈子里面，我们讲的是爱心；在大圈子里面，在陌生人的范围里面，我们讲的是规则。也正是这样，他替市场经济找到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把亚当·斯密看作是市场经济之父。

--  课后思考  --

你认为，市场经济会不会让人情变得淡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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